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迎秋：中國經濟 大轉型與新支點——源自西咸空港新城的思考

　　﹝關鍵詞﹞中國經濟﹔大轉型﹔新支點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4)04-0032-08本文是作者在第十八屆西洽會暨首屆絲綢之路博覽會論壇西安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專場推介會上所做主題報告的修改稿。

　　﹝作者簡介﹞劉迎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二級研究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長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尋求經濟發展新模式，構造經濟增長新載體，探索經濟成長新支點，實現中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已經歷史地擺在了國人面前。西安西咸空港新城通過“功能整體構造，項目協同建設”，直接挺進第四代國際空港城，實現城鄉港社(城市、鄉村、空港、社區)、產經商文(產業、經濟、商務和文化)同時並舉、快速高效發展，不僅成功地踐行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戰略要求，而且從一個側面表明，以“新絲綢之路”為新載體、以類西咸空港新城的開發和建設為新支點，可能還是中國經濟實現大轉型、大發展並最終實現大超越的必要選擇和正確安排。

　　一、中國經濟進入總量“大超越”的歷史階段

　　世界銀行直屬的全球統計比較項目（ICP）於2014年4月29日公布了一項於2011年完成的按PPP估算的全球199個國家和地區GDP數據。其中，中國為135萬億美元，美國為155萬億美元，即2011年中國的GDP已相當於美國的87%。據此世行報告認為，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從2011年到2014年中國經濟規模將增長24%、美國將增長76%的估計，中國的經濟規模可能於2014年底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與世行過去曾經做出的相比，這個報告把中國年度經濟活動總量超越美國的時間估計前移了6年。﹝1﹞

　　對世行報告所做這樣一個“超越”的時間估計和預測，人們的看法多有不同。﹝2﹞ 熟知中國經濟發展實績的人大都客觀地認為，世行報告所做上述估計和預測，實質是“捧殺”。這種“捧殺”不僅意在強使中國承擔更多國際義務，而且意在借此干擾甚至限制中國經濟可能的和更大的發展。① 這就是說，此類“捧殺”與所謂“中國威脅論”的本質如出一轍。

　　①在這方面《財經》雜志記者舒泰峰所著《中國大趨勢3：中國拒絕捧殺》(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做過很好的詮釋。科學的態度是冷靜、客觀地看待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既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年度經濟活動總量仍將繼續保持持續健康較快增長、且越來越接近於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現實，又要理性地看待和認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很多方面還存在明顯缺陷、還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以解決。比方說，我國總體經濟實力、國民財富總體水平和質量等等，都還存在眾多缺陷和不足。再比方說，我國國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理念以及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等等，也還仍然處於明顯落后狀態。這就是說，無論是從經濟方面還是在政治、文化、軍事乃至國民素質等方面看，也無論是從當期流量角度還是從長期存量角度看，與美國相比，我國還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並不像世行報告說的那樣，到2014年底我國就會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即便是在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上實現了對美國的“超越”，真正實現更全面的超越，我國還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也正因如此，世行報告及其所依據的全球統計比較項目（ICP）於2011年所做估計數據一經公布，便遭到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質疑。大多數嚴肅的專家學者普遍認同的一點是，目前中國經濟還未能實現對美國的超越，但是，隻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方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中國經濟社會就一定能夠繼續保持持續穩定健康較快發展的良好勢頭，中國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就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對美國的“超越”。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大超越”。它的實現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因為，一旦實現，就意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成了第一步。根據英國當代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公元元年中國的GDP(按國際元計)曾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262%﹔公元1000年時約佔227%﹔隨后一直處於20%以上水平並於1820年達到329%的最高點。此后開始出現持續下降，到1870年降至172%，1913年進一步降至89%，1950年甚至降到了45%。﹝3﹞如果按1900年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計，那麼，在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上，我國“超越”曾經佔居世界第一達百年之久的美國，無論如何都是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件大事。

