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安全環境的基本評估
國際安全問題不可忽略,但也不必過分夸大。今日中國的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足以讓中國有信心、能力、時間和經驗因應各類安全問題,而且有條不紊、有張有弛地處理安全問題,以最小的代價、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立足長遠地化解矛盾和解決問題。
一個全球性大國在復興過程中必然面臨諸多不確定的風險和挑戰。如果說美國的崛起是在戰爭世紀中完成的,那麼中國的復興將在一個整體和平的世紀中推進。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和平並不必然帶來安全,而發展則離不開安全的環境。中國受世界持續和平發展之利,經濟增長、國力提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推動世界多極化過程中重要的一級,尋求和維護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安全環境是中國內政外交的頭等大事。然而,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從內部環境來衡量,當前中國的安全環境相比本世紀前十年相比,面臨更多挑戰。未來幾年,中國的內外安全環境將愈加復雜多變。
從全球層面來看,當今的世界多極化呈現出復雜趨勢。維護和平的力量在增長,但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也在增多。在和平環境下國家間爆發戰爭的幾率有所下降,但國家內部動蕩、政權更迭的風險卻有所上升。2011年的埃及革命拉開了和平世紀中國家內亂集中上演的序幕,隨后利比亞、蘇丹、也門、敘利亞、烏克蘭等國也相繼爆發內亂。
經濟全球化加深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聯系,讓中國外部安全環境的邊界隨著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不斷延伸。與此同時,中國對外部安全環境的重視程度也隨著各種利益的擴展而不斷加深。利益的邊界決定了安全的邊界。中國倡導發展、合作與共贏的理念需要更加安全的外部環境,中國拓展經貿投資空間、維護運輸通道安全都需要更多國家的積極合作。然而,一些國家抱有防范與遏制的冷戰思維加大了中國維護外部安全的成本。
此外,在全球層面的安全問題中,恐怖主義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將恐怖主義帶入了“后拉登時代”。然而,恐怖主義不僅沒有被打下去,反而繼續蔓延。其襲擊手法更具多樣性,襲擊目標更具針對性。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仍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中國公民在海外遭遇恐怖襲擊的次數也在增加。
從地區層面來看,除朝鮮半島局勢起伏不定外,我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基本屬於“陸上無大事、海上風波起”的狀態。朝核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已經有損我國周邊安全穩定的發展利益。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仍需中國發揮重要作用,這一點也得到了地區利益攸關方的認同和支持。但如果朝韓雙方缺少在敏感動作時與中國保持預先溝通的意願,以及沒有留給中國充足的對話協調空間,那麼,未來半島局勢的不可控因素很有可能隻會增加不會減少。
中國與其他陸上鄰國的關系可謂穩中有進,地區安全形勢逐漸趨穩,中俄、中國與中亞、中印、中巴等雙邊關系都得到進一步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與推進也為地區安全提供了新的內生動力。反恐一直是中國與相關鄰國安全領域合作的重點,它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雙方單純考慮傳統安全問題可能帶來的對抗局面。2014年底,美國將從阿富汗撤軍,但美國此次“抽身”無疑也是在甩包袱給相關鄰國。中國鞏固西部安全需要與包括阿富汗在內的有關國家展開密切合作,上合組織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中阿雙方如何深化合作將是中國在地區反恐合作上的新挑戰。
中國與海上鄰國因島嶼主權爭端風波不斷,自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實施以來,這一地區充滿了更多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在美國的支持下,其亞洲軍事盟友日本、菲律賓在與中國島嶼主權爭端上態度更加強硬、政策更加激進。我國周邊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然而,島嶼之爭使得近幾年我國與海上鄰國的關系急轉直下。雖然主要責任並不在我方,但局勢的緊張已經威脅到我國在相關海域的正常權益,也威脅到我國海上船隻自由航行、漁民捕魚作業的安全。
從國內層面來看,當前安全環境較為復雜、安全形勢也不容過分樂觀。中國發展正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中國正在通過深化改革來應對國內各種復雜問題,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展和改革必然需要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沒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多麼好的規劃、方案都將難以實現。評估當前的國內安全環境,不穩定因素有所上升。反腐敗、恐怖主義、生態環境、社會矛盾、能源、網絡信息安全等生存安全和發展安全、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在一起。
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確保經濟增長、推進各項事業發展是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關鍵。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增長速度換擋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隨著調結構、促改革的加快推進,中國將直面涉及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棘手問題,觸碰當前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調整各種復雜利益關系。如此,才能為有效把握發展戰略機遇期創造穩定、安全的國內環境。
