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民生心態建設

作者：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劉立瀟，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4.10.04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之路，是當前和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民生事業發展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進。在此背景下的民生心態乃至社會心態存在一些突出特征，並直接影響到民生發展，如依賴心理致使民生發展過度依賴政府主導，盲從心理導致非持續性發展，畏難心理導致“半城市化”發展狀態。這些心態特征具體成因不一，對推動民生發展有較強心理和實際作用。因此，在下一發展階段，要在繼續全面推進各項民生工作的基礎上，一方面注重主動滿足、解決公眾較為突出的民生需求，完善自上而下的溝通渠道，另一方面健全公眾民生利益需求的表達機制，暢通自下而上的溝通渠道，推動建立積極、健康、樂觀的民生心態，建立民生事業健康發展的思想基礎。

[關鍵詞]民生心態;新城市化;社會公平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863(2014)10-0020-05

所謂心態，就是個人對事物理解、反應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思想狀態和觀點。無數個人心態構成的集合就是整個社會的心態，按照《哲學概念詞典》(德國柯爾希納、米夏利斯著)的定義，社會心態反映特定環境中人們的某種利益或要求並對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思想或傾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會中人們的心理狀態。一般我們可將其理解為一定歷史時期內社會上廣泛形成和普遍存在的表達和代表社會成員在認知、情緒、情感以及意志等方面的社會心理狀態。“歷史証明，一個國家公民心態的健康與否，可以給這個國家的決策、政治和經濟生活帶來深遠的影響”。[1]

一、建設科學民生心態的意義

民生不僅是物質層面的衡量，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感受。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和新城市化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大批農民進城，在民生改善和發展中，會因不同環境產生不同的社會心態，以及與這種社會心態相適應的民生心態。民生心態是社會個體對民生發展、建設這項事業的看法、觀點和傾向，無數個體的集合構成社會對民生發展的心理狀態，包括對民生發展的價值判斷、趨勢走向和得失取舍。“城市病”不可避免地成為制約民生發展的攔路虎、絆腳石。因此，在全社會建設一個適應新城市化環境的“民生心態”，成為中國社會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礎工程。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創造了很多經濟奇跡,國民經濟按年均9.5%以上的速度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由1978年的190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5680美元，增長了29倍，已實現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全覆蓋，扶貧標准提到2300元，民眾權利和福利保障提高。社會的進步以看得見的方式闡釋著人民分享著的改革紅利，絕大多數人成為改革的受益者。一種“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無受益感的怨憤”卻彌漫於社會，尤其是在情緒化更加濃厚的互聯網上，這種情緒更被放大。問題何在?原因在於沒有建立起一種科學有益的民生心態。

網絡作為一種輻射力很強的新媒體，輿論傳播自有其規律，好消息、好心情的傳播是按算術級數增長的，而壞消息、壞情緒的傳播卻是按幾何級數、爆炸式、傳染病式增長的。受益的人很少願意公開表達自己的受益感，尤其在充滿“仇富暴力”的網絡中，人們更願意相信“悶聲大發財”。而不滿的人更願意通過媒體、網絡傾訴和抱怨發泄情緒。於是，“無受益感的怨憤”在一定范圍或時段主導了互聯網這個輿論場。加上非理性情緒的推波助瀾，這種怨憤通過網絡被放大傳染。

已有研究較多關注民生發展硬件設施建設，但較少將研究重點聚焦到民生軟件設施建設尤其是民生心態建設上。事實上，民生心態對於民生建設的重要程度與硬件建設同等重要。民生心態是社會心態的一個方面，是公共管理者和公民相互作用、影響，最終體現出的一種全社會的關於民生建設的心理和態度。

