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人類歷史來審視中國的發展，就會發現中國模式三個偉大之處：首先，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十億級超大規模國家的發展，其代表性和說服力遠非百萬級、千萬級的國家所能比，或者說中國的模式才更有可借鑒性。其次，同時進行經濟轉型（從計劃向市場）和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這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后，其難度可想而知。西方有這樣的評論：這如同在一枚硬幣上讓一艘航空母艦進行180度的轉向。然而，中國竟然奇跡般地做到了。第三，中國完全是通過自我積累發展起來的，既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也沒有對外轉嫁矛盾和危機，完全是一種和平的、多方受益的發展模式。
中國的成功，自然得益於中共強大的治理能力。這個能力即使和世界最發達的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日兩國雖然發展階段不同，但經濟都遇到瓶頸和巨大的困難。20多年過去了，中國跨過一道道難關，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據世界銀行的估計，按購買力平價，2014年，中國就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反觀日本，則長期陷入停滯之中，一直無力走出困境。2012年，二度成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膽而又冒險的經濟刺激政策，號稱日本的“量化寬鬆”。結果到現在，經濟增長依然乏力，而且盡管日元針對美元貶值20%，日本卻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達112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今天的美國，雖然還保持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頭銜，但在2008年經濟危機的重創下，其制造業第一大國和全球貿易第一大國以及汽車第一大消費國都已經被中國取代，二戰后外匯第一儲備大國的地位也迅速喪失。更重要的是，美國這種借貸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但卻由於體制所限而無法改變。
一、中國治理模式的歷史基因
中國共產黨展現的強大治理能力，既有歷史因素、歷史基因，也有與時俱進的積極演變。
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就以高質量的治理能力著稱於世。
首先，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注重現世、世俗性的文明。中國整個社會的資源都集中到如何應對現實存在的挑戰。反觀西方，大量的資源被耗費到難以証實或証偽的宗教事務中。 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的牛頓，其一生卻寫作了比自然科學更多的宗教學著述，他亦嘗試去尋找《聖經》中隱藏的消息，這當然不會成功。牛頓還試圖從《聖經》中提取出科學的信息，並估計，世界將不會在2060年前終結。他堅持認為，由於不穩定性的累積和緩慢增長，必須有神的不斷干預來改良宇宙這個系統。這和萬有引力的偉大發明相對比是多麼大的諷刺。正是宗教的影響，西方才有上千年停滯的黑暗中世紀。至於從未間斷過的宗教戰爭，更給西方帶來嚴重的災難。16世紀法國發生8次宗教戰爭，血流成河。17世紀上半葉波及全歐洲的30年宗教戰爭，日耳曼各邦國大約被消滅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亞被消滅了65%的人口，西裡西亞被消滅了1/4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將近一半死亡，十分慘烈。
其次，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影響。一是政治上的“民為邦本”、“君以民貴”和天命觀，“把負責制的原則帶進了中國政府”（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29頁）。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重史，更有《資治通鑒》這樣的巨著誕生。二是中國逐步廢除了貴族世襲，倡導“選賢任能”，通過科舉制實行人才的上下自由流動，從而可以從全國選擇人才。也就是說，一國最優秀的人才都進入政府之中，這自然保証了政府的運作質量。三是對教育的重視和普及，“有教無類”，從而為大規模培育人才提供社會條件。
最后，龐大的人口規模。人口規模對中國有三重積極影響。一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要求是幾何級上升的。在這種壓力下，隻有創造更優質的治理形態、達到更高的治理能力，才能夠維持社會的發展和運轉。二是在任何一個社會，精英的比率都是相近的，人口規模越大，精英的絕對數越大，而精英的發明則有巨大的溢出效應。 比如對勞動工具的改進可以迅速推廣，政治制度的改進可以令歷代受益。在前現代社會，一個擁有更多精英的社會，自然其創造性和發展能力都會明顯優於其他社會。三是人口規模決定了中華文明的傳承和修補瑕疵以及改革創新。這一點被2013年11月21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志所証明：法國生物學家梅西·戴瑞克斯等人發現，小組群不能保持完成一項復雜任務的能力或在一項簡單任務上提高其表現能力，大組群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完成這兩類任務的同時還能提高表現能力。
二、中國模式的現實優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實現了從“一人決策、終身制”到“集體領導、任期制”的轉變。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范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從政治層面徹底解決了一百多年來制約中國發展的弊端。中國目前體制的優勢在於：
第一，領導人產生的社會成本低。領導人選拔不需要進行全國性動員，也避免了領導人產生過程中對民粹的迎合，有效防止大眾貪欲。在運行過程中還避免了委托代理風險。另外由於定期更替，不僅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另外由於是一黨執政，不會像西方一樣因黨派因素排斥人才的使用，避免人才的浪費。
第二，可以避免產生平庸的領導人。中國的邏輯是做得好才會被進一步選拔，而西方則是不管做得好不好，先選上來再說，干得不好，再選下去而已。也就是說，西方社會在付出重大成本之后，未必能選出優秀的領導人。而由於任期的限制，必須等四年或八年才能更替。這四年或八年往好的說是浪費時間，往壞的看，則是劣政當道。在印度，不僅是平庸的問題，因為近1/3的立法委員正受到犯罪起訴，很多是謀殺和強奸重罪。為解決此問題，印度民主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項空前紀錄：2013年印度內閣通過一項《違法議員保護令》，提出被判罪的議員仍然保留議員資格！
第三，繼續保持了傳統上政治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在面對資本和大眾兩股力量的沖擊下，仍然擁有最后的拍板權，從而能夠有效做出符合長遠利益的決策，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如五年規劃。上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如果是在西方要麼改不了，要麼改了領導人也一定會下台。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令西方社會心羨不已，以致媒體也期待能夠有自己的“三中全會”：不受政黨利益和資本控制，能夠做出有效的重大決策。
