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新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構、特點和發展方向

所謂新時期，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為政治主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期。

所謂新時期新世紀，即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為政治主題的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期，或者說是站在新世紀的起點對新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行戰略考察。

所謂新時期新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構、特點和發展方向，即站在新世紀初的歷史時間點上考察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文化結構、特點、實質以及發展方向。

一、新時期新世紀中國社會的文化結構

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結構主要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近代以來資民主革命文化（分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歷史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文化、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文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小農小市民文化以及半資本主義文化七個部分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主要是指數千年來政治上的封建專制和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度文化，以及其它星光燦爛的民族優秀文化成果﹔民主革命文化是指近代中國以來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以民主主義為核心理念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指新中國成立在政治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在經濟上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度及實行社會主義“一化三改”，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直至黨的八大召開前夕的文化制度革新﹔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文化是指黨中央決定放棄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開始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燦爛輝煌，浩瀚宏厚，博大精深。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曾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一段歷史。這一時期是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新舊階級之間，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斗爭復雜而又激烈。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產生了儒、道、法、墨、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等諸子百家，文化思想空前活躍，涌現出不同學派的知識分子爭芳斗艷的“百家爭鳴”局面，如：儒家宣揚“仁政”，認為“民貴君輕”，主張“法先王”﹔墨家主張“尚賢”、“非攻”、“兼愛”﹔道家倡導“無為而治”﹔法家主張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兵家提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農家提出“衣食之本”等。各家各派沖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各種觀點或針鋒相對，激烈辯論，或紛然並存，璀璨爭光，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百家爭鳴”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斗爭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對推進當時文化思想的進步起到了歷史性的革新作用。

數千年的中國歷史創造了先進的文明和輝煌的科技成就，引領並推動了中國社會歷史以及世界歷史的文明進步。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堪稱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對推動和引領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步，以及世界歷史文明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此前數千年，燧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神農氏發明了農耕技術，伏羲氏發明了八卦，創造了捕魚狩獵術，有巢氏發明建造廬舍，葛天氏發明了樂舞和織布、穿衣。《易經》開啟了中國哲學的大門，后背廣泛應用於文化、教育、醫學等多方面社會實踐。

在醫學方面，《黃帝內經》、《黃帝八十一難經》、《神農本草經》等醫學名著，還有吳普的《吳普本草》、李當之的《本草經》、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孫思邈的《千金方》（包括《千金翼方》30卷和《千金要方》30卷）》、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巢元方等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病因病理學專著《諸病源候論》、孟詵所撰《補養方》（經張鼎增補，改名為《食療本草》）、李濂撰著的《醫史》，以及外科鼻祖華佗發明的“五禽之戲”和“麻沸散”、中醫學的開山鼻祖扁鵲創造的“望、聞、問、切”診斷法，等等。中華古代的醫學成就枚不勝舉。

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墨子、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亞聖”孟子、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以及董仲舒、王充、韓愈、柳宗元、王安石、朱熹、王守仁、李贄、徐光啟、王夫之等都是中國古代歷史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文學藝術方面，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游記》、曹雪芹和高鶚的《紅樓夢》堪稱中國古代四大歷史文學名著，批判現實主義杰出作家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蒲鬆齡的《聊齋志異》等也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歷史地位。著名藝術作品有：關漢卿《竇娥冤》、王實甫的《西廂記》、白朴的《梧桐雨》、馬致遠的《漢宮秋》、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鄭光祖的《倩女離魂》等戲劇。

在自然科學方面，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經》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老的地理書、古代杰出的農學家北魏時期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則是著名的農業科學著作﹔戰國時期西漢商高的數學著作《周髀算經》著有“勾三股四弦五”，是著名的勾股定理。南北朝杰出的數學家、天文學家、文學家、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和科學家祖沖之著有《綴術》，第一次將圓周率（π）值計算到小數點后六位，即3.1415926到3.1415927之間。中國元朝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專家和儀器制造專家郭守敬制訂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歷法——《授時歷》，應用數學名著《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專著，也是漢唐《算經十書》中最重要的著作。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科技成果星光燦爛，浩如煙海，不僅是這種傳統歷史文化的精粹，也是世界歷史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還需看到其另一方面，即數千年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這兩種社會制度充滿了殘忍的壓迫和剝削，悲慘和虐殺，迷信和愚昧，落后和保守。在政治上實行封建專制獨裁，君貴民輕，在經濟上實行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的高度集中，小農生產方式廣泛而漫長地存在，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同時也要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歷史局限性。如：孔子的“學而優則仕”思想，首先讀書在古代對一般平民家庭是一件不可思議的難題，一般家庭並不具備讀書的物質條件。在古代希臘，學校被稱作“leisure”，意思是王宮貴族的豪華休閑場所，平民被排除在外。在新時期新世紀，“學而優則用，用之優則用”則是更具科學的用人原則。與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相伴生存在的“三綱五常”等陳腐的宗法思想，不僅將佔據半數社會的女性打壓在社會制度生活的最底層，而且嚴重束縛了人性的自由解放。法家思想曾對秦的興起和統一國家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過於嚴苛的法律卻在一定程度上轉化成了滅殺秦朝的導火索。陳勝、吳廣起義的直接原因是因連降大雨而造成誤期趕到長城的殺頭之罪。若非秦法如此嚴苛，則存在農民起義暫不發生的可能，存在秦朝繼續統治的可能。封建社會因注重農業經濟導致重農抑商，嚴重遲滯了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清朝末年的思想保守大員迷信愚昧盛行，甚至將西方先進科技誣為“奇技淫巧”。由此可見，對待中國歷史文化必須堅持必須辯証地認識，在保持其歷史繼承時必須進行批判、甄別，實行“揚棄”原則，即：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與此相反，如果照搬照抄，完全接受，或者徹底否定，盲目排除一切，就會犯復古倒退的保守主義或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

