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初期，有100多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隻有寥寥十幾個，且大多數是小國。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有人認為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跨越陷阱國家的成功經驗和跌入陷阱國家的教訓，對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一、 韓國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經驗
韓國和日本是通過增長動力機制轉換和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而順利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典型，對中國的借鑒意義較大。總體而言，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跨越陷阱實際上是競爭力的階段性提升和跨越問題，日韓持續增長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內生增長動力，最關鍵的是實現了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方式轉換，其主要經驗包括以下幾方面。
1.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實現了輕工業——重工業——第三產業的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極大地沖擊了韓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韓國提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政策目標，加速從依托增加資金投入、維持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型發展戰略，轉為主要依靠增加研發投資和提高產業科技含量提升競爭力。韓國大力發展以電子工業為核心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整頓輕紡、纖維、染色等低附加值產業﹔將汽車、造船、機械等產業的制造工程逐步轉移出去，國內主要抓研發、設計等前端工程及營銷、售后服務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這為韓國在全球產業調整過程中搶佔先機，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2. 依靠技術創新立國。高收入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均採取各種戰略和措施來提高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以此在國際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1982 年，韓國正式提出“科技立國”戰略，並明確其主要目標是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原有產業。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為減輕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程度，韓國進一步實施“科技立國”戰略，發展本國高新技術產業。與韓國類似，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日本也確立了“創新立國”戰略，並把它作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基本國策。
3.提高全要素生產率。20世紀70年代，韓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顯著特點是資本投入增長速度非常快，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值，經濟增長依靠的是要素投入。但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率達到了28.94%，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勞動投入部分，成為僅次於資本的第二大發展動力。1998-2011年間，韓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4.87%，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韓國真正實現了經濟轉型，轉變為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發展的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日本經歷了1951—1974年的高速增長期，1975—1993年的平穩增長期，以及1994—2005年的失去的十年期，每一個時期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同向升降。
4.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韓國政府通過稅收政策調整初次分配格局﹔通過社會保障措施調整再分配格局。1980年代以后，基尼系數明顯降低，收入分配趨於均等化。1991年韓國的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39降至0.26，社會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明顯縮小。
5.實現城鄉均衡發展。20世紀60年代，在工業化進程中，韓國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70年，韓國政府啟動旨在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協調發展的“新村運動”。韓國《農林統計年報》顯示，1970年韓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為44.7%，2005年下降到6%。農民在其他非農部門大量兼業，城鄉收入分配發生了顯著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95%，城鄉收入差距已基本消失。二戰后，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日本城鄉差距急劇擴大，由此引發了大城市人口過密、農村人口過疏、農村經濟日漸凋敝等系列問題。日本政府於 1961 年、1969 年和 1977年先后制定了三輪綜合開發計劃，不斷調整農業、農村政策，通過加強農村地區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完善城鄉統籌的養老、醫療、教育制度的方式，使城市和農村在法律地位、居民政治權利、社會保障、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有效解除了農民進城或城市居民“下鄉”的后顧之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日本成為了世界上城鄉差距較小的國家。
二、一些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探析
許多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為何相繼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下原因不可忽視。
1.發展失速。“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增長問題。在具有持續增長能力的經濟體內，各種社會矛盾可以通過增量調整的方式逐漸予以解決，而在增長停滯的經濟體內則隻能被迫進行存量調整，陷入“增長停滯—社會動蕩—經濟失序—復蘇無力”的惡性循環。一國經濟必須保証持續發展，否則就會跌落“中等收入陷阱”。整個拉美地區20世紀80年代經濟年均增速1.2%，人均GDP增長隻有-1.9%，其中1963—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還出現了16年負增長。