民生心態建設是維護民生發展秩序的基礎，也是推動其沿著既定、正確的路徑前進的思想保障。當下，對中國民生心態影響最大的背景之一是新城市化。新城市化表面上是指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帶集中的現象或過程，但新城市化實質上具有豐富的內涵，包括經濟水平、科學技術、社會管理、公民素質、精神和物質文明環境等多個方面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實現城市現代化，是在科學規劃的指導下，取得城市經濟高效益化、城市社會文明化、城市環境優質化、城市管理科學化與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過程。[2]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在新世紀，城市化是對中國最大的挑戰之一。城市化不僅是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途徑，是解決中國經濟“內需不足”的最大潛力所在，更將對經濟、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從總體上看，當前中國民生心態是積極、健康和向上的，趨於開放進取、理智成熟、多元包容。但在新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大量集中，不同社會個體因自身利益不同對民生發展的心態不同，有激進、消極、冷靜等各種心態交集，民生心態呈多元化發展，社會保障水平較低、貧富分化、城鄉二元化、特權經濟等諸多社會矛盾帶來的不健康心態，一旦通過網絡、微信、微博、手機短信等新媒體無限放大，將會波及全社會，成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新城市化推進、民生改善的障礙。因此，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民生心態變化，建設科學、健康的社會民生心態，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和新城市化發展，跨越民生陷阱，發展民生事業，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民生心態的主要特點及其根源

民生心態屬於社會心態的一個領域，受轉型期新城市化等宏觀環境制約，社會中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問題對社會個體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表面現象看，當前大部分社會個體的民生心態是矛盾的：一方面，公民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特別的民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是充分肯定的，積極擁護目前的民生發展基本方向，對強有力的政府有極高的期許;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具體的民生問題，如房價高企、看病難看病貴、貧富分化等具體民生問題，則表示高度憤慨。這種個體的心理矛盾實質上是由於存在心態失衡問題所導致。

公眾在社會問題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取舍上存在矛盾心態，並導致評判價值二元化狀況的產生，原因很多，最關鍵的問題是分配不公。多重不公的存在，讓實際上的受益者涌動著一種“相對被剝奪”的郁悶，總是覺得自己未能受益，甚至是受害者。正如有學者所說，是分配不公滋生著“錢包鼓了卻心理還不平衡”的心態。以養老金為例，企業職工近年來養老金連續漲了多次，漲的幅度也比較高，企業職工應該是受益者了。但一項調查顯示，絕大部分企業職工對增長都很不滿。主導人們受益感的，不僅在養老金簡單的絕對數字增長上，還在於比較后的相對感傷。而養老金雙軌制的存在，始終讓企業職工感受著看得見的強烈不公。雙軌制不廢除，漲得再高，也很難有受益感。

養老金雙軌制只是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從教育、醫療到住房，福利上的雙軌制和多軌制隨處可見。社會福利絕對數上的增長，往往被民眾與周圍同事、鄰居、同行甚至外國比較的巨大反差所抵消，公平成為心態變化的傳感器。人們的受益感來自於公平的規則，不公平的制度制造著普遍的受害者情緒，沒有人覺得自己是受益者。與機關相比時，事業單位覺得不公平;與事業單位相比時，企業覺得不公平;與城裡的職工比較時，無處養老的農民工當然有理由怨憤。不同地方的機關之間，事業單位、企業單位之間，比較中都會產生類似的感覺。一個公平的社會，肯定是一個怨憤較少、心態健康的社會，因為即使是弊端，也是大家一起公平地承擔。為什麼人們明明知道高考弊端很多，但人們卻還力挺高考，因為高考這種方式捍衛了公眾最底線的公平。中國每個人都在分享著改革的紅利，都是受益者，但贏得民心，還必須讓人們“公平地受益”，回應人們對公平的期待。

筆者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城市化推進的背景下，整體的社會民生心態主要存在依賴性、盲從性和畏難性三大心理特點。依賴性心理導致公民過度依賴政府主導來發展民生;盲從性心理導致民生發展呈現非持續性發展，不僅不能根除民生問題，反而加重問題嚴重性;畏難性心理導致“半城市化”現象，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這三大特點共同作用，造成社會民生心態呈現矛盾和二元化狀態。