三、近代中國以來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文化

當人類歷史進入十七世紀中葉，歐洲的城市商業經濟已經發展到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並首先在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府，以其先進的生產方式為世界資本主義開辟出了一條血淋淋的掠奪之路。十八世紀前半個世紀，英國、法國等歐洲的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行了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至十九世紀后半期，后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美國、日本等不僅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或革新，而且已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而此時中國的大清帝國則是世界最大最富有同時也是最完善的封建帝制國家。由於歷朝歷代重農抑商的政策，以及清末為避免海盜襲擾和鴉片走私等而實行的閉關鎖國的保守政策則進一步促進了中國落后的社會生活與西方先進文明的隔離。鴉片戰爭的“船堅炮利”摧毀了大清帝國的大門，粉碎了封建統治者的美夢，封建帝制逐漸走向崩塌，也刺痛了無數愛國志士的熱血心腸。正如資產階級維新派志士譚嗣同發出的豪壯悲鳴：“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厄運，中國近代歷史的思想文化界曾發生了四次大的辯論：地主階級洋務派與頑固派的論戰、資產階級維新派與頑固勢力的論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與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論戰、馬克思主義者與形形色色反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每次辯論都十分鮮明地體現了不同的主題，提出了不同的救國方案和新的政治主張。

第一次論戰：地主階級洋務派和頑固派的論戰，發生在19世紀60、70年代。“洋務派”繼承和發展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倡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思想，主張在維護固有制度和綱常禮教的前提下，採用西方的實用科技“興辦洋務，富國強兵”。頑固派則主張以“忠信為勇，禮儀為干櫓”，反對“西學為用，師事夷人”，視西學為“異端邪說”，視西方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此次論戰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夷夏之辯”的保守觀念，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為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一個窗口。

第二次論戰：資產階級維新派同守舊派的論戰，發生在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革除舊弊，變法維新，倡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興辦學堂，開發民智民力，封建地主階級守舊派則堅守祖宗之法不可變，“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民權必亂。此次論証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引起廣泛社會影響，國內知識分子眼界大開，西方資產階級在中國達以傳播。

第三次論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論戰，發生在1905年到1907年。革命派主張打到清朝政府，推翻帝制，以革命手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維新派則認為革命會導致血流成河，亡國滅種，“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反對土地公有，反對平均地權。此次論戰關鍵是要不要暴力推翻清朝統治，要不要建立共和政體等問題。論戰內容劃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使更多的人沖破改良思想的束縛，促進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推進了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

第四次論戰：馬克思主義者和形形色色反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發生在1919年7月到1921年7月。這次論戰不僅是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之間的論戰，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則是代表中國社會未來不同發展方向、不同前途的科學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論戰。

第一次辯論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倡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思想，仍然堅持維護封建制度和綱常禮教，僅僅主張採用西方的實用科技“興辦洋務，富國強兵”，而沒有認識到隱藏在摧毀大清帝國大門“船堅炮利”背后的資本主義制度，“洋務運動”因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和吏治腐敗的痼疾而功敗成垂，宣告失敗。在第二次辯論中，封建地主階級守舊派堅守祖宗之法不可變，“寧可亡國，不可變法”。資產階級維新派試圖以改良途徑和脆弱的力量來觸動封建帝國的根基，削減王權貴族、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和特權，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戊戌變法”失敗，資產階級改良救國的方案夭折。第三次辯論發生在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認識到改良的救國方案行不通，毅然決定實施革命救國，並提出了以“民權”取代封建專制，以“平均地權”取代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度。但是，由於其階級的局限性，未能認識到廣大農民對土地迫切需求以及近代中國新產生的現代產業工人革命性，因此找不到強大而深厚的革命動力，未能承擔起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使命，直到晚年才認識到必須“喚醒民眾”。而此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由商品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帝國列強競相發動戰爭爭奪世界落后國家作為資本輸出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社會獨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道路已被世界各國列強所封殺。發生在“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即是以“民主”、“科學”為核心理念，反對封建專制、迷信愚昧的文化思想解放運動。第四次論戰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之間。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迅速傳播有幾種原因：（1）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勞工階級政權，開創了一條新的革命道路，為中國人民提供了一個新的救國方案﹔（2）“五四愛國運動”前以“民主”、“科學”口號為核心理念的新文化運動嚴厲抨擊了封建專制和迷信愚昧，同時充分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對中國的文化思想發揮了啟蒙作用，中國人民的文化意識開始覺醒﹔（3）資產階級改良派、革命派的救國方案接連失敗，已被歷史淘汰，即將退出政治舞台。（4）中國的現代產業工人達到了一定發展，且具有如下特點：①革命性。受壓迫最甚，革命性特別堅決，不會產生工聯主義﹔②紀律性。國內沒有民主議會之路可走，且很多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歸國﹔③集中性。集中在全國幾個大城市。

