“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與國家治理：中國與世界”分論壇綜述

　　11月9日上午，為期兩天的北京論壇分論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與國家治理：中國與世界”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第二會議室落下了帷幕。25位中外知名學者參加了這次分論壇，其中23位學者作了主題發言，研討內容涉及國家治理的眾多方面，與會專家學者對這些話題進行了深入而熱烈的探討。為方便讀者閱讀，記者將23位學者的主題發言進行了歸類整理，共分為三類——關於中國國家治理理論視角的研究、關於中國國家治理實証視角的研究、關於國家治理的國際與歷史視角。

關於中國國家治理理論視角的研究

　　來自復旦大學的林尚立教授於11月7日下午作了題為“國家轉型與現代政治——從中國把握中國政治”的報告。他認為，討論國家治理問題，繞不開國家政治問題的大背景。於是他報告的主題便圍繞著“如何來看今天的中國政治”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政治有兩個大背景，一是中國古典政治，源於中國，由中國制造﹔二是中國現代政治，源於西方，由中國制造。他在報告中指出了中國政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一是中國政治並不排斥市場化、全球化與網絡化這三個大的趨勢，而是接納、適應並推動這三個過程﹔二是由於社會監督的加強，政治權利的邏輯會發生大變化﹔三是民主與法治成為國家基本﹔四是權力系統制度性更替開放。林尚立教授在報告中提出四點結論：首先，中國現代政治要素是外來的，但屬於中國制造﹔其次，中國建構現代政治是從解決中國問題出發的：一是從國家整體現代化轉型，二是全體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第三，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使中國現代政治走上正軌﹔第四，理解中國現代政治關鍵在於把握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

　　清華大學張小勁教授在11月7日下午所作題為“治理的話語：從官方陳述到學界討論”的報告中，側重於對中國政治話語傳播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官方陳述與學界討論關於治理的話語之間的互動。中國目前處於更大的轉折點上，標志性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召開，形成了新的領導集團，將會影響中國政治未來十年的走向。之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這三次會議文件中包括了新的想法和話語，張小勁教授的論文就是研究這些新的話語和想法從哪裡來，其發展會導致什麼樣的影響。學界關於治理的研究，在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主要與自然環境治理相關﹔80年代以后，從早期的工業治理進入到社會治理和經濟治理﹔2000年以后，逐步出現了國家治理，但是話題呈現出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點。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以后，國家治理的研究井噴式地增多，話題也日益聚斂。報告中總結道，學術討論與政治陳述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在學術語言影響政治語言的時候，側重關注“是什麼”的問題，而當政治陳述對學術討論產生影響的時候，學術討論的重點則開始轉向“如何做”的問題。

　　來自吉林大學的周光輝教授於11月7日下午作了題為“領土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的報告。他提出的觀點有：第一，公民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合法性和政治穩定的基礎﹔第二，公民形成國家認同最終依賴於對現代國家整體性特征的認知和認同﹔第三，國家與領土關系的轉變是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關鍵環節﹔第四，領土逐漸具有了權利內涵，並成為現代國家的構成要素和權利范圍﹔第五，民族或制度並不必然是國家的整體性特征，而領土構成了現代國家的完整性和獨特性﹔第六，國家認同有三個層面：領土認同、制度認同、民族認同，一個完備的國家認同理論應該以領土認同為基礎，以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作為重要的途徑和方式。

　　北京大學燕繼榮教授於11月7日下午作了題為“現代化與國家治理：中國的問題與挑戰”的報告。他首先提出，基於國家治理的改革和基於民主自由的改革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前者更加強調國家的整體績效和國家的競爭力，后者更加以問題為導向，以解決國家發展當中的現實困境為出發點。基於此，關於國家治理的研究模式主要考察的是現代化、國家治理以及制度變革三者的關系。在總結了現代國家含義后，燕繼榮教授提出競爭性和開放性構成了現代制度與傳統制度的根本區別，所以對於國家權力的有效制約是國家治理的關鍵，而如何實現有效制約則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他提出按照現代國家的經驗，國家治理應該完成三個方面的任務：首先，要強調有一個有效的公共權力體系，強調國家能夠行使有效的治理﹔第二，不僅強調國家在空間上的整體性和統一性，而且要在觀念上強調整體性和統一性﹔第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在時間維度上必須要強調現代的指向。

