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抵御執政風險問題研究

無論什麼性質和類型的政黨，從執政當天起就面臨著現實的或潛在的執政風險，如何應對執政風險是當今世界各國執政黨面臨的共同課題。在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和問題多發期的新形勢下，對於擁有13億人口，86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所肩負的任務更加艱巨和繁重，所面臨的執政風險更加嚴峻和寬泛，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講：“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因此，如何抵御執政風險是中國共產黨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

一、執政風險的基本內涵

（一）執政風險的概念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定義，風險就是“可能發生的危險”，[1]執政風險是風險在政黨執政領域的具體化。然而，當前學界對“執政風險”的定義並沒有一致的認識，例如，陳睿認為，“所謂執政風險，是指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遇到的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執政黨地位更迭的經濟因素、技術因素、社會因素以及自然災害等。”[2]舒艾香認為：“執政風險是指執政主體在執政過程中遭受損失和負面影響的可能性。”[3]陳方勐認為，“執政風險，是指政黨在執政過程中所面臨的由經濟起伏、國外干預、社會不穩定、自然災害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技術、環境因素引發的執政黨認同下降或喪失執政權的可能性。”[4]由此可以看出，學界對執政風險的定義雖各有側重，但內涵是基本一致的，都認識到執政風險是一種可能性的危險，而這種可能性是由多種條件引發的，若處理不好會危及政黨的執政基礎甚至執政地位。因此，概括起來講，所謂執政風險是指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遇到的有可能危及其執政地位的可能性危險。

（二）執政風險的特征

1．客觀性

風險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人們隻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改變風險存在和發生的條件，降低風險發生的頻率和損害程度，但是從總體上說風險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執政風險作為風險在政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其客觀性是不言而喻的，作為執政黨，從執政的第一天起就要面臨來自方方面面的執政風險，而且隨著執政活動的不斷深入，執政風險的表現形式也會隨著執政活動的發展而改變，不斷抵御和化解執政風險是其永恆課題。

2．多樣性

十八大以來，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隨著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黨面臨的執政環境日趨復雜，執政風險必將呈現出多樣性和多發性的特征，表現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黨的建設、國際關系等各個方面。在政治方面，西方國家的西化、分化圖謀沒有改變，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問題，民族團結等問題考驗執政能力﹔在經濟方面，如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日益凸現﹔在文化方面，如意識形態、信仰危機、道德滑坡等問題日益嚴峻﹔在生態環境方面，如環境污染、生態災難、自然災難等問題頻繁發生﹔在社會方面，如教育、醫療、公平正義、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等問題日益被關切﹔在外交方面，如領土糾紛、外部勢力干預、國家統一、“三股勢力”、暴恐等問題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在黨的建設方面，如理想信念、黨風、腐敗、黨群干群關系等問題給黨的建設提出嚴峻挑戰。

3．關聯性

執政風險除了上述多樣性外，各類執政風險之間彼此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特征非常明顯。以腐敗為例，如果黨內腐敗得不到有效控制，腐敗之風必然盛行，並滲透到各個領域，滲透到經濟領域必然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影響經濟增長﹔滲透到社會領域，必然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公平正義﹔滲透到文化領域，必然使意識形態更加利益化，出現社會道德滑坡。反過來亦是如此，社會道德滑坡會進一步敗壞社會風氣、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破壞市場經濟秩序，進一步助長腐敗的盛行。因此，抵御執政風險要用系統的觀點來對待，注重各種風險的關聯性和耦合性，防止隻見樹木不見森林。

4．不確定性

就執政風險而言，其是否發生是偶然的，是一種隨機現象，具有不確定性。首先是發生時間的不確定性。從總體上看，執政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否發生或何時發生卻是不確定的，關鍵看風險的程度和執政黨抵御風險的意識和措施，防范得當執政風險就可以被化解。其次是產生結果的不確定性，即損害程度的不確定性。執政風險來源於方方面面，某個或某些執政風險並不一定能夠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但要防止執政風險的擴散，積極化解執政風險，防止執政風險由“不確定”演變成“確定”。

（三）執政風險的類型

如上所述，執政風險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究其風險來源不外乎兩種基本類型，即內部執政風險和外部執政風險，也稱為內源性執政風險和外源性執政風險。

