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3年中國共產黨第18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為標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嶄新階段。如果說此前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話，那麼從2013年開始，中國開始了全面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
超越“唯增長論”的發展模式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統領，而其中的“一個中心”即是經濟建設。今天全球普遍談論的“中國模式”，也是以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增長為中心來考察中國經驗的。在實現“國強民富”目標的大背景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指導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是完全正確的。過去這些年，中國也為世界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實現工業化、城市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很多有益經驗。但總的來講，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知識，盡管全面地挑戰甚至否定了西方學術界、政策界的主流思想即所謂“華盛頓共識”，卻並未超越一般的經濟學規律。相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發展生產力的工作，正是主動脫離僵硬和簡單的前蘇聯經濟理論，積極和現代的市場經濟理論並軌的過程。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第二代和繼任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經濟體制改革理念，簡單地概括，就是一套通過漸進的改革方式實現指令經濟向現代意義上完善的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在所有制形式、要素的流動與價格形成機制、供給與需求通過市場來協調等方面，中國的實踐都是一個主動地追求現代的、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模板的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換句話說，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就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並無特殊或“中國例外論”之處。廣義上講，這些目標和“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目標有相當大的一致性，都是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盡管在社會政策上、在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中國的經驗提供了不少新的理論視角。其獨特之處，在於國家有意識地主導改革和積極推動經濟發展。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不僅積極地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而且積極參與發展經濟。這樣的制度特征，一方面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發展型國家”，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政府形成了巨大的“經濟偏見”。經濟發展成了各級政府的中心任務，經濟增長成為各級政府績效的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這種“唯增長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不少問題，並在2000年前后開始變得愈發嚴峻，比如環境污染、貧富差距擴大、官員腐敗、社會失范等等。
中國的領導集體在2002年后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理念，就是基於意識到必須超越“唯增長論”的主動舉措。科學發展觀強調經濟發展要向更高質量、更協調、更可持續的層次提升﹔和諧社會則強調社會公平與公正、誠信友愛、和諧又充滿活力等發展目標。雖然這些良好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時，但中國的治理體系長期被GDP主義綁架，使得一個能強有力推進經濟增長的體制，在追求眾多非經濟目標以及突破既有經濟增長模式方面力不從心。
一個例子是，為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央多年來試圖降低經濟發展對環境的污染，並提出了“綠色GDP”等概念，在官員的政績考核中增加了環境保護指標。然而，這些治理觀念和技術上的改變，並未有效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顯著變化，同時也說明國家治理體系中尚存在一些待於發展和完善的機制。
超越民主原教旨主義的治理模式
在經歷三十多年快速經濟增長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增長過程中帶來的環境破壞、相對粗放的資源利用方式、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擴大的貧富差距、公民表達、參與的渠道相對欠發展等問題，要求國家的治理體系必須調整。在這種背景下，一度以來，社會上出現不少要求中國進行政體轉型、引進西方多黨制、競爭性選舉等體制的聲音。一些人認為，中國一切問題都歸因於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夠民主、沒有多黨競爭的自由選舉制度。可以把這一觀點稱為民主原教旨主義。其核心思想是，中國應該立刻實行多黨競爭的體制。
一個符合現代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治理體系，能否由一個單一執政黨的政治體制實現？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需要由實踐來回答的問題。對於中國，其中的關鍵因素，依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治理體系具有提供以下政治和治理功能的條件和能力：第一，利益代表與利益集合。黨的成員、干部、黨和政府的機構能夠及時了解、接收社會各個階層、群體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並將這些要求加以整合，成為制定政策、選擇路線的依據。第二，共識形成。在掌握各階層和群體的利益訴求后，黨和政府內部機制和程序能夠就此形成如何採取行動的共識。第三，共識傳播、擴散、說服。黨和政府能夠將對社會總體利益最有利、最有效的政策選擇傳播給社會，促進全社會形成共同的政策傾向。第四，政策制定。黨和政府能夠就各個政策要求制定合理的政策。第五，政策執行。黨和政府能夠有效執行各項政策與決定，生成各項政策和決定預期的公共產品。如清潔優美的環境、公平的收入分配結構、有序而充滿活力的社會等等。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如果一個執政黨和它領導下的治理體系具備實現以上功能的能力，這樣的執政黨就是合格的執政黨，這樣的治理體系就是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治理體系，就是有效的治理體系。同時，一個完整的治理體系，還必須包括社會機構和社會組織以及公民個體的角色。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在這些方面，中國在現行的體制下都做到了。
中國經驗的獨特貢獻
今天，中國經驗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重視。只是，不少人對中國經驗的認識還是不完整的。不少人認為，中國現行體制下，經濟發展搞得不錯，但是在發展民主、保護人權等政治領域做得並不很成功。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中國的體制在治理的各個方面和環境，包括公民的利益表達、利益整合、共識形成與傳播、政策制定與執行等等，雖然面對新的社會經濟情況需要繼續調整和建設，但總的來說，其到目前為止仍是有效的。
其他國家和地區要理解中國的獨特經驗，不應關注中國是一個黨還是幾個黨，而是應關注中國的執政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中國經驗的獨特之處，恰恰在於中國的執政黨從革命時期開始，就逐漸形成以下幾個世界上其他多數政黨不具備的特點：一是為人民執政的政治理念﹔二是嚴格的黨員吸收標准﹔三是嚴格的黨員管理、培養、提拔機制﹔四是黨的機體具有強大的自我教育、自我更新的機制﹔五是黨的機體的自我清理機制。
當然，以上幾個方面是理想化的設計。在實踐中，所有這些方面的實現程度都是相對的。在不同時期，在各個方面達到的程度也各有不同。例如，黨的內部反腐、防腐機制在近些年來逐漸落后於腐敗現象的惡化程度，需要有力地加以調整。而這個黨的自我糾錯和學習能力，就表現在它及時地發現了黨內防腐機制需要修改，並積極摸索建設更有效的機制方面。可以說，現代治理體系的建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政黨的上述特點能否繼續保持並加強。
對世界其他謀求社會經濟發展、全面提高治理水平的國家和地區來說，理解中國現行體制下的執政黨的獨特作用和中國獨特的執政黨，才能夠有效借鑒中國經驗。可以說，中國經驗對當代政治發展、政治科學中的政黨理論以及政黨與治理體系的理論提供了新的經驗，今后需要學術界進一步加以總結和概括。這樣的理論突破，也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新的視角。當然，並不是說拒絕西方式的選舉民主就能獲得良好的治理能力，而是說，要獲得良好的治理能力，就必須從治理體系中的基礎性制度著手，建立有力的政黨、有力的機構，唯此才能成為應對尖銳的經濟社會挑戰，實現良好的治理效果。
（作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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