　　來自韓國釜山國立大學的Jin-Young Kim教授於11月7日下午作了題為“北京共識與國家治理的任務：評估與未來”的報告。報告主要圍繞兩個問題，首先是評估北京共識對於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持續性和適用性。她認為，不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模仿北京共識的，因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成功不僅依賴於一個國家領導的戰略，還需要一個運轉良好的國家體制，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國家體制尚未演進成熟。第二是怎樣改革國家治理，使得北京共識成為一個全球范圍內具有可替代性和持續性的方案。她認為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第一，中國需要賦予北京共識更深層次的價值體系，從而建立全球認同﹔第二，取決於中國在應對挑戰的時候能不能成功地進行改革。

　　南開大學朱光磊教授11月7日下午作了題為“‘兩化疊加’：中國治理面臨的最大難題”的報告。他認為，目前中國治理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兩化疊加”，即現代化與后現代化階段高度重疊。產生的原因一是內部壓力，比如自身的高速發展、民眾期望值很高等﹔二是外部引力，主要是國際比較下的示范效應。他指出“兩化疊加”帶給中國治理的難處有：一是社會共識難以達成，二是導致政府發展理念上的錯誤，三是不利於正確認識當前社會發展階段方面空間上的差距。對此，他提出了應對的途徑：第一，加快城市化進程﹔第二，突出服務性政府建設﹔第三，要建設有為政府﹔第四，支持社會結構的必要分化﹔第五，調整國家的政治話語體系。

　　北京大學徐湘林教授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社會轉型：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政策選擇”的報告。他認為，中國在急劇變化中既實現了經濟騰飛，又保障了政治體制的基本穩定，而現代化理論和民主化理論很難解釋這一中國現象。因此，徐湘林教授指出，我們要有社會轉型與國家治理的新理論視角，國家治理作為比民主化法制化更大的范疇，有新的概念和結構。首先是中國太極圖的范例，國家社會關系不是零合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關系。其次，他提出國家治理包括六個基本的要素，缺一不可，分別是核心價值、權威、行政執行的體系、政治互動、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在此基礎上，徐湘林教授進一步闡述了在中國治理層面能做哪些可行的事情。他說，無論民主還是法制，現代社會最大的理念是希望政府是負責任的政府，不一定通過大選民主來解決，可以進行責任型民主的體制改革，這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擴大和落實人大的監督權，二是政府官員和事務官員的分離，三是建立健全政府官員的責任制。

　　清華大學的貝淡寧教授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賢能政治中的選賢任能”的報告。他說，西方媒體、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經常認為中國沒有政治改革，因為他們把政治改革僅僅定義為做到一人一票的選舉。貝淡寧教授認為，如果把政治改革的定義從一人一票的普選制轉移開，就能看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即重新建立一個“賢能政治”的體系，基於官員擔當較低政務時的政績來提拔。他認為“賢能政治”當中的選賢標准有情商、智商和服務意識，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他指出，中國目前的官員晉升制度更多依賴的是下屬評估，而不是同行評估，而后者比前者更有效。

　　上海交通大學的胡偉教授在11月8日下午作了題為“關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若干思考”的報告。他指出國家治理有兩個角度的含義，一是超越時空的角度，治理基本上是統治和管理，在漢語中可以簡稱為治理﹔第二個角度則與原來的統治有所區別，強調多元共治。他認為，在中國目前講國家治理，這兩種含義都具有，但比較有新意的是后一種含義。后一種含義的主要用意有兩個：一是去國家化的特征，重構國家跟社會的關系﹔二是超越政治現代性的特征，在政治體系內部進行再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彭向剛教授於11月8日下午作了題為“國家治理能力與公共領導力”的報告。他認為，從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來看，公共領導力具有重要價值。基於中國國情，他提出提升公共領導力的八個重要環節，分別是定位領導角色、規范領導的權力、理順領導關系、謀劃領導思路、改革領導用人、完善領導制度、保障領導力的執行和提升領導素質。

　　北京大學的王浦劬教授於11月9日上午作了題為“中國公共政策擴散模式與機制分析”的報告。他的報告主要探討政府治理的政策層面——公共政策的擴散現象。他認為，中國公共政策擴散的基本模式有：自上而下的層級擴散模式、自下而上的吸納輻射模式、同一層級的區域或部門間擴散模式、不同發展水平區域間政策跟進擴散模式。他認為這些模式的內部機制主要有：學習機制、競爭機制、模仿機制、行政指令機制、社會建構機制。基於此，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論：第一，關注政策擴散的主體，四種模式的主體有三種是地方政府，可見中國的政策擴散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第二，這五種機制從中國實際運行和效果來看，各有長短。學習模式成本低，但是政策同構性程度較高﹔競爭性政策激勵性比較強，但是過度的競爭會導致政策性損害﹔模仿性政策可以保持政策的原汁原味，但是有時會脫離當地實際﹔行政性的機制能夠強有力地推行，但容易導致一刀切﹔社會建構機制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有效整合，使得政策和治理都更多地帶有民主性，但是往往效率低下，達成共識比較困難。

