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
改革開放以來，“實踐唯物主義”成為中國哲學界極具影響力的概念之一。這樣一個重要概念引發了持續不斷的討論，自是情理中之事。但在興起三十余年后，進行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反思性考察，或許能夠提供給我們一個更好地看問題的視野。
實踐唯物主義：一個廣譜的理論范式
“實踐唯物主義”可視為一個含義相當寬泛的廣譜的理論范式。
在中國哲學界，雖然“實踐唯物主義”（亦稱“實踐的唯物主義”）概念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出現，但那只是在行文中作為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之一別名，偶然提及，並無特別的意指。隨著70年代末期真理標准的大討論的展開，這一概念卻成了一個具有引導理論發展的范式功能的名稱，一時間發表了數量可觀的直接以“實踐唯物主義”為標題的文章。與此同時，在報刊雜志上也涌現出了不少類似的概念，諸如“實踐本體論”、“物質—實踐本體論”、“實踐的思維方式”、“物質—實踐一元論”等。這些概念或名稱雖含義頗雜，但就其基本理論意圖來說，也都是指向對於傳統教科書體系忽視人的能動性的理論缺陷的批評，以“實踐”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思想傾向或可借用阿爾都塞的說法，稱之為一類或一種“問題式”或“總問題”。既然這類概念都有大致相近的理論意圖或“問題式”，那麼，就理應對這同一類理論進行綜合性考察﹔而“實踐唯物主義”既然在其中有高頻的出現率，說明它有著最高程度的接受率，那麼，將其視為一個廣譜的理論范式，作為此種“問題式”理論的總括名稱，就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至少是一個能夠將我們所欲考察的問題簡明化的名稱。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將“實踐唯物主義”這一概念作為時跨三十多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這類理論主張的共同名稱，亦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首先，盡管三十多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導性理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實踐唯物主義”至今仍然為不少學者使用，其在報刊的文章標題和正文中的出現率也都保持在一個相當高的程度上。其次，有一些學者雖然在90年代后的研究中不再使用“實踐唯物主義”的名稱，但往往是出於對其所指過於寬泛或過於模糊的不滿，而非對於其主導性理論主張的不同意。再次，90年代之后出現的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名稱的主張，諸如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哲學、生存論、生存哲學、實踐生存論等，都與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主張有著譜系上的密切關聯，屬於同一“問題式”。因此，將這類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主張都歸類在“實踐唯物主義”這一廣譜的名稱之下，既是有理據的，亦是有利於從理論范式發展演進的角度對之進行整體的考察的。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通觀三十多年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主導性理論主張，不難發現，這些理論努力中都貫穿著一個核心主題，那就是在將實踐概念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基本的和核心觀點的同時，又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性質。強調前者，是要為在傳統教科書體系中被忽視了的人的能動性提供哲學依據，而主張后者，則是試圖將這種能動性保持在客觀制約的范圍之內。就此而言，“實踐唯物主義”這一名稱，最好地表達了這種雙重訴求。可以說，“實踐唯物主義”就是“實踐”+“唯物主義”，或“能動性”+“受動性”。而且，下面我們將會看到，這一概念所內蘊的雙重訴求之間是含有張力的，正是這種張力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的深化和發展。
實踐唯物主義：一個不斷更新的理論范式
“實踐唯物主義”理論范式的變遷或發展，是與對“實踐”概念的理解密切相關的。長期以來，“實踐”一般被理解為一種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並不具有實在性。按照這種理解，當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主義”命題時，所指的只是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物質和意識、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在人類實踐中產生的，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也要通過實踐，特別是實踐構成了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准。甚至還有論者只是把“實踐唯物主義”理解為要把理論付諸實施的積極介入態度。基於這種理解的“實踐唯物主義”，實質上只是強調了實踐觀點的重要性，且主要是從認識論領域著眼的，並不構成對於傳統“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取代。但無論如何，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主義”這種命題，卻產生了超出提出者預期的深遠影響。
“實踐唯物主義”概念的提出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是與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面臨的理論任務分不開的。這一任務就是改變傳統教科書體系對人的能動性的忽視，而將之引入哲學原理之中。但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唯物主義，那麼能動性的引入，便隻能借助於實踐這種能動地改變世界的物質性活動而實現了。但如果將實踐僅僅理解為一種屬性、功能或主客體之間的關系，而非實在的存在，這種沒有本體論基礎的實踐觀點並不能真正解決能動性問題。於是，問題就在於改變對於實踐概念的理解。這便是“實踐本體論”以及“物質—實踐本體論”或“物質—實踐一元論”等概念提出的理論初衷。此外，盡管“實踐本體論”經常被視為具有唯心主義傾向並受到相應批判，但若仔細考察“實踐本體論”主張者的論証，卻會發現這類理論一般都將自然界的優先地位或“物質本體論”視為一個前提。這樣一來，作為前提的“物質”概念與 “實踐”概念在同一理論體系中的關系就成為一個問題了。客觀實在性的“物質”概念如何與具有能動性的“實踐”概念統一起來，這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實踐唯物主義”早期的討論，是與教科書體系改革相伴而行的，因而大多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層面進行的。