內源性執政風險主要指因執政黨自身建設以及執政能力與執政地位不相適應而有可能引發的潛在危險，包括消極腐敗、脫離群眾、能力不足、精神懈怠等，這些方面決定了執政黨能否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執政理念和執政方略是否科學，執政黨是否廉潔公正等等。外源性執政風險則指國內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外交等外部環境方面出現的各種對執政黨不利的狀況。值得注意的是內源性執政風險與外源性執政風險並不是涇渭分明、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在動態運動中共同構成了執政黨的執政風險。

二、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執政風險

（一）內源性執政風險

從整體來看，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是同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相適應的。但是，隨著新形勢下執政環境的不斷變化，黨內出現了一些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比如：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一些黨員干部紀律觀念、法治意識淡薄﹔一些黨員黨員意識淡化、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一些領導干部脫離群眾，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生嚴重腐敗案件影響惡劣等。以上這些表現盡管形式多種多樣，涉及領域方方面面，但歸結起來可以概括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是內源性執政風險的主要來源，對黨的執政地位構成了直接或間接的威脅，是其他內源性執政風險的“源”因。

1．精神懈怠

當前少數黨員干部出現了精神懈怠的情況，比如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責任意識不強、組織紀律鬆懈等，如果這種狀況在黨內蔓延，勢必影響全黨的精神狀態，如果黨的精神狀態出了問題，那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正如1945年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對話時提出的“歷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5]黃炎培的話指出了精神懈怠不同時期的表現、發展及其嚴重后果，當前依然值得警醒。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國內外的經驗教訓來看，對執政黨來講， “精神懈怠”是各種內源性執政風險之首。

2．能力不足

1939年，毛澤東就講：“我們隊伍裡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6]“本領恐慌”實質上就是能力不足的表現，如今，“本領恐慌”依然是現實的挑戰。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國已經處於改革攻堅期、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期、發展關鍵期，改革過程中經濟、政治、文化、生態、黨建等方面的聯系更加緊密、更加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對領導干部的思想建設能力、主導意識形態能力、領導發展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完善制度能力、應對危機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對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驗。但面對日益艱巨繁重的執政任務，少數領導干部出現了“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的現象，找不到、找不准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做事常常“慢半拍”甚至“慢幾拍”，經常在機遇面前犯“懶惰病”、“幼稚病”、“糊涂病”，暴露出“遲鈍症”、“麻痺症”、 “虛躁症”。

3．脫離群眾

“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做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能代表工人的佔4％，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僅佔7％，認為代表官僚、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卻佔85％”，[7]事實証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蘇共在執政74年后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就是長期脫離群眾的結果。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執政后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這是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改革得出的基本結論，戰爭時期，白色恐怖讓我們不會、不敢脫離群眾，脫離群眾意味著我們黨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執政時期，雖然脫離群眾不會立即喪失政權，但喪失政權的執政風險將長期存在。歷史教訓，殷鑒不遠，當前，由於部分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退化，少數領導干部的貪污腐敗所造成的群眾對政治冷淡，對黨的感情疏遠，對黨的認同度下降的傾向值得警醒，隻有始終堅持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我們黨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4．消極腐敗

腐敗是當今世界政黨政治中的“頑症”，是導致許多政黨衰落乃至敗亡的致命毒瘤。“毛澤東曾告誡全黨：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導致黨和國家改變顏色”。[8]鄧小平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把腐敗現象看成我們黨面臨的一大執政風險，他在向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作政治交代的時候說：“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9]江澤民在中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腐敗現象是侵入黨和國家健康肌體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泛濫，就會葬送我們的黨，葬送我們的人民政權，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10]胡錦濤也一再告誡：“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11]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12]寥寥數語揭示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的實質，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蘇東劇變發生的根源。

（二）外源性執政風險

1．政治領域

第一，長期面臨西方國家西化、分化的風險。當前中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西方敵對勢力不願意看到一個統一、富強的中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西方敵對勢力把仇視的目標集中指向中國，一些西方國家在政治上不斷借機制造事端，甚至詆毀我國國際形象，我國走獨立發展的道路並不平坦。

第二，由信任危機引發的風險。由於權力在運行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一定程度上出現的風氣不正、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使領導干部、政府甚至黨的公信力受到了損害，若不認真解決，就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險。

第三，恐怖主義危害上升引發的社會風險。據新疆自治區公安廳統計，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暴恐活動趨多，參與者多為80后90后，且文化程度不高。天安門金水橋事件標志著恐怖活動不但長期存在，而且恐怖破壞已經常態化，內地反恐壓力加大，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便是重要轉折點。