1.過度依靠政府主導的依賴性心理

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都是採用不斷強化中央集權的管理模式，中央和各級政府在社會建設中是第一位的角色，幾乎沒有社會和公民發生作用的空間，政府思維中逐漸養成政府主導的慣性。新中國建立乃至改革開放以后，仍是大政府-小社會的社會管理體制在各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在民生發展和建設事業中，政府主導一切的思維和現象體現得尤其明顯，全社會對政府能夠較好發展民生存有極高的心理期許，過度依賴政府來主導民生建設。這種過度依靠政府主導的依賴心理實際上不僅不能達到政府有效管理的效果，相反，還會對民生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首先，在中國確立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下，主導一切的“全能政府”不合乎市場化改革原則，因為這表示政府有理由打著為民服務的“幌子”去攫取、掌握更多資源和權力，有時可以不按照市場經濟的精神做出行為選擇，甚至按照計劃經濟時代的行為方式去保障、改善民生。這種政府行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屬於“越俎代庖”，超出了限制區域和相關法規和政策。因此，過度依賴政府主導將引起無限擴大政府作用的趨勢，對市場經濟體制和民生事業健康發展造成深層次的隱患。

其次，依賴政府主導民生建設意味著政府承擔了較多責任，在民生建設中要達到“盡善盡美”，如果政府行為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公眾就會難以容忍，而理論和實踐証明政府不可能實現所有目標，這將導致一方面民眾得不到預期福祉和心理滿足，另一方面，政府則顯得壓力過大、不堪重負。譬如，政府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原屬公共服務的基本范疇，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一環，是解決當前房價高企的根本措施。在社會主義建設初級階段，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隻能夠為部分中低收入者提供低端住房，滿足基本住房需求，但依賴政府主導的民生心態導致部分公眾將解決住房問題的希望置於政府行為上，期望政府能為更廣泛群體提供優質住房，給政府加上了一項額外負擔;施政者在這種民生心態推動下，亦容易將自身置於“為民做主”的桎梏，混淆公共服務和公共救助的界限，以高標准解決這類民生問題，加重政府負擔，致使資源不均衡配置。

更嚴重的是，過度依賴政府主導的心理事實上造成一個“依賴政府-批判政府-更依賴政府”的循環怪圈，即在心理上信賴政府主導民生發展，高質量解決個體全部民生問題，但實質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可能達到某些個體的要求，甚至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也存在缺陷，造成個體的心理落差，但依賴性心理使其繼續對后續的政府行為抱有更高的心理預期。譬如有的地區出現上訪事件原因就是公民本對政府抱有依賴心態，但事實不能符合心理預期后，則會加大上訪頻率、力度和方式，更加寄希望於政府滿足其要求。再如商品房市場本來應當更多由市場調節其價格和供求，由於商品房價格不斷攀升，公眾就希望政府制定措施穩定房價，甚至是採取一些阻礙市場機制作用的行政手段，如出台嚴格的限價限購政策，當政府行為不能阻礙市場化的商品房漲價時，公眾就會對政府行為失望，並繼續對下一階段的政府調控措施抱有更高的期望。

2.導致非持續性發展的盲從性心理

心理的穩定感、方向感和未來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社會心態，這種心理感受如果處理不妥當，則會體現一種盲從性心理，導致盲目跟風的行為選擇。在新城市化進程中，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轉型較快，社會競爭加劇，利益關系調整較大，社會成員在變革中缺乏安全感，對未來不能形成穩定預期，心理上更多體現出一種迷茫和盲從。因此，盲從性心理是新城市化背景下民生心態的第二個顯著特征，這種盲從性體現在民生建設主管部門和公眾容易受到其它城市、地區民生發展的影響，一旦其它地區實施一類民生工程，不論自身客觀條件、時機是否成熟，都會傾向於跟風建設，強行上馬民生工程、項目，致使地方民生建設非持續性發展。

具體來看，盲從性心理導致非持續性發展首先體現在各地方與民生相關的產業結構趨同。首先，在中國社會轉型期和新城市化逐漸推進過程中，政府作為中央政策的實際執行者，掌握地方資源和權力，承擔具體完成各種民生政策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因此，地方政府容易囿於責任包干、行政分權、財政包干等制度安排，會出現“一擁而上”搶佔“好”產業的重復建設。[3]其次，地方官員受到現有行政管理體制中考核制度影響，會迫於政績考核壓力，不顧地區的比較優勢，在產業選擇上，傾向於盲目選擇能產生較大產值、利稅高、解決就業人口多的產業，較少顧及是否造成產業結構趨同。再者，規避風險的行為選擇是政府作出民生相關產業趨同的重要因素，按照“經濟人”假設，政府官員在作出產業選擇的決策時，一是會考慮開辟新型產業的壓力和是否會有失敗的風險，二是顧慮是否會因選擇失誤而錯過發展機遇，落后於其它地區，在風險壓力下，易傾向於選擇“跟風”作為風險規避手段，忽略是否會造成產業結構同質化的后果。這幾類因素影響最終造成各地與民生相關的產業結構雷同，形成與可持續戰略相悖的整體局面。

