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虹：中德合作“工業4.0”的契合點

工業4.0的核心包括“智能工廠”和“智能制造”兩大方面。面對美國“工業復興”計劃、歐盟“再工業化”和德國“工業4.0”的提出，以及東盟國家、印度和拉美國家擁有更低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中國工業發展正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2014年10月，第三次中德政府磋商在柏林舉行。會后，默克爾和李克強聯合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領》，並舉行新聞發布會。引人注目的是，這項旨在落實今年3月底習近平主席訪德時提出的建立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的行動綱領，不僅在內容上超越原有外交、經貿和文教三大領域，還獨樹一幟地闡述了在創新理念指導下兩國在社會領域的未來合作，旨在“互利共贏：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金融領域合作”篇章中，重點突出了雙方在制造業就“工業4.0計劃”的攜手合作。

行動綱領指出，“工業4.0”將由雙方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框架條件，由企業自行推進;“工業4.0”將納入中德標准化合作委員會的工作議題;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與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聯邦教研部將創建“工業4.0”對話。毫無疑問，一場圍繞工業4.0悄然興起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將迅速影響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什麼是“工業4.0” ?對於行進在“新四化”歷程中的中國制造業，意味的是什麼?在新環境下，中國與德國的合作如何能按照原有“中國速度”加“德國質量”的模式，借德方的此項新工業革命之風，在快速追趕西方工業大國30多年后再上一層樓?

德國“工業4.0”的由來

1949年創建的聯邦德國，戰后通過“馬歇爾計劃”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在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迅速迎來“經濟奇跡”。進入70年代中旬后，伴隨以信息革命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工業、尤其是制造業卻開始陷入窘境，呈現出“后工業化時代”特征。新興第三服務行業就業人員人數不斷超越第一和第二行業的就業人數。

數十年來，德國的商品生產經濟轉為以服務經濟為主，專業和技術人員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知識成為社會的中軸和社會革新與決策的主要資源，大學、研究部門和企業的研究中心成為社會的核心機構。

針對后工業化時代的出現，尤其是針對魯爾工業區的發展，聯邦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中旬曾提出過“再工業化”政策，以期改造和振興這一原傳統工業基地。2005年默克爾政府上台后，德國國內經濟不僅面臨全球化，也面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的挑戰。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更是給德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帶來了極大阻力。與此同時，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和歐洲一體化的“領頭羊”，1990年重新統一的德國在自我認同和自我角色定位上卻逐漸發生變化，開始從原來的“經濟強國”和“地區大國”，轉向訴求在國際層面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2011年4月，“工業4.0”理念首次在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2012年10月，以德國科技研究院(acatech)赫寧·卡葛曼教授(Henning Kagermann)等為首的“工業4.0工作小組”受聯邦科教部委托，開始擬定《工業4.0戰略實施建議書》。

嗣后，工業4.0標准化路線圖開始登台亮相。“工業4.0”不僅在德國，而且在全球逐漸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新概念。

如何保障“工業4.0”戰略有效實施

德國工業4.0戰略的“新”主要涉及三大方面。首先，有別於18世紀末以蒸汽機時代、20世紀之交以電氣化時代和自60年代以來以信息化時代為標志的三大工業革命，工業4.0憑借智能技術，依托信息技術、互聯網和物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通過網絡與信息物理系統(CPS)的融合，將資源、信息、物品和人進行互聯，實現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強型控制基本模式的轉變，以建立起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式，推動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

其次，工業4.0的核心包括“智能工廠”和“智能制造”兩大方面。

第三，在具體落實方面，德國“工業4.0”重點強調價值鏈的橫向集成、生產系統的縱向整合以及端到端貫穿整個價值鏈的工程化數字集成。

“工業4.0”不僅可促使德國企業更具有競爭力，推動德國的工業生產從自動化向智能化和網絡化方向升級，提供更加靈活的生產和個性化制造及嶄新的經營與合作模式，而且還可兼顧到德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全新的工作方式與環境。為此，在推進德國工業生產向“工業4.0”轉型方面，德國政府積極採取“雙重策略”。一方面，確保德國制造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通過將信息和通訊技術與傳統高科技技術的有機結合，使之成為全球智能制造技術的領軍供應商。另一方面，努力為信息物理系統技術的研發與產品的生產，培育新的具有主導性地位的市場，並積極利用之。