2. 結構失衡。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馬來西亞、泰國長期存在結構失衡。第一，產業結構失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忽視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卻轉而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鋼鐵、造船等重化工業，導致輕重工業比例失衡和工農業比例失調。第二，人力資本和自主創新失衡。高端人才匱乏和低下的研發能力嚴重制約經濟結構升級轉換。2009年，日、韓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超過2%，而智利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隻有0.7%。2009年，韓國獲授權專利達到9566件，同期馬來西亞僅為181件。第三，城鄉發展失衡。工業化發展嚴重滯后於過快的城市化，大量無地人口涌入城市，就業、住房、收入和社會保障困難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巴西城市化率從1950年的41.4%飆升到2013年的85%，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平。泰國總人口6000多萬，而首都曼谷人口就達1000多萬。第四，社會保障機制失衡。就業、醫療、教育保障投入弱化，對經濟和社會穩定形成巨大沖擊。第五，環境發展失衡。巴西大量砍伐亞馬遜熱帶雨林的樹木、工業化種植經濟作物，阿根廷過度放牧，泰國的森林資源基本被毀損，馬尼拉和雅加達大量垃圾被直接傾倒入海中。
3. 資金失血。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缺乏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經濟嚴重受制於發達國家資金，特別是普遍存在著借短放長現象，加上過早過度放開資本管制，一旦外資撤離致使資金失血，企業就會倒閉或瀕臨破產。例如，巴西曾經成為南美的驕傲，但巴西后期嚴重依賴外資，1999年的金融危機徹底擊碎了本已脆弱的金融體系，資金大量失血，經濟下滑至谷底。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也大致如此。
4. 應對失措。許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當重大困難或經濟危機來臨時，應對失措，使困難演變成危機，小危機演變成大危機。第一，部分拉美國家頑固堅持“舉債增長”戰略。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不久，不少拉美國家繼續維持“舉債增長”的發展戰略，同時歐美國家則相繼採取緊縮政策，極度加劇了拉美國家的債務負擔。第二，推行“原教旨市場決定論”經濟政策。20 世紀 80 年代，仍處於經濟增長停滯泥潭的拉美國家將“看不見的手”視作救命稻草，讓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見死不救。經濟監控缺位下的救助方案不僅未能消除債務危機的根源，反而導致國際收支更趨惡化。第三，拉美不少國家脫離本國財政金融水平，照搬西方高福利制度。1987—1988年，在拉美較早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阿根廷和烏拉圭，其社會保障稅率分別高達34%—45%和54%—57%，接近歐洲國家﹔有不少國家為20%—30%，也高於加拿大和美國。“福利趕超”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導致資源配置失當和宏觀財政上的債台高筑。第四，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未能及時對依靠低成本貿易拉動經濟的模式進行調整，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採取的舉措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中國要解決這一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顯然需要多管齊下，例如，優化投資、進出口和消費結構，以產業轉移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推動技術創新，著力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等等。此外，以下幾個方面的舉措也是非常重要的。
1.發揮政府戰略導向作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決不能忽視政府的作用。以亞洲為例，成功跨越“陷阱”的大多是政府作用明顯、經濟決策高度集權的國家，而那些放棄政府應有作用的，反而跌入“陷阱”不能自拔。菲律賓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經過30年快速發展，現代化水平僅次於日本。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政治、經濟體制完全照搬美國，資金和政策嚴重依附IMF、世界銀行等外國勢力。菲律賓政府作用疲弱，未曾制訂明確的、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導致經濟長期衰退、社會動蕩，由“亞洲典范”走向“亞洲病夫”。戰后日本實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官產學一體、銀企相互滲透，在短短二三十年裡，經濟實力迅速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韓國政府在60年代初形成以高度集權化為特點的經濟決策模式。新加坡政府在西方看來現在仍然是一個政府相對集權的國家。中國的國情和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証明，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保持自身特色、跨越發展陷阱。
2. 推進城鄉二元市場改革。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主要表現為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治理制度、戶籍管理和相關制度的城鄉分割。成功的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要實現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由“鄉”到“城”的轉變。要統籌推進人、地、錢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體制機制改革﹔在城鄉戶籍、農村土地產權、城鄉社會保障和政府財政稅收制度上要有所突破，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在深度城市化進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逐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及城市內部二元結構，近期重點抓好棚戶區改造，在資金、技術和機制上確保2017年前實現各類棚戶區1000萬戶改造目標。
3.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生產推動型向消費推動型轉變，必須依賴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形成經濟增長、公平分配和社會和諧的良性互動局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中產階級佔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從減貧、基本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建設、就業創業等方面入手，提高社會機會均等程度。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確定稅前抵扣范圍和調整累進稅率，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調節力度。
4. 把改革驅動作為各項應對措施的主基調。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秩序進行深度調整。為了搶佔未來戰略制高點，大國已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變革時代。我們要緊緊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牢固樹立經濟增長依靠“改革驅動”、“效率驅動”的觀念，以改革對接開放、對接全球化的規則和機制，提高“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和“中國模式”的影響力，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上內生增長的軌道。
（作者：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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