實質上，這種盲從性心理遠不是影響到產業結構如此輕鬆，更是嚴重影響和腐蝕整個社會的心態，致使全社會的浮躁、盲從心理。可以說，當前社會上諸如“出國熱”“炒股熱”“急功近利”、官員“59歲現象”等無不與此盲從性心理存在相關性。如繼續蔓延，不僅民生發展甚至經濟、社會發展都不能順利從非持續發展的軌道中解脫出來。

當然，由於近年來我國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速度逐漸加快，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建立和完善，影響社會個體心理的穩定感、方向感和未來感的不利因素逐漸減弱，據王金玲、解力平、高雪玉和徐銀泓等學者對浙江省的調查顯示，在所調查的十大社會階層中，各階層對未來生活的確信度都較高。[4]說明這種導致非持續性發展的盲從感正在得到緩解，但目前這種盲從感仍在民生建設領域較為明顯和值得重視。

3.導致“半城市化”狀態的畏難性心理

半城市化表現為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中間狀態，其突出特征表現在人口半城市化方面，指的是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有學者在美國廖塔和詹姆斯•米斯科爾的研究基礎上，首次提出“人口半城市化”概念：“‘半城市化’是相對於‘城市化’而言的，‘半城市化’並沒有在三個層面(系統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上實現完全的‘嵌入’，農村人口雖然進入城市，也能就業，但沒有融入城市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系統”。[5]流動人口在制度上沒有完全享受市民權利，相對而言享受不平等的就業權、居住權、教育權、社會保障權和社會福利等;在社會行為方面與城市社會行為有明顯區別，缺乏認同感和被認同感，因此整體呈現邊緣化傾向。[6]

這種半城市化狀態雖然在其他國家城市化進程中也有類似情況，但絕非城市化追求的合理狀態。中國的半城市化狀態與中國一直以來實行的戶籍制度關系密切，這種嚴格區分農村戶口、城市戶口的管制方式使得城鄉人口不能實現完全、自由流動。所以，在我們推動城鄉民生發展、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民生建設過程中，半城市化是一個較大的阻礙。造成半城市化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畏難性心理是一個重要方面。這種畏難性心理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這種畏難性心理體現在如學者秦暉所說的通過半城市化人口獲取的“低人權優勢”。與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描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融入城鎮不一樣的是，現階段基本停滯的人口半城市化發展階段催生了一種特殊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一方面，目前中國大部分農民可以“自由”地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選擇到城市化的產業部門就業;另一方面，由於城鄉戶籍管理體制作用，進城務工的農民在更名為“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后，其權利和義務關系仍被限制在農村原籍，與在農村務農的人員同等享受承包集體耕地、擁有宅基地、集體分紅等權利，但也不能將戶籍轉入城市而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在這種特殊狀態下，城市能夠享受對進城務工人員支付低工資、低福利以獲取廉價勞動力，並能在與農村地區和農村人口交易時，實際享有較低成本的人力、土地、資金等。總之，畏難性心理體現在享受半城市化人口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關系，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城市人”擔心失去這種利益的后果，這種畏難性心理是導致半城市化狀態的心理原因之一。