但隨著學科體系的改革，“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兩個三級學科統合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二級學科，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於馬克思主義學術化的重視，學術界也興起了“重讀經典”、“回到馬克思”之趨向。在這種背景下，對於有關理論問題的討論，也就更為重視文本依據。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閱讀，人們發現，馬克思的有關文本中甚少討論此類本體論問題，而終其一生關心的問題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運行和滅亡的條件的探討。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內容。於是，由此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類似的命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至90年代則有論者進一步提出“實踐唯物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題。歷史唯物主義遂成了關注的焦點，不僅有論者提出了“從實踐唯物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主張，還有論者甚至認為實踐唯物主義還不足以表達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實質，而隻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命性變革。當然，也有論者明確反對這種說法，認為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這類爭論至今仍在進行著。
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為歷史唯物主義，所帶來的一個積極效應是，有可能由此解決實踐唯物主義理論中客觀性與能動性如何統一的問題。不僅如此，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根基理解為人的物質實踐即生產勞動，而將歷史過程理解為勞動的異化和異化的揚棄過程，也給予了矛盾進展特別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証法一個實踐基礎。這些或許就是近十多年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話語興盛的部分原因。
實踐唯物主義：一個內含張力的理論范式
毫無疑問，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為歷史唯物主義，對於解決一直存在於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中的客觀性與能動性的張力問題，是有極大吸引力的。因為，全部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便在於，如何解決客觀世界的條件與人的能動性活動之間的關系問題。顯然，如果這種歸結能夠解決此一核心問題，那麼，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推進作用將是無可比擬的。但關鍵在於如何說明對立雙方的統一。
從邏輯上來看，存在著將兩個方面歸結為其中之一以及讓兩者並存這樣三種可能的解決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將客觀的物質條件限制原則貫徹到底，將歷史過程自然化，從而將人的能動性消解於其中。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史上，第二國際以及蘇聯教科書體系便是採取了這一進路的。這一進路的優點是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描述為一個決定論的科學的體系，排除了任何導向唯心主義的可能性﹔而其缺陷則是在這一體系中人的能動性再也不存在任何位置，從而在理論上導致改變世界不再是可能之事。因為如果按照這種決定論哲學，既然任何自然或歷史過程都是被決定的，那麼，任何對於世界的改變要麼是不可能的，要麼是沒有意義的。這顯然與馬克思所強調的改變世界的哲學是相抵牾的。
第二種可能的方式是從人的活動出發來說明歷史過程。其進路是以人的能動的實踐活動為原則，並將自然社會歷史化，特別注重歷史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方式。在馬克思主義闡釋史上，盧卡奇等人最早針對第二國際對馬克思的自然化闡釋而將自然統歸為一個社會范疇，從而進行了一種徹底的社會歷史化的闡釋。這一闡釋進路的優點在於重視主體的能動性，為之提供了本體論基礎，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卻是難以合理地說明歷史進程的客觀性。此外，作為這種歷史主義說明方式的否定之否定能否真正破解問題也值得深思。例如，如何說明原始的圓滿狀態之進入異化以及如何揚棄異化。如果導致異化的條件是外在於主體的，那麼，這將重回到能動與受動的對立之中，並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導致異化的緣由是內在於主體的，那麼，這種內在的東西是由現實的個體主體自行決定的，還是由一個超越於個體的超級主體（如實體、自然、大全、絕對、理性、理念之類）所決定的。我們知道，如果是后者的話，那麼這正是基督教神學和傳統形而上的典型問題。在這一進路中，要麼是客觀性無從著落，要麼就得訴諸某種神秘的辯証法。
第三種可能的方式便是承認能動與受動是人類這種有限的理性生命的不可避免的生存處境，從而隻尋求一種有限的解決方式，而不再站在絕對者的立場上試圖從根本上將之解決。這一解決進路的要旨在於，從行動者和旁觀者雙重視角去說明人的存在，從前者說明其能動性，從后者說明其受動性。在哲學史上，康德開了這種解決方式的先河，以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分別說明自然世界與道德世界，並以一種擬目的論而將兩個方面以一種調節性的方式勾連起來。在筆者看來，馬克思在對黑格爾絕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中，也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了這種解決方式。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尚存在著科學邏輯與人本邏輯之雙重邏輯。而在其后，一方面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發展出了一種愈益嚴密的“歷史科學”，以決定論的方式說明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滅亡﹔另一方面，則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等著作中發展了行動者的能動的邏輯，對現實個人在歷史中能動地行動的可能性給予了精彩的說明，亦在《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的規范性理論奠定了基礎。在我們以往的理論研究中，這樣一種可能的解決方式是未受到關注的，同時，這一進路之中無疑存在著諸多疑難問題，因此，對這一進路進行深入的探究，或許便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有益方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2AZX002）階段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