　　回顧一下近30多年的發展實踐，引人注目的“超越”主要發生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加入WTO之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軸是“追趕”，而不是“超越”。加入之后的前10年，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年均106%持續高增長，國民經濟活動總量也因此迅速擴大，出現了一系列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超越”：先是2001年對意大利的超越，成為世界第六﹔后是2005年對英法的超越，成為世界第四﹔再是2008年對德國的超越，成為世界第三﹔接著是2010年第4季度對日本的超越，成為世界第二（日本曾於1968年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超越”便成為大家公認的中國經濟大發展、快發展實績的代名詞。不過，上述所有“超越”，都是一般性的“超越”，而非“大超越”。隻有實現了對美國的“超越”，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超越”。

　　大致可以將中國對美國的超越過程分成前后銜接的三個或四個不同階段：一是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的超越，二是年度人均國民經濟活動總量的超越，三是國民財富存量總量及其內在質量的超越。如果把考察的視閾放寬至社會文化素質等方面，則還可劃分出一個以國民社會文化素質等為主要標志的全面“大超越”階段。

　　目前，人們普遍關心和直接關注的主要是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的“超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曾於2007年提出了一份涉及“超越”問題的研究報告。但遺憾的是，我們所見到的文本中沒有中國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在哪一年超過美國的具體說明，而是僅僅給出了“到2040年中國的市場規模將比美國、歐盟15國、印度和日本的之和還要大”的結論，指出了2040年中國的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將從2000年佔世界的11%上升至40%以上，達到123多萬億美元，美國所佔比重則將從目前的22%降至14%（參見表1）。該報告認為，盡管到2040年中美兩國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佔世界的比重出現了大顛倒，中國甚至成了那時的“超級富國”，但她卻仍然“不能取代美國”﹝4﹞。

　　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曾修訂其預測報告，認為中國將於2027年實現對美國的超越。這個修訂后的預測，比其先前所做2035年實現超越的預測提前了8年。﹝5﹞

　　表1福格爾預測 2040年各國家或地區GDP分布情況

　　地區或國家　　 人口　　　　 佔全世界的　　 GDP（萬億　　　所佔百分比

　　（單位：百萬）　　 百分比　　 美元）（PPP）

　　美國　　　　　　 392　　　　　 5　　　　　　41.944　　　　　14

　　歐盟（EU 15）　　 376　　　　　 4　　　　　　15.040　　　　　 5

　　印度　　　　　　1，522　　　　 17　　　　　　36.528　　　　　12

　　中國　　　　　　1，455　　　　 17　　　　　　123.675　　　　 40

　　日本　　　　　　108　　　　　　1　　　　　　 5.292　　　　　 2

　　東南亞地區（SE6） 516　　　　　6　　　　　　 35.604　　　　　12

　　總計　　　　　　4，369　　　　 50　　　　　　258.083　　　　 85

　　世界其他地區　　4，332　　　　 50　　　　　　49.774　　　　　16

　　全世界　　　　　8，701　　　　 100　　　　　 307.857　　　　 101

　　*注：GDP按2000年美元比價計，“總計”不等於100%是由於約數差異。美國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則於2010年1月20日做出了中國將於2020年實現對美國的超越的估計。﹝6﹞

　　我們曾在給定一系列假定前提條件下，做過一個中國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有可能在2022年超過美國的估計（參見表2）。按同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計算，到2022年底，中國的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將達到2061萬億美元，美國為1965萬億美元，超過美國096萬億美元﹔此間中國的人均GDP是148萬美元，美國是59萬美元。中國的人均GDP超越美國的時間大約發生在2054年前后。屆時，中國人均GDP約為934萬美元，美國約為925萬美元，同期中國的年度經濟活動總量將達到143萬億美元，美國為43萬億美元，是美國的33倍。

　　毫無疑問，即使到2054年前后我國人均GDP實現了對美國的超越，我國還需要其他方面的超越，首先是年度人均國民經濟活動總量的超越，接著是國民財富存量及其質量的超越(包括擁有多少質量更好的城鄉居民住房、更優質的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更高的國民素質、更有效的潛在可支配能力等等)。隻有實現了這樣兩個方面的超越以后，中國對美國的超越才算是一次具有真正超越意義的“大超越”。目前，我國與美國相比，差距仍然巨大，還需要繼續經歷一個持續健康和更好更快發展的歷史過程。