其次，如果徹底解決半城市化問題就必須妥善處理人口半城市化問題，而這類群體人口基數大、基礎較低導致執政者產生“畏難”心理，進而停滯於半城市化狀態。改革開放以來，進城務工人員大多作為純粹的體力勞動者，在次級的勞動力市場，從事非正規就業，缺少充足話語權，長期以來獲得的報酬和福利水平較低，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再分配體系中也未得到同等權益和機會，使得這類群體一直接受不平等的公共服務。如果要解決此長期的、復雜的社會保障問題，是一項巨大工程，需要巨額成本，令執政者“望而生畏”。一如教育公平問題，由於城市高質量的公立學校進入門檻較高，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大多被拒之門外，即使目前普遍受關注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也隻能暫時解決教育問題，大批適齡學生在初中或高中也須轉至戶籍所在地學習、高考;再如住房保障問題，相當一部分農村流動人口都是以棚戶、簡易房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可以說，絕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住房問題都是需要政府保障性住房來解決的，而當前城市人口的住房保障都未能妥善解決，如再加入一部分保障性住房需求，對政府是一大壓力。

當然，導致半城市化的畏難性心理絕不僅體現此兩方面，諸如創造對農村流動人口包容、友好的文化環境等更高層次的軟環境建設工程亦是一“難”。總之，半城市化問題絕不僅由心態所致，但畏難性心理是其中一重要原因。

三、科學、健康民生心態建設的有效路徑

解決民生問題任重而道遠，必須持之以恆，在不斷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努力建設科學、健康的民生心態，解決當前必須解決和能夠解決的民生問題，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而建設科學、健康的民生心態則是民生發展的心理動力

積極端正的民生心態是推動民生發展的思想保障，隻有民生建設的執行者和受眾都能端正心態，共同提高社會認知水准和主體意識，執行者注重激發公眾參與民生建設的熱情，公眾不以“弱勢群體”自居而坐享其成，雙方都保持積極、端正的心態，才能夠保障民生事業持續不斷推進。

培養健康的民生心態能夠為民生發展構建和諧氛圍，通過在全社會建立政府-公民，以及不同階層公民之間的和諧關系，樹立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觀念，才能為民生發展塑造和諧的氛圍。再者，保持樂觀的民生心態是民生發展的重要動力，新城市化進程中的民生事業必然將面對諸多理論和實踐難題，隻有保持樂觀的心態，才能保持堅持不懈推動事業發展的心理動力。

不同社會類型或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於社會結構的感知、想象和解釋是不同的。[7]環境因素對於個體的認識、心態是決定性的，我們建立正確的民生心態，就是優化培育出產生個體心態的社會客觀環境。心理學一般認為，環境通常是指存在於個人心理之外並對心理的形成發生影響的全部條件，優化民生心態的根本措施就要研究、改善培育心態失衡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民生條件。[8]

關注社會個體的心理需求是民生發展的融合劑。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中國經濟社會和利益結構調整，經濟主體、社會思潮、利益關系呈現多元化和復雜化趨勢，個體關於利益上、思想上的變動集中體現為個體心理需求，如果個體正當、合法的心理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和重視，就容易引發心態失衡。因此，建設民生心態的有效路徑是注重建立公共管理者與公眾之間雙向、互動的需求表達渠道，使得合理民生心理需求能夠及時發布、傳遞，並得到重視和滿足，形成良性平衡方式。

我們認為正確的民生心態是全深化改革、推動新城市化背景下民生發展的基礎和思想軌道。因此，要使全面深化改革順利進行，選擇一條優化民生心態的路徑至關重要。

1.深刻認識不健康民生心態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新城市化進程中實現、兌現這一目標和承諾，首先需要認識三類突出的不健康民生心態：

一是浮躁的心態。民生是民眾的生存、生活狀況，改善民生是一項長期的、無休止的宏偉工程，必須綜合考慮廣大民眾的當前需要和長遠利益，用可持續的眼光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去謀劃和實施各項民生項目，真正將民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急功近利，扎實地解決或推進各項民生問題。十七大報告中提到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二十字目標，只是現階段的一個初級目標，實現后必然還要有更進一步的目標，任何浮躁、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都是有害的。

二是盲目攀比的心態。民生工程是名副其實的“燒錢”事業，必須依靠經濟做后盾。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國情，決定了各地區在解決民生問題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取得的成效都會不同，不可能做到“齊步走”。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很多人動不動就以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社會保障和民生發展水平來和中國類比，抱怨中國的民生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顯然是忽視了中國的國情，忘記了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背景。如果盲目攀比的心態在全社會彌漫，就有可能將中國的民生改善和發展帶進“高福利陷阱”，減弱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降低中國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因此，在解決民生問題時，各地區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條件，統籌兼顧群眾需求和可持續承受能力，不盲目攀比，能“添磚”的“添磚”，能“加瓦”的“加瓦”，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