四、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

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上下篇，兩者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歷史邏輯關系。這兩者以“五四愛國運動”為分水嶺劃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中，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救國方案，領導此革命的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目標是建立資產階級的政府和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的救國方案是馬克思主義，領導此革命的是中國工人階級，政治目標是建立工人階級的政府和工人階級共和國。之所以以“五四愛國運動”為分水嶺劃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是因為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姿態登上了政治斗爭舞台，開始了中國工人階級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先河。

一般來講，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政治任務，然而，在中國，這一政治任務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無產階級肩上。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之所以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肩上，主要原因是：（1）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已由自有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由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由開拓世界范圍內的商品市場轉變為爭奪世界范圍內的殖民地，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起的與老牌的帝國主義之間開始了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必然被帝國主義資本輸出所壓制，並為其侵略戰爭鎮壓﹔（2）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仍然極其微弱，無論在外國資本的強制打壓下，還是在中國官僚地主階級和自然半自然的小生產方式的擠壓之下，都難以擺脫其在夾縫中生存的艱難處境﹔（3）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中國已失去了曾經有過的政治魅力，喪失了對中國激進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和救國方案的誘惑力。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僅為中國的反革命勢力所鎮壓，也被外國帝國主義勢力所打壓，正如毛澤東指出：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3頁）多年來革命的失敗、黨內的分裂，以及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復辟帝制，大造“尊孔復古”的歷史逆流，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領袖孫中山深感筋疲力盡，山窮水盡，有心殺賊，無力還天，直到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才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造成了推翻中國封建軍閥統治的大革命形勢。

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存在著質的區別。無論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都是以階級為前提的，都是階級的革命，並由此決定了革命的結果和將要建立的國家的政治性質。什麼是階級？1919年6月， 列寧《偉大的創舉》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正如階級一樣，民主的內涵首先也是一個經濟概念，即政治的民主必須建立在經濟民主的基礎上。其次才是一個政治概念，即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否則，如果承認政治上的民主，而不享有經濟上的民主，就是空洞的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本質區別即在於此，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無產階級的民主的本質區別也在於此。在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內，政治上建立的是資產階級政權，經濟上確立的是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工人階級民主自由權利無可選擇地就成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一切資產階級憲法所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為赤裸裸的空話。美國電影《生死狙擊》中參議員在片尾的台詞倒是很能反映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共和黨，沒有什麼民主黨，也沒有什麼社會民主黨，或者自由民主黨等，有的只是窮人或富人。換句話說，隻有資本與勞動力，隻有剝削和被剝削，隻有生存和被殺戮，隻有戰爭和滅亡。其自由、民主、博愛、人道、民權等花言巧語、人性原則、人道主義蕩然無存。而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客口頭上卻仍然千篇一律地，堂而皇之地，自欺欺人地，不厭其煩地散布著純粹的謊言：“我們是為了人類自由世界而戰”，即使是取消了那部分人的生存權，滅絕了那部分人的生命。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工人在過去兩年“佔領街心花園”行動中提出“增加富人的稅收來緩解政府財政壓力”，也不難理解開展佔領紐約華爾街、佔領倫敦運動的時侯，即遭到了資產階級政府的圍堵、驅散和彈壓。正如列寧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就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這就是國家的實質。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實質也不例外，就是對工人階級的暴力統治。

也正因此，“五四愛國運動”后，中國民主革命派的陣營發生了分化，其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下，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的感召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毅然選擇了俄國革命道路，在此毅然決然地拋棄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微弱，中國現代產業工人數量並不大。1894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有10萬人，到1914年達到100萬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近代民族企業迅速發展，中國產業工人隊伍也迅速壯大，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達200萬人左右。人數雖少，卻是革命性堅決、紀律性強、便於發動。隻要廣大的中國農民形成一種合唱，就能發揮領帶階級的政治作用，就能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此外，還要與中國的資產階級結成同盟，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實施革命“兩步走”戰略，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一同進行，“畢其功於一役”。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民族革命的勝利，因為它從此改寫了中華民族進入近代以來屢造西方侵略，飽受列強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慘痛歷史，使得中國人民獲得了民族解放，恢復了國家主權，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歷史使命。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同時也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共和國做了准備。