　　在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和人均量以及國民財富累積存量實現對美國的超越以后，很可能還需要50年甚至100年，即在對前述各個方面的不斷改進完善和持續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以社會文化素質為主要標志的超越之后，才能最終達到全面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有關中國超越美國的過高估計都是有失偏頗的。

　　表2中國GDP追趕和超越美國的時間及絕對值估算

　　(單位：萬億美元)

　　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全國人口和GDP等有關數據，按如下三類不同假定前提條件分別計算得出上述預測值。

　　假定一：若2009∼20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2021∼2030年為75%，2031∼2040年為65%，2041年后為55%。美國GDP年均增長率，2020年前為3%，2021-2030年為25%，2031年后進一步降低為2%一直穩定到中美兩國人均GDP相等。假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2020年前年均升值3%，此后年份保持穩定。

　　假定二：若2035年后中國人民幣對美元等外幣一次持續性貶值，假設人民幣兌美元在2035∼2040年年均貶值2%，爾后匯率保持穩定至2050年，然后又進入一下持續升值過程至2060年，年均升值2%，升值結束年再穩定至追趕和超越完成。其他條件同假定一相同。

　　假定三：中國目前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06 ‰，2030年前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為3‰，之后進一步下降為2‰，美國上升並穩定在9 ‰上，其他條件同假定一和假定二相同。

　　二、“大超越”必須以“大轉型”為前提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總量超越”的階段和實踐過程。中國經濟發展能夠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和過程，具有劃時代意義。如果不經歷這樣一個階段，沒有這樣一個過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不可設想的，中國夢的實現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怎樣才能實現對美國的“總量超越”？我的回答是：“總量大超越”的實現必須以“經濟大轉型”為前提。

　　這主要是因為，總量上實現對美國的超越，雖然不無機遇，但更多的是挑戰。

　　1來自國際方面的挑戰

　　目前階段，來自國際方面的挑戰，主要是國際市場持續萎縮帶來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出口持續高增長，最高時達到過40%以上。然而，近年來卻出現了持續下降，今年一季度更是出現了負增長。去年出口雖是正增長，但僅為6%。到今年年底我國出口能不能達到去年的水平，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這種情況說明，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內外環境、特別是外部需求已不能與過去同日而語。

　　國際環境的其他方面，包括周邊國家關系與爭端，諸如釣魚島問題和越南發生打砸中資企業以及在西沙沖撞我漁船問題和鑽井平台等等，均存在嚴峻挑戰，更需要我們用實力和智慧去應對。

　　2來自國內的挑戰

　　當前，來自國內的挑戰，主要是資源的結構性短缺、生態環境的約束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社會矛盾明顯增加以及制度和體制機制弊端和缺陷仍然嚴重存在等帶來的挑戰。

　　這就要求我們對現行經濟發展方式做出進一步反思：一是過去長期實行的拼資源、拼消耗、拼人力、拼投資、外延型、粗放式發展與增長方式是不是已經全面走至盡頭？必須明確，即便不考慮人均收入內在質量和結構性差距，僅就人均GDP達到7000多美元來說，我國也還仍然屬於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實現更大發展的歷史過程。因此，還會有一個資源大量消耗、投資必須保持較高增長、“外延”型拓展(當然要以更有效為前提)同樣必不可少的發展過程。但是，要清醒地看到，過去那種過度依賴拼資源、拼消耗、拼人力的傳統的粗放的外延型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為實現更大更好的后續發展和增長，必須轉向低消耗、高效率、高質量、高附加、集約型、內涵式發展和增長。西咸空港新城建設過程中，採取七大功能區整體構造、各類項目協同建設的方針，新起點、大布局、高質量，建百年優質工程，樹當代新城形象，做到了既有必要的“外延式”發展與建設，又全面堅持把擴大投資以及外延式發展與建設確實建立在低消耗、高技術、高質量、高附加、集約化基礎之上。