第四，改革出現“失誤”的風險。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新形勢下的改革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恰恰相反，各領域改革緊密聯系、相互交融，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牽動其他領域，同時也需要其他領域改革密切配合，新時期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更具艱巨性、復雜性、系統性，“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

2．經濟領域

第一，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構成雙重風險。發達國家仍將在未來產業發展方面佔據主動，保持競爭優勢，世界經濟將繼續面臨發達國家的政策風險，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過度依賴出口和外資拉動的問題日益突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將面臨著發展經濟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雙重挑戰。

第二，市場經濟規則腐蝕黨性原則的風險。毫無疑問，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場經濟規則和黨性原則的碰撞和沖突不可避免，比如：市場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黨性原則要求克己奉公﹔市場經濟追求“等價交換”，黨性原則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市場經濟滋生個人主義，黨性原則提倡集體主義等等。如果黨的干部不能經受市場經濟的考驗，把市場經濟的規則用在黨內，市場經濟的規則在黨內就會大行其道，造成權力市場化。

第三，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風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以上情況若不解決，必將大大增加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風險，勢必影響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

3. 文化領域

第一，西方“文化滲透”的風險。隨著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各種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相互激蕩、彼此碰撞，我們將長期面臨西方在經濟、科技和文化傳播方面佔優勢的壓力，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和反滲透的斗爭仍然十分尖銳復雜，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新的挑戰。

第二，意識形態淡化的風險。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社會思想意識日益活躍，尤其是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興起帶來了傳播方式的深刻變革，各種價值觀念、文化思潮、利益訴求的表達和傳播更為便捷，使得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念大行其道，混淆視聽，直接干擾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第三，文化認同式微的風險。“文化認同”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基本價值的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是凝聚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綜合國力競爭中最重要的“軟實力”。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滲透，中國五千多年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沖擊，甚至出現了文化認同危機，信仰危機、誠信缺失、道德滑坡嚴重蠶食著社會心理，成為黨面臨的更深層次執政風險。

4．社會領域

第一，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由過去比較單一的“單位人”向多元復雜的“社會人”轉變，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規避﹔地方社會治安不容樂觀﹔社會不良心理和傾向不斷泛濫，這些都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第二，隨著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利益格局出現了深刻調整，人們的社會心理由改革開放初期人心思變和較低的社會預期向對改革發展的社會預期普遍提高、對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要求明顯增強轉變，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環保、社會保障等問題成為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關切，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的難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調整過程中，統籌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妥善處理好各種利益矛盾，不僅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和諧，而且直接關系到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三、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抵御執政風險的對策思考

（一）不斷增強黨的執政風險意識是抵御執政風險的前提

執政風險意識是執政黨及其成員對執政過程可能發生動搖其執政地位的因素的前瞻性認識，執政風險意識是抵御執政風險的前提，隻有增強執政風險意識才會及時發現風險並積極防范風險。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3]“兩個務必”成為警醒中國共產黨保持本色、充滿活力、不斷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鄧小平警醒全黨：“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准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14]江澤民根據深刻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指出：“我們在前進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會遇到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困難和風險。”[15]胡錦濤指出：“必須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國際競爭給我們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我們肩負的任務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清醒地看到我們工作中存在困難和風險”，[16]並提出了我們黨面臨的“四大危險”、“四大考驗”。在中國進入改革發展攻堅期的新階段，習近平警醒全黨：“歷史使命越光榮，奮斗目標越宏偉，執政環境越復雜，我們就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使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17]

實踐証明，強烈的風險意識和憂患意識是黨戰勝各種風險考驗的思想基礎。通過教育要使全黨認識到我們黨執政的權力和資格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的，黨越是長期執政就越容易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甚至消極腐敗，全黨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