五、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文化

中國共產黨在其創建后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共28年的革命奮斗，於1949年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以往一切反動勢力施加給中國人民的枷鎖都被徹底粉碎了，中國人民又重新獲得了生存發展的權利和資格，得以運用自己的主權和尊嚴參與現代社會和國際事務。共和國使中國人民能夠廣泛地追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權利，為中國進入現代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基本條件。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本質上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這一革命使得中國中國人民恢復了國家主權和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雖然在政治上奠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但在經濟生產方式以及社會生產力水平依然十分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停留在自然半自然的落后狀況中，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少數人所得而私”以及大資本家仍掙扎著力圖操控國計民生。“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沖突越來越明顯。打擊投機倒把、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工人監督生產、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同時，“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就為黨和人民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任務，為中國社會提出了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緊迫任務。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即已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1953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04頁)。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由於建國初期經濟、技術水平落后，經濟建設的第一目標是實現工業化，這是因為舊中國的工業幾乎是空白，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坦克都不能生產出來。1954年，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要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和現代化的國防”。(《周恩來文選》下卷，第132頁)。在此，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雙重任務，並將兩者緊緊聯系在一起，革命和現代化都是社會主義的前途和性質。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在社會主義“三化一改”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性地實行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民族資本（十分之二），限制、利用、改造。限制其不利於國民經濟。1949—1953年，主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向私人工業採取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對私人商業實行經銷代銷，引導私人經濟聯系國營經濟，初步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渠道。特點：實現“四馬分肥”，34.5%所得稅上交國家，30%作為企業公積金，15%作為工人福利費，20.5%作為資方紅利。到1956年底，全國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有四股股東114萬人，股額24億。1956—1966年，國家付給資本家年利5%，7年為期，屆時延長3年，資本家共獲利32.5億。其中，“四馬分肥”階段13億，“定息”階段11億，支付高新8.5億。這是不等價交換，卻購買了一個階級——“贖買”，在中國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這是將其納入到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

對中國農村廣泛存在的個體農業，中國共產黨則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性地實行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的缺點和偏差表現在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主權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發展創造了政治條件，也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將數千年來盤踞在中國廣大農村根深蒂固的小農生產方式實行了徹底的變革，徹底廢止了數千年來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根本上切斷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屢屢出現的周而復始的由富農到地主土地集中到農民起義推翻封建王朝的物質基礎，並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准備了政治經濟條件。縱觀三十多年的革命奮斗歷史，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所取得的勝利成果既包括民族民主革命、社會政治革命，也包括更加深層次的經濟革命。這些多層面的革命勝利成果即醞釀和滋生了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革新、革命由此開始。更難得的是，這些革命成果還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條件，同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又進一步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進步發展。“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是以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156個項目為中心，以694個大中型項目為重點，以發展重工業為主，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初步基礎，開啟了中國的全面工業化大門，也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基礎。

六、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文化

“波匈事件”暴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或者說“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存在的嚴重弊病，一個是蘇聯國內的計劃經濟體制，一個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鑒於此，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決定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出發，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此方面，具有標志性的思想理論成果包括: 《論十大關系》、黨的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轉化和基本矛盾的決議、《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次具有開創新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提出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 “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等十個方面的關系問題要求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中國的經驗，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同年9月15日，黨的八大明確提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大會報告進一步指出：“這一矛盾的實質，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並根據黨的八大決議制定了第二個五年（1958-1962）計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又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明確指出了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明確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並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方針的繼續和發展。明確劃分了敵我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再次強調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

認真分析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黨的八大確立的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的基本矛盾，認識到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並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等，這都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探索，具有創新意義。但是探索的過程中還會遇到新情況、新問題，難免發生錯誤。其中在1957年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廬山會議后期，發動了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針對這些錯誤，中共中央及時發現並予以糾正。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后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在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雖然犯過嚴重錯誤，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 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借債款項）。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致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某種程度上講，“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開是對過去“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擴大化”的錯誤認識不清不徹底的繼續延續。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中發生的，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同時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錯誤難免發生。

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

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理解其內涵及其實質？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方案相比還不夠，還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是從蘇聯嫁接、建立在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的中國封建社會基礎之上，是特指中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說是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主義，其實質是社會主義性質，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同時也不超越必要的發展階段，這是社會生產力的客觀水平所決定的。

處於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如下內涵：

在政治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對於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礎之上的政治體制，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他同時明確說明：“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在經濟上，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在文化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全面貫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建立在此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思想理論文化的不斷創新歷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並再次強調了為實現這一戰略任務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技、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強調要發揚民主，並使民主生活制度化、法律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進程，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和全面闡發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1992年，中共十四大根據改革開放十四年來的偉大實踐，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歸結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大會同時做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論斷，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強民主文化建設。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