　　二是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出率已經出現持續下降，能不能在技術替代上做更大文章、實現更多替代？我國勞動成本已經由原來的月人均400~800元發展到現在的2000~3000多元甚至更高了。與此相反，我國投資的邊際產出率卻出現了持續性下降。隨著投資的邊際產出率的持續下降，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效應必然隨之出現下降。與此相適應，綜合要素生產率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經濟增長率也必然隨之出現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要繼續保持和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必須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出發，既充分肯定和正確把握勞動和資本對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基礎性支撐作用，又要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技術創新需要更多資金的支持。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在國策上積極鼓勵和著力推進技術對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又要注重人力資本投資，並用人力資本投資帶動物質資本投入，做到在上述兩個方面互動過程中實現技術對資本和勞動的有效適度替代。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上述替代過程實際上很難實現。這主要是因為實現替代的過程遇到了來自體制機制、政策及其落實以及思想認識等方方面面的障礙。傳統的“設租”、“尋租”行為是其中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不作為”甚至“尸位素餐”行為是另一種表現形式，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是替代扭曲的重要表現，追求名利甚至道德失范則是妨礙替代實現的深層原因。

　　3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經濟“大轉型”

　　如前所述，由於各種原因，眾多原本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制度“紅利”、體制機制“紅利”以及市場“紅利”，至今遠未得到應有釋放和兌現。其中，以既得利益為主要根基的“利益固化的藩籬”是阻礙甚至扭曲各種改革“紅利”釋放與兌現的首要阻障。因為，任何體制機制的進一步調整和變革，都必然或多或少觸動甚至改變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深化改革，並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完善與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推動產業及其組織方式、企業管理及其運營方式的轉型，帶動產業和企業技術的升級和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等等，就成了一個充滿挑戰、迫切需要推進和深化的大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不僅“大發展”、“大超越”難於實現，甚至還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在這方面，阿根廷的教訓值得汲取。早在20世紀初，阿根廷就已經是全球人均收入前10位國家，1913年其人均收入曾達到3797美元，相當於同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一半，高於德國和法國、更高於日本同期達到的水平。到20世紀末，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曾達到8000多美元。但是，由於阿根廷制度和體制機制不健康、國內宏觀調控和收入分配政策失當等等，終於於1998年暴發了一場危機。這場危機不僅致使阿根廷經濟持續衰退(到2001年其人均收入幾乎回到上個世紀初的人均3700多美元的水平)，而且致使阿根廷國民倍受危機的磨難。﹝7﹞ 阿根廷經濟的真正回升發生在中國大量進口其大豆等農產品之后。經過近十年的改革和發展，目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才恢復到8000美元以上，算是大體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當前我國人均收入7000多美元，恰處於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期。我們要認真總結和汲取阿根廷教訓，進一步大力度深化改革，以“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8﹞為主攻方向，以推進我國國民經濟的“轉型”“升級”為工作重點，積極推進我國國民經濟的更大發展，最終實現更大超越。

　　第一，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我國生產方式的大轉型。要努力使我國經濟發展和增長從外延、粗放、高污染高消耗型的生產方式，盡早全面轉向內涵、集約、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實事求是地說，提出此類轉換任務雖然已經多年，但真正實現此類轉換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面臨相當多的困難。

　　第二，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我國產業組織體制機制的大更新。傳統的分散、孤立、單一和多有重復的產業組織方式，必須被集中、集聚、集群、協同、高效的組織方式所代替。要借鑒西咸空港新城的開發模式，制度先行、機制創新、整體設計、項目協同、城鄉一體、協調發展。

　　第三，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和產業技術的大升級。要通過傳統產業與現代技術的有機結合、社會化生產與生產性服務的內在統一，大力度推進和全面實現產業結構大調整和產業技術的大升級。要充分認識生產性服務業是直接推動生產技術改進、高新技術孵化和科學技術集約化發展的新興產業，踐行力推，促其更快更好更大發展。

