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剛：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意義、方法

摘要

隨著學術研究的國際化，中國學者對海外漢學家及其研究成果的了解越來越深入，但國外漢學家對中國學者的研究卻缺乏了解。以古代文學研究為例，中國學者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意義，是建立在中國傳統學術基礎之上的，這與國外漢學家有很大的區別。本文從七個方面論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研究，希望能夠在中國學術走向國際的同時，讓海外漢學家也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學者的研究。同時，對中國相關主管部門和一部分學術研究者，也提出忠告，向國外學習固然重要，但要切記，交流必須是平等的，不要挾洋自重，看到別人的優點，也要看到自己的優點，這樣的交流才是有意義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發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漸漸地意識到了一些問題，即中外學術交流存在不平等現象：中國學者非常認真地傾聽外國學者的聲音，閱讀他們的著作，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吸收他們有價值的學術觀念﹔而外國學者，特別是歐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歷史與文化的漢學家總數並不多。由於外國的教育體制與中國的不同，外國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方向如果有四、五名教授任教，規模就算比較大，著名的一流學者更少﹔同時，中國學術界對外國學術界吹捧過高。中國大學頻繁邀請為數不多的漢學教授來講學，並提供豐厚待遇。實際上，外國的漢學教授水平良莠不齊，有一批教授，也包括改革開放后到外國任教的中國年輕學者，水平很高，取得了較大的學術成就，但我所認識的部分漢學家水平有限。在中國政府大力斥資幫助中國學者了解世會，也希望能就此題目與國外同行交流。

中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意義、方法、教學對象等方面截然不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從方法來看，外國學者在闡述、分析問題上擁有一些先進而系統的理論體系。其實，先進與否不能簡單地下定論。我們隻能說，外國學者使用的方法與中國學者使用的不一樣。外國學者有一貫的哲學傳統作為文學、歷史等各方面研究的基礎。基於研究對象和目的不同，中國學者可以借鑒外國學者的研究方法，但決不可以此為標准。另外，個別中國學生因為尚不具備判斷研究水平高低的能力，更傾向於接受與中國教師講授內容不同的觀點，盲目推崇外國學者，也有部分中國教師過分崇拜外國學者。例如，我有一次開會遇到一位曾在美國進修的老師，他毫不掩飾地以非常榮榮耀的口氣地大談他在美國的導師，其實他的年齡和那位導師差不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績，完全沒有必要如此菲薄。還有一位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同學在網上撰文稱，中國老師講陶淵明的一句詩，自己一直沒有弄明白，而到國外后，聽了外國教授的講解，立即就明白了。我實在不明白在文獻的閱讀上，外國老師怎麼會比中國老師講得更明白？我並非排斥文化與學術交流，而是提倡平等的交流，雙方要彼此尊重。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就文本的閱讀和對文獻的把握、理解而言，中國學者的水平無疑高於外國學者，這是毫無疑問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把握比較好，他們中很多人現代漢語水平不錯，但理解上也會有一定困難。古代文學研究則不同。拿到一個沒有句讀的經史文本，連我們母語者都存在閱讀和理解困難，更遑論外國人。即使讀懂了，對文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闡釋。所以，外國學者對中國古代文獻的把握比中國人好，是一個錯誤的理解。

針對上述現象，我想就以下七個方面來闡述我的個人觀點，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與討論：

一、 古代文學研究要遵守歷史學的規則﹔

二、 古代文學研究在還原歷史原貌基礎上研究現象發生的原因、發展條件、嬗變的規律﹔古代文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建立科學的命題，以科學的方法尋找解決的途徑，盡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三、 考証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則、方法﹔

四、 傳統目錄、版本工作的意義以及當前電子文獻使用的利於弊﹔

五、 古代文學研究有深厚的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傳統作基礎，又具有現代學術意識，古今結合，不可偏廢﹔

六、 古代文學研究中的藝術性問題﹔（人文學科應是科學與非科學的結合）

七、 學科的理論總結和文學史的描述，必須建立在專題研究基礎之上：以著名文學史研究家曹道衡先生研究為例。

以下節選部分章節：

一、古代文學研究要遵守歷史學的規則

1．古代文學研究屬於歷史科學，因此當然要遵守歷史學研究的規則。

古代文學是指發生於中國古代歷史上關於文學的寫作、特征、發展的過程和階段等歷史現象，因此它屬於歷史科學，既然是歷史科學，當然要遵守歷史科學研究的規則。

歷史學有許多定義，但其基本內容離不開對歷史上的事件進行敘述、整理、和分析，進而研究歷史現象形成的原因以及發展的規律。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具有客觀存在性和真實性特征，這個特征也同樣適合於文學史。因此，古代文學史實際上也就是對歷史上產生的各種文學現象、作家、作品進行客觀敘述、分析，研究文學發展的進程和演變的規律。文學史研究必須依據歷史學的原則，比如歷史學對歷史時段的劃分、對歷史材料的梳理、使用、對歷史總進程的把握等。

2．歷史學的觀念、手段、方法，也同樣適應於文學史研究。

歷史學的觀念，在客觀還原歷史現象原貌的基礎上，把握歷史的進程。歷史現象的研究，必須是在真實、客觀的前提下。當然，什麼是真實？什麼是歷史的真實，有許多不同的理解，能不能達到真實，都存疑問。但是，首先是真實，才能談到判斷和評價。中國古史傳統強調實錄，當代人的理解就是如實記錄歷史事件，當然實錄傳統的建立，其實與儒家觀念相關，比如班固以為實錄傳統就是不虛美，不隱惡，是指的《春秋》傳統，但孔子修《春秋》其實已經刪削以為褒貶，故其義已經不是後世理解的實錄了。但是，不論如何，後人已據《春秋》大義，對歷史的寫作提出了據實而錄的要求，這也是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的根本原則，即據事實，無寄空言。故古代文學研究，以探討歷史真實面貌為目的，在還原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開展研究。