近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成就証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是歷史的必然。但是，由於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還會遇到許多困難的問題，所以現代化的建設歷程還很長。回顧歷史，從中國的二十年代進入現代社會到中共中央確立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和任務，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的解放和現代化的建設，經過了長期的奮斗和追求。歷史証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八、新時期新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

中國社會當今的文化既不能脫離現有的實際，也不能完全根除其歷史痕跡。從上述看，數千年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半殖民地的封建文化、小農小市民文化、革命傳統文化（包括舊民主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半資本主義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於當今的中國社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在政治上，延續了數千年的封建宗法專制文化。中國古代史主要是以封建社會的帝王專制制度為主要部分。在經濟上，中國廣大農村漫長地存在著封建地主階級土地高度集中佔有制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在文化教育上，尊崇孔孟之道，推行三綱五常之倫理，在本質上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2）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淵源數千年，浩瀚似大海。哲學、醫學、藥學、建筑學、文學、軍事、教育、藝術、生產、科技等各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名符其實。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科學家、教育家、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藝術家等群星燦爛，其杰出成果璀璨耀眼。中國古代歷史曾經孕育了先進和文明，鑄造了世界上最宏大強固的封建帝國制度，達到封建文明的巔峰。

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1）中國人民的革新、反抗和革命。腐朽的封建專制清政府不能“內發新機”，所以“洋務運動”富國強兵失敗。太平天國革命未能提出新的社會革新方案，資產階級維新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社會階層，資產階級革命在世界歷史由自有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由商品輸出變為資本輸出，由爭奪世界商品市場變為佔領世界資本市場，直至新舊帝國主義之間矛盾劇烈激化。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新文化運動等，甚至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軍閥混戰都是革新與守舊、革命與保守的矛盾斗爭。（2）資產階級民主革新文化，資本主義微弱發展。中國幾乎歷代封建帝王都實行重農抑商的國策，推崇天下萬般事，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人生觀、價值觀，官本位、權本位思想觀念十分濃重。資本主義雖然在北宋、明末、清末都曾有微弱的萌芽，但在強大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面前隻能窒息於襁褓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近代社會雖然有些發展，但由於國外到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已由商品輸出轉為資本輸出，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必然為外國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軍閥勢力所共同打擊，國內遭受封建的自然半自然經濟方式的阻礙。1894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有10萬人，到1914年達到100萬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近代民族企業迅速發展，中國產業工人隊伍也迅速壯大，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達200萬人左右。但是，盡管中國產業工人數量隊伍有所壯大，在當時全國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太大，僅約佔0．5％至0．7％，而且這部分工人還與農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3）進入近代中國社會以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了西方帝國列強的侵略和欺凌，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在政治上清政府變得奴顏婢膝，統治集團內部則產生了洋務集團和投降派，在經濟上產生了買辦經濟和買辦階級。尤其是在武器先進的軍事帝國主義侵略殺戮面前，表現的恐慌和畏懼，為博得某帝國支持而不惜出賣中國利益。於是，進入中國近代社會以來漢奸的投降的賣國的媚外的恐外的崇外的半殖民地文化便由此產生，至今仍然還在陰曹地府的夾縫中偶爾發出噪音。可見，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包含著資產階級革命、愛國主義、資本主義、民主革、科學進步等文化特點。

五四運動中，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以戰斗的不妥協的戰斗姿態登上了歷史政治舞台。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者陣營發生了分裂，一部分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認識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政治歷史使命，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中國民主革命的武器。但是這場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質，其領導者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其革命前途是建立社會主共和國，而不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實現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國是一個內無民主，外無獨立的國家，革命的特點隻能武裝革命途徑這種“單一”的革命的方式。對中國革命的斗爭方式，斯大林也給予了精辟的概述：“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並不在城市，而在農村，由農民來承擔民主革命主力軍的角色。要發動農民革命，就必須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土地革命就成為民主革命的根本途徑。為此，就必須將民主革命的中心放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在農村積蓄革命力量，最終佔領城市，管理城市。

由於中國農民在黨內等革命陣營內表現出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成分，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走向勝利，就必須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相結合，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實現全黨的馬克思主義化，加強馬克思主義政黨性質建設。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愛國主義、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土地革命、黨性建設等就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創造了毛澤東思想主體文化，或者說新民主主義文化，也涌現出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人物，這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珍貴財富的一部分，在新時期新世紀必須大力宣揚，作為學習榜樣，做人的楷模。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價值、精神規范、倫理價值。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前提條件，主要表現在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同時新中國建立初，華北等廣大地區已經實行了深刻的土地改革。以“三化一改”為根本內容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通過和平途徑達以進行，與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取得勝利。這是又一次偉大創新，實現了列寧曾經試圖以“和平贖買”方式進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所未曾成功的先例。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一次意義極其深刻的社會革命。這次革命不僅廢除了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為國家工業化創造了土地資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而且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戰略性基礎，開啟了新紀元的大門。“波匈事件”暴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因此中國共產黨立即著手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新課題，如何建設，正如1950年4月7日，陳雲在出席政務院第二十七次政務會議上談到物價跌漲不穩時指出：“要摸著石頭過河。”（陳雲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4頁）正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繼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后，由於對中國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發展階段沒有准確把握，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清，逐步形成了全局的長時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是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繼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至新時期新世紀的今天。三十多年來，已由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時期的核心實質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建設不斷發展，城市化、城鎮化與現代化建設同步發展，小生產方式必將被工業化、現代化生產方式取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民主權利不斷完善，現代科技不斷進步，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斷發展。因此，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進程也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因素不斷增生，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生的過程。