三是“重大輕小”和“拈輕怕重”的心態。民生是個大概念，縱向上涵蓋了人的生老病死所有階段，橫向上包含了人的衣食住行所有內容，但無論是像住房、養老、教育這樣的人生大事，還是如就醫、出行這樣的身邊瑣事，隻要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的事，對於黨和政府來說就都是大事，應一樣的重視。在解決民生問題時亦是如此，既不能重政績而輕“小”事，也不能畏困難而避“重”任。

2.建設自上而下的溝通渠道，掌握社會民生心態變化

一是應當逐步建設監測關於民生心理需求的社會化指標體系和機制。根據美國心理學家凱利的研究結論，心態可以預測行為，而且心態的測量與實際行為的時間間隔越短，心態與行為的一致性就越高。[9]具體路徑是制定出較為完善而准確的測量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以便及時監測社會心態的變動狀況，科學地預測社會心態的發展趨勢。亦即建立一套關於民生心理需求的社會化指標體系，進而參照各指標對社會個體的需求，通過定期或不定期開展社情民意和輿論調查等各種方法進行監測、跟蹤，通過對個體的心態衡量和預測，及時掌握社會的民生心態走向和心理需求。

二是根據社會民生需求和心態監測的結果，探究各種民生心態的現實根源。通過分析這些根源，對不合理狀況進行及時疏導、處理，真正把握、優化和調節社會民生心態。其中，關鍵步驟之一是要重視引起較多、較強烈民生心態變化的個別極端事例和現象。當前，社會神經對民生問題越來越敏感，如關於教育公平、收入分配和通貨膨脹等民生問題就很容易引起較多公眾視線，有時一些普通事件也有可能引起較強烈的社會心態波動，如若公共管理者處理不妥，就有可能影響民生心態的健康發展。

3.暢通自下而上的溝通渠道，優化心理需求表達機制

在以人為本的現代化社會管理體制中，需求表達權利是現代公民的一項基本需求。如若公眾的正當需求表達渠道不通暢，容易致使社會個體心態失衡，長期性心態失衡則會醞釀為病態心理，表現在個體就會採取非常規的、極端的甚至採取報復性犯罪等非理性的方式來表達其心理需求，表現在社會層面則會造成社會發展方向偏差。所以，暢通的自下而上的社會民生心理需求表達渠道，才能引導社會情緒和需求通過理性合理的方式得到宣泄，有利於保障積極、樂觀的社會民生心理狀態。

一是允許和保障社會個體心理需求的表達權利。允許沖突表達的社會是更具有彈性的，因而更加穩定，不會因積累、壓制而釀成毀滅性沖突。[10]二是個體進行需求表達、思想交流的機制應當是平面化、多樣化的，要拓寬民生心理需求的表達渠道。公共管理者應當提供多元的表達機制，使得社會個體能夠在不同時間、地點、平台合理完成訴求。在相關法律法規的范圍內，主動鼓勵、引導、規范和包容社會個體進行需求表達，形成一種情緒釋放機制，使得社會民生心態回復理性平和。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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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Mentality of People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Model

Tang Renwu Liu Lixiao

[Abstract]The new urbanization model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th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economic growth point both at current and in future . Contemporarily, the development of Minsheng is and will be promo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entality of people or even the whole society has some prominent features, which direc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Minsheng. These effects can be: the excessive dependence of Minsheng development on government-leading model due to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d by slavish psychology; and semi-urbanization caused by people’s fear of difficulties. Thes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ve different causes, are all produced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ave strongly psychological and practical influence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nsheng. Therefore, on the fundament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ntinu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it’s necessary to take initiative efforts to meet the public's prominent needs and to open top-dow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the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we need to perfect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people's needs and interests and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positive, healthy, optimistic mentality a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Minsheng.

[Key words]social mentality on public livelihood，new urbanization,social equity

[Authors]Tang Renwu is Professor and Dean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u Lixiao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