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謙厚
“學人外交”是民國外交史的一個有趣現象。在民國歷史上，主要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相當一批學有所成、學有所專的高級知識分子，尤其是著名大學教授或學界名流，直接以“學人”身份介入外交事務，充任中國外交使節或重要外交官，像人們所悉知的胡適、蔣廷黻、王世杰、羅家倫、葉公超、張忠紱、張彭春、陳之邁等人。這些學人擁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既有非常尊榮的學術影響與學術頭銜，又有相當的政治社會資源或職業外交官所不具備的優勢作依托，但他們缺乏職業外交官特有的專門外交業務技能訓練和長期修成的職業涵養（如遇事忍耐、冷靜、平和而庄重等性情，以及善於交際應酬、斡旋等職業本能）。這些“學人外交官”如何應對角色與職業身份的轉換，及其對民國外交的影響和沖擊力，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社會“名人效應”在外交領域的存在，有助於擴展本國外交活動的影響
依據現代外交學而言，社會名流在其功成名就之后進入本國的外交隊伍，至少可以起到四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發揮一技之長。 即以其學術上的造詣和豐富的閱歷，直接報效於國家。其二，增強凝聚力。社會名流具有一定的社會威望，其介入外交活動本身就是對政府的一種支持，並可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其三，擴大國際影響。社會“名人效應”現象在外交領域同樣存在，社會名流加入外交隊伍，因其在國際上的某種知名度，在各種外交場合不僅更受尊重，亦有助於擴展本國外交活動的影響。其四，廣交各界朋友。社會名流以其社會影響和魅力，往往比其他外交人員更容易成為外交場合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或核心人物，而與各國名流交朋友是任何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包括國家重要領導人。
由此可知，在民族危亡之時，國民政府廣泛延納學界名流，如胡適、蔣廷黻等人，介入實際的外交操作之中，借重他們的威望與影響辦理外交，並非看中其什麼“職業”技能，而是其外交職業技能以外的因素。透過汪精衛和孔祥熙給胡適的函電，即可了解這一點。汪稱：“先生雖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對於政治外交，運用豐富的學識與銳利的眼光，極真極遠，無所不燭。試問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幾個及得先生呢？”孔言：“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系尤切。吾兄長才，自能應付裕如。”而像胡適這樣的學界名人，同樣在他使事的美國博得了好評，《紐約時報》放言，“重慶政府尋遍中國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合適的人物”。與胡適大致同一時間擔任外交職務的北京大學教授張忠紱則稱：“抗戰期間，由胡適先以半官式，繼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駐在美國。這對於國民政府甚為有利。獨惜在日美戰爭爆發后，他被撤換，外交部長亦由宋子文繼任。戰后美國輿論對國民政府由同情轉為敵視，其原因雖多，但與重要官吏人選，似亦不無關系。”張忠紱之說，可視為學人對胡適以及本群體人員出任外交官的角色與地位轉換的某種認定。
學人作為官僚系統之外的人士，與職業外交官有著某種相似乃至於相同的體驗和感受，即外交官難為
學人作為官僚系統之外的人士，與職業外交官有著某種相似乃至相同的體驗和感受，即外交官難為。職業外交官顧維鈞抱怨說：“我曾暗自注意，正常的國際間政治活動——外交，在程序上和運作上確有很多傳統的方法和一定的門徑。精通這些知識和機智地運用這些手法，原是我工作上和職務上分內之事。我研究過外交術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話可靠，哪些言論可以視為是實在的。但在中國卻還有一種所謂‘內交’，即施於內部的外交。這無疑是更難的，因為不能摸透政府領袖的真實意圖。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實的真相。政府經常不將事情的真貌全盤告訴國外代表，有時甚至隻說些表面上正確，而實質上不真實的話，因而常常給國外代表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難。”蔣廷黻則稱自己是“局內的局外人”，出使蘇聯“不是人過的生活”。相比之下，胡適乃是一個與國內政治中樞管道較為通暢的人。但他同樣地認為出任駐美大使，從事外交事務，實際上是過著一種“並不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願意做的事”。胡適厭倦外交生活，亦不排除與其難以適應外交這種高度技術性的工作有關。
“學人外交官”的被動與麻煩
學界名流出任外交官，雖有許多職業外交官所不具備的優越資源，但他們沒有職業外交官所具有的專業性的技能、經驗與訓練，從而為自己的工作造成種種被動，引來諸多麻煩，並招致多方攻擊。胡適被人認為不務外交“正事”，不悉外交“技藝”，乃至“口無遮攔”。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就有人針對胡適在任時所作的一次自由演講提出質詢，內中稱胡適言：“粵漢鐵路陷落后，中國政府曾發生動搖﹔中國軍隊已退入內地，不能再作陣地戰”。而胡適在回復外交部電詢時則辯解曰：此不過是自由討論的談話，且事先宣布不公開發。又，“弟到此任后，曾密商美外部負責人，決定以最誠懇之態度，向各方聲明我國抗戰之決心，同時表示急待援助情形頗得各方同情”。殊不知，外交官在涉及國家重大問題時，絕不能自作主張，自行其事，並在發表言論或消息時，應及時向上級機關進行必要的請示，統一口徑，以免授柄於人。因為“在公開席上發表言論，往往使駐在國政論家或記者，誤解本國政府的意見，重則惹起兩國糾紛，輕則使代表卷入新聞論戰旋渦中”。
西安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認為此次事變系蘇聯從中主持，遂飭令駐蘇大使蔣廷黻向蘇聯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蔣則在未與本國外交部重新接洽並對整個事件了解的情況下，即遵令請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接見。會談中，蔣廷黻要求蘇方“承認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有關，而第三國際是與蘇聯有關……”，應負事變之咎，並與對方大鬧一番。李維諾夫則對突然加諸於蘇方的“莫須有”的罪名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反問蔣：“這種抗議是出自中國政府，抑是你自己的意思？”蔣沒有否認此乃政府旨意。結果李維諾夫訓令本國駐華大使向國民政府致以嚴重抗議，引發一場外交風波。此次風波使蔣廷黻在內失信於外交部，在外則不愜於駐在國政府，不得不以返國述職為詞，“去而不復返矣。”而外交交涉需要充分的調查與研究，做到事實確鑿，言必有據，絕不能貿然從事。正如職業外交官顧維鈞所言：若發生此類情況，首先“急電外交部，詢問某院長的電令曾否經行政院通過及外交部是否同意。第二，對外國政府抗議，必須有充分証據而后可，不能隨便亂抗。這是很嚴重的外交措置。第三，訪李維諾夫時，最好用探詢的口吻，試探他的意見與蘇聯政府的立場，毋妨多用‘聽說’字句。”另外，從外交操作上來說，做使節者最應避免與駐在國關系僵化，而應保持一種融洽的關系，以利外交之展開，並防止自己被對方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而原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出任中國駐比利時公使時，“在代表我國政府參加駐在國一個重要大典，居然走錯了地方，沒有趕及”，被人視為“華而不實的阿囊”，結果任職“一年多光景，就丟了差使”。諸如此類的情形，在職業的外交官身上一般不會發生。
學界名流或著名學人出任外交官，從政府方面考量，在於借助於其各種社會影響與威望，以收整合政局和挽回時勢與人心之效﹔從學人自身方面考量，其出任外交官並非或不完全是一種“職業”行為，更多的是對國家前途命運或政治的一種關懷。“學人外交官”與職業外交官的角色迥異其趣，至於在純粹的某些外交理念上與職業外交官的差異，似乎倒是其次了。（作者為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