根據德國信息技術、通訊和新媒體協會、德國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和德國電子電氣制造商協會就“工業4.0前景”展開的調研結果顯示，2013年初在德國已有47%企業開始探討工業4.0，其中18%已展開相關研究，12%啟用相關技術。

在今年4月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3D打印產品已開始登場亮相，多家德國公司聯合研發的“智能工廠”展台也展現了諸如生產名片盒的模塊化生產線。在將制作這一名片盒的所有信息輸入到產品零部件本身后，部件便會自行通過與生產設備的信息交流，指揮設備生產所需名片，從而使每個產品都具有個性化特征，滿足不同客戶“定制”的要求。

在德國傳統汽車行業，工業4.0的應用也日漸推廣。在產品設計方面，通過工業4.0可使設計具有高度靈活性，完成端到端從客戶需求到加工制造等方面的個性化配置，並在保証質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如雨刷器的跨廠商應用。在總體生產方面，過去一輛汽車需經過產品設計、生產規劃、生產流程、生產執行和服務等順序既定的五大步驟，且不能保証所有環節最優化。

目前，西門子公司憑借工業4.0將各階段集成，為制造商提供了數字化企業平台解決方案，促使各生產階段全方位高效運行，確保以最小的資源消耗獲取最高生產效率。

總體看來，在工業4.0時代，傳統行業界限將被消融，各種新生產領域和合作形式將應運產生，創造新價值的過程正在發生轉變，產業鏈的分工將重新組合。據德國電子電氣制造商協會預測，工業4.0最終可使德國的工業生產效率提高30%。

德國制造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依據的還有兩大法寶，一是法律制度的建立，二是教育和培訓的同步跟進。為了保障工業4.0戰略的有效實施，德國政府還要求立法機構就企業數據保護、出現問題時責任鑒定與承擔、個人數據的應用與保護及交易的限制出台和修訂相關法律條文，並要求工業界相關部門制定相關主導思想、示范合同和示范性公司協議等。此外，政府還要求企業在終身學習框架下，建立良好的實踐網絡和數字化學習工具，以推進員工的職業發展與發揮。

對中德合作的挑戰與啟示

目前，“工業4.0”在德國雖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得到了默克爾政府、工業界和學界的大力支持與推動。尤其是德國政府寄希望於通過進一步發揮德國長期以來在產品創新、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和復雜工藝管理等領域的優勢，在改變民眾生活和德國經濟實力與地位的同時，提升德國工業與經濟的全球性競爭力與影響力。

為此，自2012年底以來，德國科教部先后撥款1.2億歐元用於包括生產智能聯網、IKT研究、自主調整生產流程等五大領域愈60個研究項目的開發，其中涉及諸如工廠智能自主調控式生產、未來聯網生產的智能工具、人與機器互動、仿造產品的預防性措施等。同時，默克爾政府積極推動包括與中國在內的跨國合作，以期保証和縮短原定於2020年付諸實施的目標期。

中國自2011年以來在工業規模上已壓倒美國和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然而，近年來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美國“工業復興”計劃、歐盟“再工業化”和德國“工業4.0”的提出，並鑒於東盟國家、印度和拉美國家擁有更低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中國工業發展正面臨著重大的挑戰。由此，工信部在2013年9月出台《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項行動計劃(2013-2018年)》，重點要求利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工業轉型升級，以改變中國制造業現狀，使其在2025年躋身現代工業強國之列。

總體來看，德國工業4.0戰略與中國的兩化深度融合在核心理念、主要內容和具體做法等諸多方面有一定的契合之處，可攜手合作，相互借鑒與互補。

首先，“工業4.0”在世界范圍內的成功取決於國際通行的規則與標准。在中德標准化合作委員會工作機制框架下，中德雙方就標准問題可展開更為系統和戰略性的合作。

其次，在中德“工業4.0”對話機制框架下，積極探討政策與制度保障體制的建設，通過建立專職工作組，參照德國政府的八大措施，制定有利於工業轉型升級的長效機制，從而形成推動工業轉型升級的制度保障。

三、建立跨界合作小組與研究平台，產學研用聯合，整合有效資源，積極快速有效地推動制造業的創新發展。

四、積極推動對國內傳統生產模式的智能化試點改造和人員的培訓，並借助明年中國擔任德國漢諾威消費電子、信息及通信博覽會(CeBIT)合作伙伴國的重要契機，進一步深化兩國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領域合作，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跨越和中國企業參與建構和影響全球制造業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