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態的惡化源自社會生態的扭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然三者發展關系的陷阱，但今天，我們又掉入發展路徑的陷阱，盲目學西方、窮忙活，盲從盲動的盲目窮忙，最后還禍害自己，我們究竟圖什麼？
從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文件，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其實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重大根本性的變化，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重新定位，應是“不斷擴大的生產體系和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同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印度聖雄甘地說：“地球可以滿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所貪。”作為政府隻能把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當作目標，決不能把滿足人們的無限貪欲作為目標，從而不斷吊高人們的胃口，無節制地增大欲望。（中國人都想“通天”，建好和在建的摩天大樓1000多座，是美國的好幾倍，摩天大廈一座比一座高，長沙的838米剛叫停，武漢的1000米鳳凰塔又在開建）急功近利現象風行，使人們什麼都要求快，連戀愛都在搞“閃婚”、速配，一切都不問過程隻要結果，為了結果不擇手段，“快”已成為社會生活的標杆，不當快而快，必生禍害。
中國人今天擺脫了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困境。從城到鄉，從女到男，衣著光鮮亮麗，但暴發戶的“揮衣如土”、“揮糧如土”心態普遍存在。我國每年產生的廢舊紡織品高達2300多萬噸，而每年需要進口的紡織品原料高達2100萬噸。生產1噸棉花需要15噸水，生產1噸化纖需要925度電。如果把2300萬噸廢棄紡織品利用率提高到60%，每年可節約1634萬畝耕地，相當於節約全國19%的棉花種植面積，可節約石油1880萬噸，相當於半個大慶油田。中國人每年餐桌上浪費的糧食相當於兩億人一年的口糧。
今天的中國人，一生隻關注兩個數：即小時候的分數，長大后的錢數。如果我們學習語文只是為了認字，學習數學只是為了數錢，這是人類文明的恥辱，也是一個國家的悲哀。知識改變命運必須成為真理，一個社會才有希望。金錢一站起來說話，真理就會趴下。著名的桑德爾之問揭示了當今世界的沒落。他的名作《錢不應該買什麼》答案越來越少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尤甚，現在很難找到用錢買不到的東西了。更可怕的是大家不是爭相到生產一線去創造財富，而是都在爭考公務員，社會不是進行創造性努力，而是進行分配性努力，創造力不用在創造上，隻用在分配上，這是社會發展的危險信號。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到2014年全國約有一千個狀元，選擇專業大多是掙錢的，沒有一個學農的。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靠兩大精英群體。一是分配型群體，公務員群體﹔二是生產型群體，職業經理人。中國分配型人才過剩，進行分配性努力的群體，人才濟濟，十分發達，中國長達1300多年的科舉考試，主要是為選拔分配型人才，110萬舉人，11萬進士，750個文狀元中，基本都是這類人才。今天，公務員考試也是社會青睞的“第一考”，千軍萬馬擠這條獨木橋，數千上萬人爭一個崗位。而自古以來生產型人才的選拔培養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近現代以來落后的一個重大原因，就在於生產型人才的缺乏。創造財富的人才不足，分配財富的人才過剩，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人才結構扭曲的狀態下必然被導入誤區，社會成員都擠向分配群體，而歧視創造群體。我們經常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但今天有些制度卻被權力關進了籠子，制度被權力任意玩弄。張市長要挖一條河，李市長來了又要把河填平修條路，王市長來了又要把路平了搞成綠化帶，規劃成了鬼話。
從過去“盼溫飽”到今天“盼環保”，我們走了不少彎路，是到了該接受教訓的時候了。一顆50年樹齡的大樹，僅涵養水源、制造氧氣、為鳥類提供棲居等生態價值，就高達19萬美元，一雙一次性筷子，飯店收五分錢，其生態價值高達100美元。日本林木覆蓋率70%多卻不砍伐，隻從中國進口木材，而我們的覆蓋率僅35%左右，卻大量砍伐出口。