3．古代文學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有歷代學者建立的科學研究的方法和規范，這是新學科所沒有的。以學術規范為例，這其實並不是國外的先進經驗，中國古代學術研究，

很早就對前人和同時代人研究成果形成了比較嚴格的規定。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總結清乾嘉學派的學術規范稱為正統派學風，計有十三條，其曰：

一、凡立一義，必憑証據。無証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

二、選擇証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証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証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証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三、孤証不為定說。其無反証者姑存之，得有續証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証則棄之。

四、隱匿証據或曲解証據，皆認為不德。

五、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

六、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

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

八、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

九、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體貴朴實簡絜，最忌“言有枝葉”。

梁啟超稱此種朴學，其中堅是經學，經學之附庸則小學，以次及於史學、天算學、地理學、音韻學、律呂學、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等。一皆以此種研究精神治之。此雖論經學、史學，然施於古代學術均可，古代文學研究者正是以此研究精神和規范在工作。

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

在還原歷史原貌基礎上研究現象發生的原因、發展條件、嬗變的規律﹔古代文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建立科學的命題，以科學的方法尋找解決的途徑，盡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古代文學現象的產生，有許多原因，馬克思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事物都是可以認識的，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但近來西方歷史學提出一些新看法，認為歷史往往並非是有規律的、必然的，往往是偶然的、無規律的，歷史的真實可能永遠都不能還原。我們不反對這種認識，事實上這種認識的確說明了歷史研究的某些事實。我總認為，任何一種研究的觀念和方法都是與一定歷史階段的總體思想條件，乃至物質條件相適應的，特定的歷史時期會產生特定的要求，而這要求便會產生相應的觀念和方法，這種觀念和方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當然，當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這種觀念和方法所固有的缺䧟就越來越明顯，也就需要有新的觀念和方法對舊的觀念和方法進行修正和革新。盡管如此，舊觀念和方法所取得的成績，並不能抹煞，後來者仍然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對我們當代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來說，我們認為，將古代文學現象視為可知的，可以認識的，也就是說可通過材料的分析，以探索現象產生的內在原因和規律，力求盡可能在還原歷史原貌基礎上探究成因，並盡量清楚、明白地描述發展的進程。我們承認歷史現象的成因很多，而且不同學者會有不同的認知，但這並不會讓我們灰心，我們應該在正確的觀念指引下，使用規范的、科學的研究手段，認真、細致地分析歷史材料，審慎地提出看法。觀點容或有爭議，但學者使用的手段是否正確，則應是判斷的前提。

附帶說一下，每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都有每一時代的特征，都能夠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取得該時期能夠取得的成就，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形成有價值的學術傳統。當然，各時代都有自己的局限，不要因為這種局限就否定這種有特征的研究。任何人都不能說他的研究是最完整、最完美的，是沒有局限的。人類不能抓著自己的頭發跳出地球。

三、 考証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則、方法

明確了古代文學的性質和目的，也就確定了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遵守的規則和使用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傳統學術常用的依據材料，實事求是。表面上看似乎很簡單，其實執行起來卻非常不容易。尤其是當今的學術界，真正能夠認識到材料的重要性而且認真做調查的學者，確實不多。這有兩種基本的情況，一個是認識到材料重要，但因為考核指標的壓力難以靜下心來讀書、積累學問﹔另一個則是完全不重視材料，認為理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依靠二手材料足以寫出漂亮文章，達到多快好省，短時間內便可以獲得名利。

這兩種情況當然是不對的，古代文學研究需要積累知識，而積累要從平時的一點一滴做起，需要讀書，需要認真調查和分析材料。古典文獻材料浩繁且分散，需要研究者具備文史哲多方面的知識積累，材料在好的研究者眼裡是活鮮的，是有聯系的。反之，如果不是好的研究者，材料則是單一的，互相之間缺乏聯系。此外，古代文獻提供的材料，需要研究者分析、考証，在研究的層級上進行分級處理。因此，考証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必備的基礎。考証是必須的，因為可以保証研究者使用的材料可靠。學術界對考証有許多誤解，有的人以無知為睿智，嘗聽某學者說，牛頓發明了萬有引力定律，你為什麼一定要去考証牛頓是在哪一棵書下嗎？是哪一個蘋果嗎？這話表面上聽來似乎有道理，但是古代學術的考証並不是簡單地做這樣的比喻的。如上文所說，古代文學研究是要解決現象形成的原因，如果對現象產生的背景不了解，則有可能發生誤解，當然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古代文學研究需要考証，考証的理由和方法也是非常復雜的。考証本身是一門科學，在考証的整體要求中，不能簡單地說哪一種考証是有用的，哪種是無用的，甚至是無聊的。即如前面所舉的例子，如果研究牛頓這個人，當然要對他的生平、履歷、知識結構的構成、教育的背景等等都要研究。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看到了蘋果的掉落，這其中並不僅僅歸為偶然，應該是他長期對引力現象有思考所引發的。這樣，地點和時間就顯得非常重要了。這樣的例子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是非常多的。比如關於“古詩”的考証，就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為辨明古詩產生的時間，才能正確判定五言詩的起源，才能對古體詩向近體詩發展的進程作出正確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