關於中國國家治理實証視角的研究

　　來自韓國首爾大學的趙英男教授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中國如何啟動法律政策的作用”的報告。他以中國的普法教育活動為案例，分析了中國開始法治政治。他認為，中國開始普法活動的原因在於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兩大挑戰：一是維護政治穩定，防止文革再演，而文革背景之一就是人治，因此考慮建立法治﹔二是地方方面面臨同樣的問題，人民共識解體后如何維持社會穩定。進行普法活動的主要方式有兩個，一是面對面的教育，比如各類講座、培訓班﹔二是利用大眾傳媒。普法活動一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效果，讓法律原則和法律援助的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存在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地方和基層干部沒有動力展開普法活動。

　　來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鄧大才教授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產權單位與治理單位的研究”的報告。通過觀察他們在全國農村試點的情況，鄧大才教授發現，很多地方出現了治理單位的下移從而和產權單位統一的情況。1978年以前，中國產權單位經歷了從小到大，又從大到小，最后回歸到生產隊。治理單位也經歷了從小到大，又從大到小，最后三級分割。其中治理單位和產權單位經常錯位，不對稱，導致管理成效和經濟效果都不好。1978年以后產權到了小組，但治理單位還在村庄，所以容易發生沖突。報告得出三個結論：第一，產權單位與治理單位的對稱性影響治理的成效﹔第二，產權單位和治理單位的對稱性確定基層的治理方式﹔第三，產權單位和治理單位的對稱性由利益和規模兩個因素構成，兩者影響和決定治理成效和治理方式。

　　來自美國密歇根大學的Lawrence S. Root教授於11月8日下午作了題為“實習作為教育工具：避免權利侵害與維持教育目標”的報告。Lawrence S. Root教授分析了實習生教育的權利和勞動的權利在現實生活中的情形。通過分析教育問題中公平的問題、公民權利的問題、法律的問題以及社會各方利益的保護問題，實現從微觀角度看國家治理的問題。

　　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的賴德勝教授於11月8日下午作了題為“人力資源的配置與創新”的報告。他認為治理體系現代化非常重要的目標是使各種資源各盡其能，各得其所。故而人力資本如何配置事關國家創新與可持續發展。錢學森之問提出為什麼中國大學培養不出創新型人才。當年的主流觀點是教育出了問題，賴德勝教授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於勞動力市場出了問題。中國的部門可以分成三個：私營部門、公共部門、壟斷部門。這三個部門的人力資本創新回報是不一樣的，政府部門和壟斷部門的人力資本創新回報相對較小，私營部門的比較大，但事實上中國畢業生首選是政府部門和壟斷部門。他總結道，創新既需要人力資本的生產，同時也需要人力資本的配置。為此要做到，第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第二，改革教育體制，提高教育質量﹔第三，政府要發揮作用以促進創新並降低創新風險。

　　來自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的Brooke Wilmsen博士於11月9日作了題為“中國農村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收購風險”的報告。Brooke Wilmsen博士在過去15年一直從事中國土地的交換以及由於交換導致的相關移民的問題。她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土地流轉上給了農民更大的自由度。但這也帶來了風險，一是會有人在土地評估前惡意抬高土地價格，二是土地價格容易被低估，三是由於土地流轉權利的不對等，很可能導致農民的境況更差。她最后提到，中國不僅需要為經濟增長做出規劃，還需要為公平正義做出規劃。

關於國家治理的國際與歷史的視角

　　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Joel S. Migdal教授於11月7日下午作了題為“權威與發展”的報告。他通過國際比較，提出了四種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模式，分別是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模式、國家與社會的分層模式、社會取代國家進行治理的模式以及由社會扮演監督國家角色的模式。他認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分類，而且對於理解“治理”這個詞有很大幫助。

　　來自日本政治研究院的百鳥令教授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作為國家的發展模式轉型：以二戰后日本為例”的報告。他指出，二戰結束后日本的發展模式從“富國強兵”轉變為“富國弱兵”，從側重軍事力量轉變為側重經濟發展。到197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的時候，一項研究表明，日本當時的發展模式兼容美國式的以生產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和北歐式的以福利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他說，生產增加不一定導致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提升，隻有確立建設福利社會的目標，並為之努力才能實現這樣的發展目標。