　　第四，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不同產權分立的經濟向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大轉變。混合所有制經濟，首先表現為產權的混合，同時還表現為經營權的混合，也表現為支配權和決策權的混合，更表現為支配權和收益權的混合。如果盲目地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鼓勵國有經濟吃掉民營經濟或者相反，那就大錯特錯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資源更加有效的優化配置。在現代混合所有制經濟體內，起支配作用的是權力的平等與組織的協調、經營的合作與利益的共贏，而非單純的佔有、單純的支配與被支配甚至赤裸裸的剝削。正如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所說：“權力不是來自‘生產資料’的佔有，而是‘組織手段’的控制。”﹝9﹞任何離開了這一基本點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都不符合我國國情和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因此，都是不能成功甚至原本就是不可行的。要著力於發展現代的有助於不同產權、不同理念、不同個人目標追求形成合力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大力度推進傳統的以產權分立為基礎的經濟關系向現代的具有利益共同體特征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轉換。此類轉換的實現過程，本質上就是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大轉型、大發展和最終實現大超越的過程。

　　三、“大轉型”需要以“新絲綢之路”為載體

　　經濟結構大轉型，經濟發展方式大轉變，需要眾多載體和條件，“新絲綢之路”便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和條件。

　　“新絲綢之路”概念是由國際道路聯盟於1999年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從中國東部的連雲港開始，經隴海、蘭新鐵路，沿“古絲綢之路”向西延伸，即可形成一條全長15000多公裡的貫通中亞、連接中國和歐洲的陸路貿易通道。中國和其他亞太國家的貨物可以由此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運往波蘭、德國、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等歐洲國家。﹝10﹞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首次提出“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實現“政策”、“道路”、 “貿易”、“貨幣”、“民心”五通的戰略構想，“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構建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連接歐亞、輻射40多個國家、覆蓋30多億人口的地域遼闊、自然資源、旅游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巨大的國際經濟合作帶。﹝11﹞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中國同東盟國家要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12﹞至此，一個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組成的“新絲綢之路戰略框架”基本形成。去年11月和今年3月，這個戰略框架正式分別寫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和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它標志著“新絲綢之路戰略”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今年5月下旬，習近平出席上海亞信峰會期間又三次論及、談及、討論和闡述到“新絲綢之路”戰略，得到與會大多數成員國的高度認同。﹝13﹞這種認同則標志著“新絲綢之路”已經從國家戰略層面上升至國際發展層面，成為相關國家間國際安全與合作的戰略性安排。

　　這樣一項戰略性安排意義尤為深遠。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后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資源的短缺和不足，不僅土地和水資源短缺和不足，尤其是礦產資源和原材料資源短缺和不足。我國目前有200多種工業產品持續穩居世界第一，堪稱制造加工工業大國，但國內自有原材料等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必須依靠進口。在這種情況下，“走出去”當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戰略意義。國外的那些“中國威脅論”者曾就此大造輿論，甚至不惜謊稱中國的“走出去”戰略或有“新殖民主義”之嫌，試圖以此限制中國企業“走出去”平等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實現平等發展。其用心險惡，一目了然。其實，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都是以合作共贏為基本出發點的。中國不侵略他國，更不會干預他國的內政外交，也不會謀求任何非市場性收益。我國的“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核心是充分利用和發掘當地資源優勢，促其與我國企業經濟技術優勢互補，友善交往，合作共贏。“新絲綢之路”及其“經濟帶”就是實現這樣一個目標的重要載體。

　　四、實現“大轉型”、“大超越”的新支點

　　“新絲綢之路”是一個由陸路、海上、空中三條“絲路”組成的立體化的“新絲路”，具有明顯的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安排特征。其中，“空中絲綢之路”更是一條“新絲路”。“空中絲綢之路”與其他兩條“絲綢之路”相比，特點鮮明、優勢突出，包括物流速度快、附加價值高、經濟輻射面寬、市場幅射力強等，因此，隻有在有了“空中絲綢之路”之后，“新絲綢之路”及其“經濟帶”才更完整和更具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意義。

　　在“新絲綢之路”發展與建設過程中，西安市西咸空港新城及其建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重要示范。從全國角度看，西咸空港新城以及類似西咸空港新城的其他空港經濟區的開發與建設，不僅開啟了“空中新絲綢之路”建設的新范式，而且創造了通過“新絲綢之路”這個重要載體，實現我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和最終實現“大超越”的新支點。