今天，美國人生活的最高標准有兩條：一是吃的東西是不是自家種養的﹔二是自家庭院周圍生長的是不是原生態的野草野花。而中國人的最高標准是吃的是不是進口洋大米、進口牛羊肉，喝的是不是進口洋酒。居住環境要除盡野草野花，栽種洋花洋草或珍稀名貴花草。美國人大多在秋天到野外採集野花野草種子，撒在自家房前屋后，認為保持最鄉土的原生態環境才是最宜居的環境。
人類歷史發展証明，誰佔有稀缺資源，誰就能掌控社會。奴隸社會，勞動力是稀缺資源，奴隸主擁有奴隸，他就掌控社會﹔封建社會，糧食是稀缺資源，地主掌控土地生產糧食，他就掌控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廠房是稀缺資源，資本家擁有機器廠房，他就掌控資本主義社會﹔今天，碧水藍天好空氣是稀缺資源，誰掌控這個，注定會主宰未來社會的發展。
保住碧水藍天好環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當下社會進入一個動力機制失范、平衡機制失缺、社會秩序失諧的狀態，物欲橫流、貪欲無度的現象彌漫在角角落落。由此導致社會已經形成一條環環相扣的“互傷鏈”。你在我鴨蛋裡加蘇丹紅，我在你牛奶裡加三聚氰胺。你給我造劣質電纜，我給你造以竹片代鋼筋的預制水泥構件。大家相互傷害，在這個相互傷害的過程中，都很高興，都掙到了錢，口袋都裝滿了，但社會道德被掏空了，良心被掏空了。不光中國企業如此，進入中國的“洋快餐”同樣被卷入其中。近五年來，洋快餐已曝出17起安全事件。社會出現了這樣一種亂象：敬畏感缺失、羞恥感淡漠、價值觀混亂、潛規則盛行，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更可怕的是破壞了社會生態。中國有句古話叫“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天變成了“士為知己者裝死，女為悅己者整容”。德高望重變成了權高望重、錢高望重。男人女人化，女人小孩化，小孩寵物化，寵物貴族化，貴族沒文化，文化商業化。大學裡隻見大樓不見大師，社會上隻見富豪不見文豪，學術界隻見高塔不見象牙。人們把虛構當歷史，把賺錢當文化，把常規（不偷、守時、誠信）當典范，把底線當上線。社會生態一旦遭到破壞，比自然生態恢復起來更難。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在於有福不能同享，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在於有難一定同當。我們一起頭頂這個“生態災難”，必須齊心協力克服這個“災難”。
恢復自然生態首先需要矯正社會生態
老子早就說過：“慧智出，有大偽”現在還有人打著科學的旗號干著反科學的事情。科技是無限的，而人們的認識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認識去解釋無限的科技顯然是不可能的。比如：轉基因問題，人類利用基因編輯器可以隨意增刪去留，轉基因動植物對人體有無害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支持方、反對方都不要過早地下結論。目前，轉基因隻能算是技術，還不能算是科學。因為技術帶有人的主觀性，科學才具有客觀性、規律性。因此，在轉基因問題上，務必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在研究上要大膽，在推廣上要慎重”。美國轉基因技術的核心戰略是從源頭上控制別國的糧食安全，以鞏固霸權。許多年前，就曾有美國人稱轉基因技術是美國的“屠龍戰略”。
今天，人類又進入新的“部落時代”，這不是簡單的“返祖現象”，新部落時代與原始部落時代的區別，就是人們在互不見面、互不相識的狀態下，通過網絡組成部落，“用假名說真話”。這個時代需要警惕的是，我們過度相信自然科學，而忽視人文科學的價值和作用。我們常說人類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自然科學隻能解決“真”的問題，人文科學才能解決“善”的問題，藝術科學才能解決“美”的問題。例如，原子能的技術靠自然科學研發出來，但原子能既可造炸彈禍害人類，也可建電廠造福人類。沒有人文科學的引領，這把雙刃劍就可能出問題。從一定意義說，人文科學也是自然科學的源頭，有了文學藝術天馬行空的想象，才有了自然科學通過無數次的試錯把想象變成現實。孫悟空拔根毫毛變成無數小猴的想象，今天的克隆技術把它變成了現實，科學家通過276次失敗，成功克隆出第一隻綿羊，通過9000次失敗克隆出第一頭小牛。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千裡眼、順風耳、飛天夢、隱身術，今天的科學技術都實現了這些想象。今天我們不能被物欲遮住雙眼，還應讀一讀文學作品，這是人類創新力的源頭活水。功夫是中國的，熊貓是中國的，可功夫熊貓卻是美國的。中國的穿越劇都是向過去穿越，美國的穿越劇卻是向未來穿越。未來是一個無限廣闊的空間，這就是創新，這就是美國夢。中國人總夢過去，人家總夢未來。美國金融危機，是創新過度、監督缺失的結果。經過幾年調整，現在不僅恢復正常，且創新力更強。