（二）不斷提高黨的抵御執政風險能力是抵御執政風險的關鍵

1．不斷提高抵御政治風險的能力

第一，高度警惕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的西化、分化圖謀以及和平演變。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不斷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全面施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變策略並沒有變，企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此，我們黨必須高度警惕和嚴防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嚴厲打擊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勢力。自2013年北京“10·28” 金水橋汽車沖撞暴力恐怖案件發生以來，東突恐怖組織不斷用更殘酷、更殘暴的手段來制造恐怖襲擊。今年發生的昆明火車站“3·1”嚴重暴力恐怖事件和烏魯木齊“5·22”嚴重暴力恐怖事件，都表現出了恐怖手段升級、暴力破壞性增強的特征，我們正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恐怖威脅。實踐証明，民族分裂勢力的破壞活動，對黨的執政構成了嚴重的現實威脅，在我國，反分裂斗爭是現實的、嚴峻的，也是尖銳的、激烈的。因此，我們要堅決反對和嚴厲打擊各種恐怖活動和民族分裂活動，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第三，優化執政資源，化解信任危機。執政資源是政黨執政所必需的各種積極因素，主要包括歷史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意識形態資源。對於執政黨來說，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是黨執政最重要、最寶貴的基礎，民心是最根本的執政資源，信任危機是最大的執政危機。信任危機來源於方方面面，要通過不斷優化黨的歷史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意識形態資源提高黨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淖。

第四，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確保改革的正確方向。改革有正確的改革，也有打著改革旗號而搞各種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蘇聯解體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在改革中放棄了黨的領導。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大大增加，在紛繁復雜的形勢面前，在各種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的相互激蕩下，要沿著正確方向推進改革，必須牢牢把握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權和主動權，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

2．不斷提高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

第一，積極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經濟與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並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勢不可擋，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我們必須趨利避害，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加快發展，更好地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努力擴大出口，積極引進技術、資金、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不斷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際資源，加快我國發展的步伐。與此同時，必須加強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第二，堅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破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些體制性、機制性障礙還沒有完全消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又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前進中的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於深化改革。隻有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才能突破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才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真正解決好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困難和問題。

第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提高我經濟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根本舉措。為此，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加重視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著力深化改革開放，推進自主創新，構建節能降耗、安全環保的長效機制，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不斷提高抵御文化風險的能力

第一，高度警惕西方文化的滲透，抵御西方文化侵蝕。“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18]當前，要特別重視全球化和互聯網條件下西方文化的滲透，同時研究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特點和規律，切實佔領輿論宣傳和引導的制高點，防范和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蝕。

第二，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鞏固和發展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識形態。

第三，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筑牢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園”。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十八大報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增加全民族的文化認同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石，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是抵御執政風險的基礎。

4．不斷提高抵御社會風險的能力

第一，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利益整合能力。我們黨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更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協調各方利益，妥善解決收入分配失衡與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減少社會沖突與社會危機。

第二，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歷史反復証明：誰真正解決了百姓的民生問題，誰就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贏得百姓的衷心擁護，對執政黨來說，“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要不斷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進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優先位置，加快發展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項社會事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從而堅定信心、凝聚民心、振奮人心。

第三，創新社會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新要求。通過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加強對互聯網的管理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三）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是抵御執政風險的根本

如上所述，黨在新形勢下的執政風險既有來自國際的也有來自國內的，既有來自政治、經濟領域的，也有來自文化、社會領域的，但這些執政風險能否化解的根本在於黨的自身建設如何。一方面黨的執政能力決定了外源性執政風險的大小及化解﹔另一方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內源性執政風險的大小並影響外源性執政風險的化解。因此，從總體上來講，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是抵御執政風險的根本。

1．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是抵御各種執政風險的根本指針。

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價值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的背景下，國內任務繁重艱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我們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是抵御各種執政風險的根本指針。

2．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抵御執政風險的本質要求。

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早在民主革命時期，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考慮問題，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工作的標准，贏得了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進入新世紀以來，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戰勝了各種風險考驗。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九十多年的歷史証明，什麼時候我們堅持了群眾路線，黨的事業就會發展﹔什麼時候背離了群眾路線，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揚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抵御執政風險的本質要求。

3．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設高素質執政骨干隊伍，是黨抵御執政風險的關鍵。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抵御執政風險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黨，就是要確保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關鍵在人，就是要建設一支政治堅定、能力過硬、作風優良、奮發有為的執政骨干隊伍，提高執政本領。為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有效管用、簡便易行的制度機制，使各方面優秀干部充分涌現、各盡其能、才盡其用，同時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鑽營者得利，不斷提高干部素質和能力。

4．堅定不移反對腐敗，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是抵御執政風險的保障。

消極腐敗是不僅是人民群眾廣泛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為此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圍繞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加快改進作風常態化的制度建設，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作者單位：中共河南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