綜上所述，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由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革命傳統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小農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會主義文化等因素構成。社會主義文化與其他文化因素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是核心與外圍的關系，一元與多元的關系。社會主義文化主體基礎與其他文化因素的主導與跟隨、主體與附屬的關系，是不斷增生發展著的社會主義文化與逐漸減弱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文化生態競爭關系。

九、新時期新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

當今中國，最落后的文化因素當屬至今在中國農村依然廣泛存在的小農生產方式和廣泛分布的以小城鎮特征為代表的小市民生產方式，以及與這兩種生產方式相伴生伴存的小農小市民的價值、意識、理念文化。作為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政治代表的封建專制文化早已進入歷史博物館，但因受小農生產方式的限制，封建的宗法的小農觀念意識的殘留依然存在。由於這種觀念意識落后、保守、腐朽、愚昧，因此必須予以抵制和批判。而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則理當代代相傳，發揚光大，為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服務。

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民營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在中國廣大區域的農村社會，小農生產方式已然存在，反映此經濟發展水平的文化也同樣廣泛地存在著。在小農生產方式轉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過程中，還夾雜著一個夢想進入大資產者階層的小資產的生產方式。如果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比是災難，而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相比則是福音。社會主義若不能吸收資本主義文明，就隻能與封建主義文明相嫁接。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與小農生產方式相比是歷史的巨大進步。以小生產方式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經濟，其本質屬性已決定了必然讓位於大工業生產方式，也就是說，農業經濟無法擺脫或避免參加到工業化的進程中，或將必然“被加入”到工業化的進程中，小農生產方式必然被大生產方式代替，手工勞動必然被大機器協作勞動代替。農民田園詩般的小農生活必不能持久，無論給予農民再多的真摯的同情，企圖或避免農民進入工業化進程中的痛苦都無濟於事。而企圖維護自食其力的農民對自己的小塊土地的佔有，以避免大生產給農民帶來的災難也是枉然，那隻能是在拉歷史的倒車或阻止社會的進步。正如恩格斯在《法德農民運動》就大農、中農、小農經濟所作的的論述：“以小塊土地所有制為特征的情況不可挽救地注定要滅亡。”社會化大生產代替小農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維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既不符合資本主義生產規律，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性質和發展方向，既不允許出現一個資產階級，也不允許出現一個特權階層或既得利益者階層，特別要注意抵制和批判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和價值觀念。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民營經濟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隻在於促進小生產方式向工業化的進步，適利用其積極的一面，是允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成分，而不是向資本主義前途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仍佔據主體。

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今天仍不失其先進文化價值。因為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的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革命的文化。其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化體系和價值觀念，是一切愚昧、落后、保守、腐朽的偽科學，其推崇的是先進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人民民主文化和科學理性的文明文化。毫無疑問，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步的文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將會繼續發生積極作用。

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由封建思想觀念殘余、思想文明璀璨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由資產階級革命、愛國主義、資本主義、民主革新、科學進步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由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土地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由以“三化一改”為根本內容的中國社會主義“和平革命”的文化，由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文化以及發生的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等文化，由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由已經確立並在繼續不斷增長著的社會主義文化，由依然依然廣泛存在並正在發生變化的小農小市民生產方式文化以及資本主義文化等構成。其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將會繼續促進新時期新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進步，資本主義文化則具有消除小農小市民生產方式及其文化而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進步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是新時期新世紀中國文化創新發展的借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新時期新世紀初的中國文化主體，社會主義文化是新時期新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方向。

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由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革命傳統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小農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會主義文化等因素構成。社會主義文化與其他文化因素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是核心與外圍的關系，一元與多元的關系。社會主義文化主體基礎與其他文化因素是主導與跟隨、主體與附屬的關系，是不斷增生發展著的社會主義文化與逐漸減弱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文化生態競爭關系。

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的關系

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本質特點是政治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和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以及反應這一政治經濟的社會主義文化體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指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於初級階段，是特指建立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社會廢墟上的落后社會生產力水平之上，還必須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狀況出發，將社會歷史進程中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取代小生產方式，推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必要的補充方式，將先進的資本主義因素作為代替落后的小農、小商品經濟因素，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因素的必要補充，而不是泛指一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必經的生產方式和發展階段。