威脅國家安全的外部因素
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正處於全球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這三個疊加階段。經濟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積極作用並沒有有效折射到雙邊、地區、全球安全層面,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國維護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
世界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增加了中國維護其全球利益安全的成本。發達經濟體的相對衰落和新興經濟體的強勢崛起導致世界經濟版圖發生了大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權力再分配的博弈過程中贏得了更多的話語權,G20取代G8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架構。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攀升對整個全球政治權力產生了直接且有效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外部的安全邊界、安全層級也隨著影響的加深而擴大。加強海外能源資源的合作安全、運輸通道安全、企業投資安全、海外國民生命財產安全成為中國維護全球利益安全的重要內容。然而,權力結構的調整過程既有受益者,也必然存在受損者,后者對前者的回擊和抵抗造成了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系統自身的陣痛,受益者維護利益安全的成本也隨之增加。
西方國家常指責中國貢獻不足,應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或熱炒中國投資是在搞新殖民主義,在全球掠奪急需的自然資源而以美國、日本、菲律賓為代表的權利受損者不斷擠壓中國的利益安全空間,直接將中國作為其最重要的防范遏制對象。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指出,中國精力充沛的對手局限在幾個臨近的島嶼上,這些島嶼和一個遠東小半島的一半給美國的力量提供了立腳點。 顯然,釣魚島和南海島嶼主權爭端為美國重返亞太在外交層面上增添了更多話語權。奧巴馬今年4月在亞洲軍事盟友間進行穿梭外交,通過宣稱履行保護同盟國條約義務、加強軍事合作來向中國政府施壓。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有針對性的錯誤表態可能導致日本政府繼續冒進,倘若日本在特定時期、特殊環境下誤判或低估了中國所傳遞的敏感信號,那麼,中日雙方很有可能在東海海域出現擦槍走火。
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增加了中國維護地區安全的合作成本。地區多邊機制可以使各個國家降低協調溝通成本,減少多邊體系內個別國家對機制安排的挑戰,進而增加多邊體系的穩定性。中國倡導多邊安全合作,積極參與多邊對話機制,希望在多邊機制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上發揮積極作用。然而,自奧巴馬上台以來,美國政府重新調整了亞太戰略。首先,美國開始加強與東盟國家聯系,2010年6月美國成為第一個在雅加達建立駐東盟專任使團的非東盟國家。其次,美國在APEC啟動多項談判議程,提升其在亞太經貿合作的主導權,通過力推TPP談判來構建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經貿合作新機制。再次,美國積極參與香格裡拉對話、東盟地區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這三大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以亞太地區安全提供者的定位爭奪地區安全合作的主導權。
由於美國從過去的有限參與轉為強勢介入,亞太多邊機制安排在發揮其機制自主性和協調性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導致其在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的合作上容易偏離健康發展的軌道。這將使中國無形中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價來尋求合作安全、維護共同安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倡導多邊平等參與和美國倡導中美共責,側重中國責任的博弈﹔二是轉變多邊機制中廣泛性議題美國主導化﹔三是增信釋疑,減少亞太多邊安全合作中一再出現針對中國的現象。
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加大了中國維護周邊安全的直接成本。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總人口數超過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剛進入新世紀時,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正處於新中國成立以來較好的時期,並認為做好周邊工作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是確保邊陲安寧、維護國內穩定的需要。當前,我國周邊安全狀況相比世紀之初呈現出更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當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時一枝獨秀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似乎迎來了周邊國家在政策上對中國崛起事實的集中反應期,且這個過程正在發酵。