我們的祖先隻會用權力控制思想，而不會用能力去創造思想。中國和美國兩個皇帝都曾制造了籠子，華盛頓通過立憲和代議制把權力關進了籠子，乾隆花了60年通過推行保甲制把民眾裝進了籠子。后來的結果世人皆知。今天這種余毒仍在，我們有些干部不想解決人們提出的問題，隻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們。一遇到問題就說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其實他自己整天都在為歷史遺留問題。
今天世界高科技的競爭主要表現在三大前沿科技。一是新能源技術，二是信息技術，三是生物技術。世界排在前三的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中，美國以高新技術勝，中國以經濟總量勝，日本以精工巧匠勝。中國改革三十多年到今天已經發生過兩次經濟發展的動力轉型。一是1978年—1997年的靠廉價供給拉動，二是1998年—2012年的靠擴張需求拉動（出口、投資、消費）。今天需要實現第三次動力轉型必須靠制度創新拉動，根本在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要再為歷史遺留問題。
人類也曾設想仿照地球再造一個和地球一樣的生態系統，一旦人類遇到災難可進入新的生態系統生活。1991年9月，西方一位富豪自己投資1.5億美元，試圖建造這樣一個密封的生態系統，取名“生物圈2號”，並征集八名志願者入住試驗，結果隻幾個月時間，由於內部氧氣越來越稀薄，志願者不得不被迫撤出。因為這個小系統的地面產生的微生物太少，制造的氧氣就少，裡面的氧氣含量后來僅相當於5000多米高空的含量。看來隻有一個地球的說法是真理，地球的生態系統是人類無法制造的。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依托。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遵循經濟和生態兩個規律，首先應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化價值觀，克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錯誤理念，充分認識“人類只是自然中的一員”。人類與大自然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嚴守先人古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次應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觀，克服“重增長、輕發展”“高消耗、高增長”“先污染、后治理”的偏激理念，不能與子孫爭飯吃，全社會都應思考一個問題“今天我要快發展，我拿什麼比明天”。必須克服“隻要壘起金山銀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思維。山西產煤，全省七分之一的地下被掏空，地面沉降，地下水位急劇下降，近年山西通過多措並舉，使地下水位連續6年每年升高一米。再者，樹立以“生態技術”為核心的科技發展觀，是科學技術賦予了工業文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學技術是把雙刃劍，必須把生態學原理植入現代科學技術，規避科學技術的負效應。最后，樹立“綠色消費至上”的科學消費觀。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原則，在消費觀念、消費方式、消費結構、消費行為上做到合理適度，切忌盲目攀比、奢侈無度。一個人擁有十幾輛豪華車、幾百雙鞋子、幾百條裙子是有原罪的。也不要隻指責別人破壞環境，可以說在環境變壞這個問題上人人都是罪犯。每個人都在為破壞環境推波助瀾，隻不過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因此，環境問題是一個人人有責的公共問題。每個人都應打造一種品質，前面99個人都闖紅燈，我是第100個過路的人，決不隨大流去闖紅燈。中國人今天“東亞病夫”的身體疾病已經沒了，但精神疾病來了。我們面臨種種危險，但我們看不見帶來危險的敵人，其實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環境的惡化是自己破壞的。2013年3月8日《北京晨報》報道，中國十年來環保花了四萬億，但環境卻無大的改觀，有些方面甚至還在加劇。為此，我們必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制度張力和工具活力，找回我們的碧水藍天好環境。
總之，要做到生態引領、綠色發展，關鍵就在於認真貫徹好科學發展觀，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當成至高無上的原則，真正落實生態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