早在1950年6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書面報告中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頁。1956年12月5日，毛澤東在與陳叔通談話時指出：“現在看起來蘇聯消滅階級，消滅太早了，不能夠使用資本家的能力。讓資本家多拿幾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學習，對工人階級是有利的。我們把資本家當成真正的財富，重視工商界，他有進步的文化。地主隻有古代文化，工人階級有這個財富是好事情，工人沒有文化，資本家有現代文化。（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頁。）12月7日，毛他在與民建、 工商聯負責人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話時再次強調：“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這叫新經濟政策。……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共和國走過的路》（1953—195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頁）。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隻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這充分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包括：（1）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2）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3）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是什麼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與建國初“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不能生產”的一窮二白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相比，公有制經濟的實力基礎已發生了歷史性的質的飛躍。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繼續為民營經濟創造了廣闊的市場和發展空間。從某種程度上，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中國的民營經濟就不能前進一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不僅具有強大雄厚的實力基礎、先進完善的管理制度、新穎創新的制度理念、鮮明的人民民主的政治性質，因此獲得了廣泛的人民支持、擁護和強大的生命力。正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具有如此最基礎性的社會資源優勢，才能在客觀上無可替代地承擔了帶動民營經濟的強大動力。一則目前的中國還沒有完成城市化的歷史進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也還沒有實現全社會的現代化，全社會的生產力現狀呈現出明顯的區域不平衡性和層次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取代小生產方式，同時推進並增長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因素仍然存在廣大的時空﹔二則現代化的國有企業不僅能為民營企業創建廣泛的商機，而且其先進的管理經驗、生產技術等都對民營企業的發展發揮著極大的無可替代的促進作用和引領作用。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雖然在資源和市場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但是由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發揮著基礎性、主導性的根本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共同戰略任務上則是一致的。在此，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助互濟、互利互惠的作用就是其主要的積極的社會作用。這種經濟成分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純粹的資本經濟，而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也正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擠壓民營經濟生存空間”、“國與民爭利”等說法是根本錯誤的荒謬認識。其一方面不符合客觀實際，另一方面極易錯誤導致“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毀滅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以后三十多年來，與其相伴產生、存在的是作為這種經濟成分的代表——民營企業主階層。改革開放新時期新生的民營企業主階層既不是以往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買辦的官僚的資本家階級或與帝國主義和中國官僚資本密切相連的民族資產階級，更不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意義的西方資產階級。改革開放新時期產生、存在的民營企業主階層具有如下幾個特點：（1）相應黨的號召，符合的政策﹔（2）堅持黨的領導，服從無產階級領導﹔（3）是在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私有經濟成分﹔（4）受國家宏觀經濟的調控，資本職能受到節制或限制，避免了資本的“原始狂野型”﹔（5）私有經濟的作用和目的不是純粹為民營企業主階層，而根本上是為了活躍社會生產力，利用相對先進的資本經濟取代小生產方式，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6）民營企業主階層具有建設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投資者、經營者以及勞動者等多重角色，其經濟成分的實際作用及發展方向是服務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7）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開放，其發展不允許產生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或“既得利者階層”，更不允許產生貧富懸殊、兩極分化﹔（8）私有經濟雖然存在“有限剝削”，但其主要作用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真正的財富”，其主要的根本的性質已不是資本的剝削，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成分。（9）改革開放新時期產生的中國民營企業主階層既不是一個單獨的階級，也不能在政治上作為一單獨的階級存在，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是其領導者和忠實的利益代表者。（10）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社會新產生的民營企業主階層雖然其經濟成分屬於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其在政治上屬於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並不能忽視或否認其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存在，更不能對個別存在的狂野性的飛揚跋扈的違法亂紀行為等閑視之，必須納入法治、教育軌道，加強其對自身經濟地位、歷史作用、黨的政策等相關政策的學習和認識，並給予其過硬成熟者參政的機會，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特色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具體體現。

十一、新時期新世紀中國文化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由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革命傳統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小農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會主義文化等多重因素構成。既然社會主義文化與其他文化因素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是核心與外圍的關系，一元與多元的關系。社會主義文化主體基礎與其他文化因素是主導與跟隨、主體與附屬的關系，是不斷增生發展著的社會主義文化與逐漸減弱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文化生態競爭關系。那麼，先進與落后、領導與被領導就必然發生矛盾和斗爭。