第四，正是由於選賢任能和政治的獨立性，保障了中國政治體制運行的高效率。這對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而言，十分必要。無論是在應對汶川地震、禽流感等各種自然災害，還是涉外緊急救助和援助，中國的高效率都令世人贊嘆。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藍睿明曾這樣點評中國應對禽流感的表現：“中國政府展現出了解決問題的超強能力”。如果對比非典、后來的雅安地震，更能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學習能力和糾錯能力。
最后，則是保持了政策的延續性。中國改革開放可以持續30多年，並不因領導人的定期更替而“人變政息”。反觀西方，政黨或者領導人的更替，往往導致國內、國外政策的180度大調整。幾十年過去之后，就會發現國家原來仍然在原地踏步。比如法國右派政黨薩科奇執政時，為應對危機，延長退休年齡，對加班收入不征稅。結果左派的奧朗德上台之后，又局部將退休年齡改回，同時加班的收入也再度征稅。改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三、中國模式面臨的挑戰
正是由於歷史傳承與現實的革新，中國共產黨在全球化這一人類復雜多變的新時代背景下，脫穎而出，成功地帶領中國再度崛起。然而，崛起后的中國，面臨的挑戰依然巨大，甚至由於中國在世界全新的地位，面臨的挑戰更為復雜和艱巨。
首先，中國需要盡快地把理論創新和總結變成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這種理論創新不僅要跳出西方的話語體系，還要達到在國內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說服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夠塑造國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會主流對中國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權威和秩序發自內心的自覺認可和服從。隻有這樣，才能一方面回擊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另一方面增強中國模式的說服力、權威性。
其次，預計到2020年，按匯率法計算，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重新恢復中國在歷史上的經濟地位。但時代畢竟不同了，過去中國對外傳統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關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不僅僅要治理好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還要處理同樣非常復雜的外部世界。從近代以來的歷史來看，大國如果處理不好外部事務，其后果要麼是崛起失敗，要麼是國家由盛轉衰甚至喪失或部分喪失其在全球的地位。現在中國面臨的東海、南海復雜局面，可以說是世界對中國的考驗。如果說過去僅僅解決好內部問題就能實現長治久安和繁榮富強，但在當今時代，還必須介入風險很高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開放30多年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穩定、發展最為迅速的歷史時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但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日益龐大，如此高的增長速度顯然無法持續。另外，隻要是市場經濟，就無法避免經濟的起伏波動甚至經濟危機。未來對中國共產黨的考驗將是，當經濟持續低速增長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經濟危機時，中國共產黨將如何有效的應對。
2008年的經濟危機，雖然也沖擊了西方社會，西方主要國家如英國、美國也出現了較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甚至騷亂，但仍然整體上保持了穩定，沒有出現阿拉伯之春這樣的全局性動蕩。西方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一是尚有較充足的資源和財富積累能夠保証民眾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過政黨輪替，轉移民怨。再加上西方這套制度還擁有話語權，社會上的不滿不會轉向制度本身。
應該說，隨著中國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健全以及貧富差距的縮小，再加上中華文明上自國家下自百姓注重儲蓄和量入為出的傳統，在經濟增長發生波動期間，中國也會如同西方一樣擁有足夠的積累來應對。而且那個時候中國也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制度的正當性誰也無法再質疑。但中國是否就能夠足以應對類似於2008年的大危機，確實值得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未雨綢繆。中國由於不能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就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和發展來應對未來的類似挑戰。
最后，還要提及西方的視角。西方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和理論觀念出發，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將形成一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一方面追求穩定，另一方面也追求政治參與。西方路徑演變的結果是普選民主，而且整個演變過程充滿了血腥與混亂，充滿極高的風險，代價也極為高昂。它們認為中國也將再度演繹這一進程。只是由於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和國情復雜，其風險要遠遠大於正常國家，因此中國將在這一過程以政治動蕩的方式硬著陸。比如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漢學家黎安友以及躋身“全球100位頂尖思想家行列”、時代雜志自由撰稿人扎卡利亞就持這種立場。由此，它們把這種轉變視為中國未來最大的挑戰。
當然，西方世界的規律未必就能放之四海，就是西方內部自身，在許多方面也有不同的發展結果。比如，同屬基督教文明，歐洲經濟越發展，社會就越世俗化。但這個規律在美國就變成了例外。更不用說沒有宗教傳統的中華文明了。然而，中國從“預則立，不預則廢”的角度，仍需研究西方的規律和建言，至少要考慮假如這種現象出現，中國如何在體制中容納民眾的政治參與訴求。
在今天的時代，中國要真正成功崛起，就不得不直視這些挑戰。如果說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東方的智慧則是體現在超強的生存能力和務實主義。我們也相信，一個以五千年文化為底蘊的中國，一定會給出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更加優越的解決答案。
（作者：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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