　　這裡，我們提出“類西咸空港新城”概念，主要是為了表明全國現有的70多個空港經濟區、空港工業園，實際上均帶有“西咸空港新城”特征或趨於這種開發建設模式。70多個處於“新絲綢之路”特定區位上的空港經濟城、空港經濟區、空港工業園，實際上就是通過“空中絲綢之路”建設和發展、實現中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和最終實現大超越的70多個新支點和“新絲綢之路”及其“經濟帶”大發展的新亮點。

　　第一，類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發展，有助於彌補陸路“絲綢之路”的不足。陸路運輸，包括鐵路和公路，雖然具有過貨量大、速度比海運高的特點和優點，但相對於空運，其運輸速度仍然偏慢。

　　第二，類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發展，有助於拓寬“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運輸雖然可以做到體積更大、數量更多、質量更重，具有大宗貨物運輸優勢。但是，比起陸路運輸來，其速度更慢。陸路運輸可以用天計，海上運輸則必須用月計，隻有空中運輸能夠用時計。因此，空運是唯一能夠滿足現代科技產品的生產加工和市場營銷需求的物流方式。

　　第三，類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發展，有助於強化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產業支撐和社會支持。西咸新區空港新城作為空港城，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空港運輸和物流集散地，也不再是一個一般性空港經濟區或工業園(如北京順義天竺空港工業區)，而是一個城市，是一個機場與社會、機場與產業、機場與經濟、機場與社會文化發展密切結合、集群化、一體化和立體化的新的空港經濟發展范式。因此，它的崛起和發展必然有助於推進、帶動與強化“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產業成長和社會文化發展，並成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產業支撐和社會支持。

　　第四，類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發展，有助於推進中國經濟的大轉型、大發展。西咸空港新城建設重點強調發展七大產業基地，包括半導體（LED）產業基地、高新技術孵化和產業發展基地、航空運輸與物流基地、高端服務業發展基地、西部飛機維修基地、國際文化及其產品交易基地和臨空現代農業創新基地等經濟發展區和居民配套生活區。這既是一個與西安作為中國千年古都、傳統文化和歷史積澱深厚高度相關的戰略安排，又是一個與內陸空港輻射帶動作用發揮高度相關的明智選擇，還是實現空港、經濟、社會、文化、城市與農村的現代立體化發展的科學安排。如果全國70多個空港或空港經濟區都能類西咸空港新城那樣建設、崛起和發展，那麼，它們對於中國經濟“大轉型”及其在“大轉型”中實現大發展，在大發展中實現“大超越”具有新的支點意義。

　　五、“新支點”建設要走專業化、

　　規模化、集群化發展道路到目前為止，被國家主管部門批准正式命名的空港城市僅有兩個：一個是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一個是西安西咸新區空港新城暨西安國家航空城實驗區。在全國范圍內，未被賦予“空港城”之名，但實際已經建成和正在建設的空港經濟區、空港經濟開發區則有70多個，表明我國空港經濟發展引力和潛力巨大。