　　巴基斯坦國家銀行前行長伊思哈特 侯賽因先生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正式與非正式的治理模式”的報告。他首先提到，實証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和治理之間存在正相關。接著，他提出機構和治理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個渠道：一是可預測性、透明度、合同的執行、官僚系統的效率﹔二是腐敗率的減少﹔三是社會資本的信任幫助減少交易成本。然后他談到了能夠改進發展中國家治理的機構主要有兩類，即正式機構和非正式機構，正式機構可進一步分為國家中心和民間社會兩類，可以發揮權力制衡、行政權力監督等作用﹔非正式的機構中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社區和社區之間發揮一種膠水的作用，把社區連接起來。

　　來自韓國成均館大學的馬仁燮教授於11月8日上午作了題為“亞洲的優質民主探索：理論、評估指標與類型”的報告。他說，由於看到現有民主國家很多不令人滿意的現狀，他們試圖從民主的質量來重新定義民主。民主不僅僅是選舉，應該建立一套量化指標。馬仁燮教授提出，優質民主的四個支柱，分別是程序、有效性、績效和整合。他說，目前他們已經用這套指數來研究亞洲國家，日后會擴大到全球。

　　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Mark Bevir於11月8日上午作了“新治理：層級、市場與網絡，1979-2010”的報告。他認為，“治理”這個詞是超越了國家和社會層面的，至少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政治體制如何來管理資源，二是政府怎樣為公民提供服務。目前西方國家的治理已經從層級的官僚制度轉移到了市場和網絡的視角。Mark Bevir認為發生轉變的主要原因是新的社會科學概念對世界產生了影響，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新古典主義，他們拒絕等級效力，因此要建立市場相關的機制﹔另一個是制度主義，鼓勵網絡伙伴關系。他認為目前治理的現狀處於混亂中，但混亂中仍然有一些特點，一是官僚主義仍然存在，二是從高層到基層的官員並不完全支持市場改革，三是社區的改革被忽略了。

　　來自北京大學的肖鳴政教授於11月8日下午作了“國家治理評價指標體系的分析及其啟示”的報告。他首先整理了國內外關於國家治理評價的指標，然后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它們有幾個共同點：第一，重視與強調公民的參與﹔第二，關注政府履職的效能問題﹔第三，關注公平公正問題﹔第四，都缺乏對治理能力的評價。肖鳴政教授進而認為，有必要提出新的國家治理評價指標，新的評價原則有：第一，堅持人民群眾的評價主體地位﹔第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體現多黨合作與共和體制﹔第三，堅持社會進步國家繁榮的績效導向。評價的內容要包括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方面。評價方法要多元，包括執政者自我評價、各參與主體內部評價、第三方機構的外部評價和人民群眾的感受評價等。

　　來自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的高小平教授於11月9日上午作了“晚清治理體系變革失敗的啟示”的報告。他把晚清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依次是以自強求富為主題的洋務運動時期、變法時期和新政時期。第一階段僅有經濟領域的變革，未有國家的全面變革，社會整體未有大的變化，單項成果不堪一擊﹔第二階段雖然在經、政、文、社、軍各領域開展，但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整體性設計、系統性考量和中層支持不足，碎片化的變革幾乎無人享受到變革成果，導致變革失敗﹔第三次階段探索得猶豫不決，低層支持不足。高小平教授總結晚清治理體系變革三度失敗帶來的啟示有：第一，如果治理體系內在矛盾復雜，則需要系統變革。對已然十分完備、但又完全僵化的原有治理體系進行變革決不能採取零打碎敲的方法，變革要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全面推進，一定要抓住機遇，堅定前行。第二，系統性變革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確理論作指導，使理論、方案、行動“三位一體”。

結語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而本次分論壇的主題緊密圍繞中國現實而展開。兩天半的時間裡，來自7個國家的23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等眾多內容，發言精彩紛呈，提問針鋒相對，討論開誠相見而慷慨淋漓。小小的會議室中，除了與會的專家學者，還有前來旁聽的高校教師和學生，他們也不時地參與到討論中來，給論壇帶來了新的聲音。分論壇為相關領域的人們提供了思想交流和觀點爭論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中國學者可以借鑒國外學者帶來的經驗，外國學者可以聽到中國學者的聲音﹔專家學者們可以辯論相長，青年學子們可以提問求知。分論壇已經結束，但由此激發的思考才剛剛開始，期待明年的北京論壇再次帶來思想的盛宴。

　　專題鏈接：北京論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