社會主義建設則是人類社會的新課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是人類的新課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襲擾還會時而發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還會不斷受到國內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襲擾，沖擊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在國內，存留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封建的官僚的思想觀念、中庸之道、宗法崇拜、愚昧迷信等傳統文化中糟粕沉渣泛起，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和剝削意識還會長期而廣泛地存在﹔在國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以及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還會不斷涌入國門。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國存在，是因為在中國廣大區域的農村社會，小農生產方式已然存在，反映此經濟發展水平的文化也同樣廣泛地存在著。在小農生產方式轉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過程中，還夾雜著一個夢想進入大資產者階層的小資產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若不能吸收資本主義文明，就隻能與封建主義文明相嫁接。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客觀存在並正在不斷地由小農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前進的步伐，同時夢想進入大資產者階層的思想觀念也不斷產生著。這就是中國社會資產階級思想不斷滋生的溫床。又由於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對外開放已成為中國的重要國策，在外國先進文化思想進入中國的同時，也難免其糟粕的成分魚目混珠，泥石俱下，一同涌入。對待歷史文化和外來文化，關鍵要做到對中外文化的“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實際對待上，必須給予抵制和批判，這是革命性體現。如果與此相反，對中外文化不加分析辨別，不反對其糟粕，則會不斷啄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安全將受影響。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而徹底排斥資本主義已有文明，是保守和自封﹔完全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則是錯誤。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是社會歷史繼承發展的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必需。

任何政黨都來源於其所代表的階級，中性的政黨是不存在的。中國共產黨的廣大干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來武裝。黨的領導干部，如果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武裝和指導，就會精神匱乏，營養枯竭，就不能體現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就會失去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前進方向，就會脫離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文化。理論是思想的表達，是戰斗的武器。殊不知，沒有理論，就是沒有戰斗的武器，就沒有文化，就是貧困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列寧指出：“隻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鋒戰士的作用。”馬克思主義政黨若不學文化，不學理論，就是甘當俘虜，就是自願放文化棄意識形態陣地固步自封，作繭自縛，不懂得如何檢驗真理，發展真理。

沒有科學的真理作指導，就沒有成功的實踐，就沒有社會的科學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學真理。中國共產黨隻有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為指導，才會有對馬克思主義崇高信仰的毫不動搖，對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忠貞不渝，才會有艱苦奮斗、戰天斗地、犧牲奉獻的大無畏精神，才會有忠貞不屈、百折不撓的堅定信念，才會有浩浩蕩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才能永葆先進的青春，才會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成功實踐，才會培養出廣大干部的實干實戰的能力和健康純潔的作風。一切黨員和黨的干部都堅決必須反對來自於國際國內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消極影響，必須堅決抵制國際國內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侵蝕。在是非面前，一切黨員和黨的干部都要亮明態度，弄清是非。提倡什麼，反對什麼，孰是孰非，明白清楚，含糊不得。否則，就會造成模棱兩可思想認識，就是是非不分，黨性不純，黨風不正的表現。這是檢驗一名黨員政治信仰是否堅定和政治覺悟高低的標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神聖而艱巨，任重而道遠，將來還會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實踐的功能在於檢驗真理，發展真理，而真理的價值則在於科學地指導實踐。在承認實踐對真理的檢驗功能的同時，否定真理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真理就會變得毫無價值，實踐則成為與真理相脫節的事務主義，大大失去了實踐的意義。為實現又好又快地發展，就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發現真理，把握真理，堅持真理。以科學真理指導實踐，並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獻身於對科學真理的追求。否則，就會走入實踐的誤區，陷入主觀臆斷，官僚作風的泥潭，就會成為“山野村夫”而被拒絕於科學的殿堂之外。

文化的核心實質是道德價值，亦即一個人的價值取向和評判准則，或者說人生觀、價值觀。善於糾正繆誤，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是達到道德價值巔峰的必然途徑。實踐是真理的源泉，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共產黨的干部要信奉科學，要把科學真理當作指導實踐的思想武器，要善於科學調研，科學分析，科學判斷，科學決策。要善於發現真理，更要堅持真理，並檢驗真理。領導干部的工作，若不堅持科學真理，就必然陷入謬誤。二者必居其一，舍此無它。因此，黨的一切領導工作都是科學與反科學的戰斗，是真理與謬誤的戰斗。

置於新時期新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即使沒有完全實現，但其作為一個概念已經變得陳舊。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迫切需要實現全社會的現代化，建立現代化的政治文明、現代化的社會管理、現代化的企業制度等等，創建全社會的現代化價值理念，以全社會的現代化理念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價值發展體系，以先進的社會意識推進全社會的文明進步，以先進的文化引導社會發展，以全社會的現代文化價值理念培養出具有現代文化、現代人格、現代價值的社會主義新人統領的社會主體。可以預見，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文化將不斷沿著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文明不斷進步創新的方向發展，以全社會的現代化文化塑造出具有現代價值的社會主義人格和社會主義道德體系。

所謂民族的文化，即堅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服務於新時期新世紀的現代化建設，服務於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所謂民主的文化，即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充分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建設社會主政治文明﹔所謂科學的文化，即不斷以先進的價值理念引領和指導時代創新，以頂尖科技引領新時期新世紀的改革開放，以科技產業支撐民族的發展，實現全社會各行業的科學進步﹔所為現代化的文化，即有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轉向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建設，通過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進程，以現代化的價值理念創建新時期新世紀的社會主義文化結構體系﹔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即非資本主義的，非民主社會主義的，更不是封建專制的文化，而是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核心道德價值的先進文化。（作者單位：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