　　鄭州空港經濟區和西咸空港新城，作為兩個國家級空港經濟實驗區，共同特點是以航空運輸與經濟社會同步綜合發展為基點，以探索開發建設新型空港城，輻射和帶動本地與周邊經濟發展，構建推進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新支點。與地處中原的鄭州空港經濟區相比，西咸空港新城地處西部且起步建設雖然較晚，但后發優勢明顯。西咸空港新城實行統籌協調綜合開發，“構建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樞紐，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支點，建設成為絲綢之路航空樞紐和內陸空港城市示范區”的功能特色突出。總結和推廣現有空港新城建設和發展的經驗，讓更多的航空港、航空港經濟區、航空港經濟開發區成為“新絲綢之路”建設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的“新支點”，並由此更好地推動我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實現“大超越”，具有特別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索泛空港經濟向空港都市經濟跨越發展的新套路。西咸空港新城管委會主任王學東博士把全球空港經濟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四代，很有啟發性。根據他的劃分：第一代空港經濟是純粹的機場經濟，運人、運物是其主體業務和經濟內涵﹔第二代空港經濟是機場+配套產業經濟，重視實現運人、運物與相關配套產業的結合﹔第三代空港經濟是機場+經濟區，開始探索運人、運物與物流、經濟流和產業配套深化發展的結合﹔第四代空港經濟是航空大都市，注重機場與配套產業、機場與經濟區、機場與社會文化溶為一體、內在有機結合，而不再把空港作為一個從屬於機場的單純經濟區，更不是把它作為附加給機場的新“城區”。空港城與機場運營和發展一體化，空港城產業發展與機場發展內在融合、空港城社會文化建設與機場人流物流互聯互動、用空港城特色鮮明的成長點帶動空港經濟社會大發展，形成空港“大都會”，是把空港經濟提升為空港都市經濟的認識論核心與原動力。在中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過程中，通過著力推進空港經濟城的發展與建設，並將其作為實現大超越的新支點，既是區域經濟和空港經濟融合發展在認識論上的一次新概括和新跨越，更是區域經濟和空港經濟融合發展在實踐論上的一次新思路和新探索，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

　　第二，要研究和探索類西咸空港新城建設和產業發展的專業化、規模化、集群化。眾所周知，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確曾有過一個同質化、同構化的平面發展與粗放擴張過程。這是與各地既缺錢又缺技術、還缺市場和競爭這樣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現在，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發展階段，錢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那麼緊缺了，市場和競爭雖然還不夠充分，但也不像過去那樣那麼嚴重殘缺不全了。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制度建設和體制機制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國的科學技術創新還很不夠，還遠未建成創新型國家，我國國民的心力與專功也迫切需要有一個更大提升，我國的產業尤其需要進一步集聚和集中、深化和配套、轉型和升級。其中，我國產業發展和各項服務功能體系的建設及其專業化、規模化和集群化發展水平尤顯欠缺和不足。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分工和專業化、規模化和集群化是生產效率提升、技術改進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同質化、同構化帶來的隻能平面擴張、低水平重復和拼盤型、攤大餅式粗放發展，不會形成較大的市場，也不會帶來較高的市場競爭力，更不會激活更高的經濟發展力。在這方面，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曾有過精彩的描述。在這本書中，他以自己見過的一家制針小廠為例，著重分析和闡釋了分工與專業化對於生產力提升的重要意義。﹝14﹞既然簡單的勞動分工都能創造出新的生產力，那麼，一個產業、一個社區、一個城市等等，如果能夠突出強調和實施專業化，其生產力會產生多大程度的提升，當是不難想象的。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不僅用簡約的文字重述了斯密的這段故事，並借古人之語高度評價專業化為“文明的原動力”。﹝15﹞雖然他的這種評價充滿了夸張，但分工和專業化確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和現代經濟社會的文明。

　　西咸空港新城的開發突出以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為核心的七大產業建設，強調重點發展半導體及與其高度相關的節能新技術新產業，試圖引導全球半導體制造商以及相關產品生產商來西咸專業化生產與流通，就是一種專業化、規模化、集群化的產業選擇和政策安排。如果其他符合本地經濟、自然和文化資源稟賦要求的產業都做如是選擇和安排，那麼，不僅空港經濟區獲得更新更大發展，而且空港經濟區還會進一步升級為空港經濟城、空港大都會，並最終形成一個主導產業突出、專業化特征明顯的產業開發、經濟協作、技術創新、生產加工、信息物流、科研發展以及社會文化內在緊密聯系的規模化、集群化的新型經濟社會發展聯合體。顯而易見，由這樣一個新型經濟社會發展聯合體即類現代空港經濟城擔當“新絲綢之路”建設的新支點，一定會更加有力地促進我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和最終實現大超越。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迫切需要“大轉型”、“大升級”、“大超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既面臨難得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甚至威脅。把建設和拓展陸路、海上和空中三線並舉的“新絲綢之路”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中國經濟社會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的新載體，把分布於全國各地的類西咸空港新城建設和發展作為中國經濟社會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的新支點，是一個既有助於練好內功又能夠保証更好“走出去”的重要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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