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裡赴故地，尋根到古田。在建軍87年之際，我懷著極其虔誠之心，踏上了去往聖地古田的尋根之旅、朝聖之旅。閩西古田，彩眉嶺腳下的萬源祠。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這裡勝利召開。這座極其普通的院落，因為見証了一個偉大創舉，注定成為后人仰視中國的一個視角。在這裡，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建軍原則，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對經典的超越和對自我的超越。
中國共產黨人以寬廣的眼界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歷史性超越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閩西大地雪花飛舞，古田山川銀裝素裹。萬源祠裡濟濟一堂，120多人圍坐在篝火旁，一次開啟人民軍隊建設新篇章的會議，正在這裡召開。就是這個“古田會議”，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破解了中國歷史上一個走不出的怪圈，解決了中華民族求解放、謀復興歷史進程中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創造了世界建軍史上的奇跡。
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1927年南昌起義開啟了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序幕，此后黨領導了100多次武裝起義。一次次失敗，一次次抗爭，我們黨得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然而如何領導和掌握這支軍隊卻沒有找到理想的出路。這個問題，發韌於秋收起義失利后，“攻城”還是“上山”的選擇之時，源起於“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的探索，深化於入閩后關於紅四軍領導方式的交鋒，成型於古田會議的共識及決議。
在這一過程當中，共產黨人特有的探索精神、擔當精神，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超越了中國幾千年來就有的“兵為將有、兵隨將走”的個人領兵傳統。由於紅四軍形成的歷史原因，這些舊有的觀念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正如毛澤東當時就紅四軍內部存在的爭論問題給林彪的回信中分析的：“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大部分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這是1927年），結集又是失敗之前的黨組織，既是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是完全失了領導。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
歷史與現實、鮮血與苦難，給當時的官兵最為直接的經驗：是個人而不是組織在掌控著軍隊。毛澤東看到了這種領導方式存在於紅四軍之中有其文化根源的特殊性，更看到其潛在的軍權主導政權黨權的危害性，以及這樣一支軍隊可能難以擔當無產階級政黨歷史使命的嚴重性。早在秋收起義，毛澤東在紅軍中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實踐，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形成了基於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實際的獨立思考，提出了“黨對軍隊絕對的領導”的正確主張。這一主張，到古田會議為全黨所認同並上升為制度。事實充分說明：毛澤東極其深刻地了解中國歷史，又極其自覺地超越了中國歷史。
中國共產黨人以獨立的思考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性轉換
1848年，《共產黨宣言》在歐洲發表。就在這一年，閩西山溝、古田山村的萬源祠落成。也許是歷史的巧合，81年后的古田會議召開時，選擇了這個成為小學學堂的祠堂。過去的81年裡，不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先驅，對於在中國這樣的國情下進行革命運動，都沒有遇到過。
秋收起義失利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共產黨人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希望在農村。這樣，如何依靠廣大農村的群眾基礎建黨、建軍，積蓄革命力量、完成革命使命，成為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課題。《古田會議決議》明確，前委是紅四軍的“領導中樞”，“前委決策必須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實際上是確立了以集體領導為原則的黨領導軍隊的制度。1929年的古田會議，黨以獨立開拓的巨大政治勇氣和巨大理論勇氣，對這一重大課題做出了富有創造性的回答，實現了對蘇聯紅軍“政治委員負責制”的突破，對無產階級軍隊領導制度的創新，此后的歷史一再証明這一制度的科學性正確性。
毛澤東歷來對極端民主化持堅決斗爭和反對態度，但並不否定有組織、有指導的民主，相反在調查研究中特別注重啟發、鼓勵大家敞開心懷、暢所欲言。通過組織的堅強領導，在調查研究中廣泛發揚民主，充分進行討論，從組織上制度上保証《決議》客觀反映實際情況，真實集中大多數人的正確意見，開創了我們黨走群眾路線、充分發揚民主進行決策的成功實踐。
走進古田，我們最為感動的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坦蕩的襟懷、高尚的人格、無私的品質、恕容的氣度。正是這種獨特的人格魅力所造就的政治生態，使獨立思考成為可能，使暢所欲言成了必然，使集中大多數人的正確意見表達有了良好的環境，也使交鋒之后的共識易於達成、共識之后的真誠諒解有了可能，從而成就了一個政黨蓬勃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可以說，古田會議是一次思想解放的會議，也是一次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因為思想解放，大家開動腦筋、積極思考，釋放了最耀眼的智慧光芒。因為發揚民主，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集聚了最廣泛的真知灼見。智慧的撞擊、真知的交融，成就了《古田會議決議》特有的超越時空的經典品質，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嶄新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以求實的精神造就了歷史開創者思想的自主性升華
偉大的時代造就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人物成就偉大的事業。古田會議取得了輝煌成就，創造了寶貴經驗。比如，堅持問題導向，圍繞中國革命前途和人民軍隊發展問題思考、討論、交鋒，敢講新話、敢辟新路、敢於斗爭。注重調查研究，充分發揚民主，在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集中正確的意見。堅持獨立思考，敢於從“本本”中走出來，不拘泥於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條重要經驗，就是黨的領導、紅四軍領導堅強的黨性原則和崇高的政治品格。光明磊落，襟懷坦白，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真品性！
提到古田會議，周恩來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此時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且兼任軍事部長之職。論地位，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央首長”，經常執筆代中央起草指導性文件，特別是對紅軍的指示文件。如，中央“二月來信”就是周恩來起草的。由於當時信息溝通不暢，對紅軍情況知之不深，加之受共產國際影響，信中一些提法並不正確。收到毛澤東4月5日來信后，周恩來主動做出自我批評，坦承“二月來信”“有些毛病”。聽了陳毅匯報后，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主張有了更深了解，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做法，此后傾心向各地紅軍推介紅四軍經驗，推廣古田會議成果。
古田會議親歷者，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羅榮桓元帥多次談道：“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以后，我軍要建立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就定型了。”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定型的標志。這個定型，最根本的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軍魂的確立。這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這些共產黨人思想自主性升華的結果。為了國家獨立、民族振興、人民解放，他們在重大問題上決不盲從而是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而是進行激烈的交鋒，在共識和真理面前決不飾過而是堅定地修正自己的見解，在重大問題最終解決后決不糾纏歷史舊賬而是融為整體、戮力同心、並肩奮斗。以問題導向，作獨立思考，有嚴肅交鋒，求共識結論，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創立的過程中，從一開始就站在一個很高的起點上。
（作者：國防大學學員）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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