影響中國維護周邊安全成本的最大挑戰莫過於當前的島嶼主權之爭。領土問題對應著國家生存安全問題,釣魚島及南中國海島嶼主權爭端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中國的國家生存安全。日本政府自“購島”事件發生后,其對華政策愈發強硬,在釣魚島問題上,安倍內閣沿著右傾化道路越走越遠。日本一方面在自我冒險,一方面在尋求美國的明確支持。奧巴馬在訪日期間再次表示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反對任何試圖影響日本管理釣魚島的單方面行為,這是將破壞維持釣魚島現狀的責任推向中國一方。菲律賓與美國簽署了為期10年的新安全協議,希望借助一紙協議提高其自身薄弱的防御能力,增強菲律賓與中國在南中國海島嶼爭端上的籌碼。領土爭端解決往往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自2010年4月中國與塔吉克斯坦簽訂國界線的勘界議定書后,中國已經全面解決了除印度、不丹外的陸上領土爭端。然而,在解決海洋領土主權問題上,由於受到區域外國家的影響,使得本應通過雙方自行解決的問題在第三方的介入下而暫時擱淺。
周邊國家對中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以及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認識和判斷都會影響其對華政策的選擇。而對華政策的變化不僅影響我國維護生存安全的成本,也影響我國維護發展安全、合作安全的成本。“中國威脅論”曾一度被大肆熱炒和渲染,而最近幾年,更多的鄰國開始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但大多數國家仍以充滿矛盾的心態來看待中國。這種既尋求擴大合作又同時持有防范的心理不僅影響中國與鄰國推進FTA新建及升級的談判,也會影響中國加快“一路一帶”建設,以及深化經濟走廊、次區域經貿合作的落實。
威脅國家安全的內部因素
一是分裂問題。大國自古盛世皆統一,可以說,中國不統一,就不能有“中國夢”的徹底實現。分裂是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實為第一內患。把國家資源、人力、情報用於對付國內分裂,是最不值得的浪費。何況,分裂勢力向來挾洋自重、引狼入室。
二是腐敗問題。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腐敗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腐敗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導致了我國資源和國有財產的巨大浪費,加劇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嚴重威脅到了執政黨安全。中央明確傳遞出反腐決心,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將打擊腐敗作為是一項長期的艱巨工作。這說明了反腐不是一時之役,而是長期、艱巨、復雜的標本兼治過程。我們正處於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凸顯期。許多矛盾相互交織,各種利益訴求集中迸發。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治理落后於民眾對制度安排的期望,致使社會風險增大、社會包容力下降。腐敗問題加劇了社會不公,社會不公現象又加劇了民眾對精英階層的不滿情緒,一些熱點問題在處理過程中的疏忽極容易引起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所以,腐敗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政治安全危害巨大。
三是恐怖主義問題。近年來,恐怖主義已經嚴重威脅我國公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暴力恐怖襲擊頻繁上演刺痛著公眾神經。我國在打擊暴力恐怖主義問題上態度堅決,對各種形式的恐怖活動及其參與者、支持者零容忍。中國致力於與周邊國家開展反恐合作,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聯合反恐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要清醒認識到當前反恐形勢依然嚴峻。近年來,我國遭受了多起惡性暴力恐怖襲擊事件,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值得注意的是,恐怖組織所採取的手段、所選擇的地點、所追求的效果開始有了新的變化。手段上更加多樣,引爆炸藥、駕車撞人、縱火焚燒、鬧市突襲、襲擊警察和政府機關等重復上演﹔而且爆發地點從新疆境內蔓延到內地城市。
四是生態環境問題。過去先污染再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粗放式發展,使得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追求經濟增長如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無疑將挑戰執政為民的底線。當前中國生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城市水資源供需矛盾有增無減﹔中西部地區區域生態環境惡化趨勢並未得到根本性改觀﹔部分節能減排目標任務未按期完成,滯后效應逐漸累積加大﹔近海海域污染嚴重引發海洋生態環境退化、漁業資源嚴重萎縮。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家的發展,生態環境治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確保國家生態安全需要充分體現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的實質內涵。
五是網絡安全問題。當前我國網民數量超過6億,位居世界第一。網絡信息安全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棱鏡門”事件后引發了各國對信息安全的再思考,我國網絡信息安全在關鍵信息系統上面臨著三大威脅:一是核心硬件設備國產化能力不高﹔二是信息數據防竊聽監控能力不足﹔三是防范網絡業務被癱瘓能力不強。
我國用戶上網的軟硬件設備大多來自美國,政府、企業及個人信息和相關數據極容易被國外竊取、監聽。從硬件上來看,美國思科設備佔據了中國骨干網絡七成左右的份額。從軟件上來看,美國微軟和蘋果的操作系統幾乎無可替代,其相關的辦公自動化軟件市場佔有率也非常之高。此外,從用戶數據上來看,中國幾大社交軟件用戶量以億計算,僅微信月活躍用戶就超過3億。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使得用戶個人信息保護難度加大,一旦發生大規模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其后果及長遠影響難以評估。
此外,隨著自媒體的發展,社會安全問題在網絡輿論中折射出來,一些政治事件或社會事件經過網絡的發酵能夠快速引起地方甚至全國、國際的關注,常常引發更大的社會效應,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放眼世界,通過社交網絡煽動革命、發起群體運動已經不再是新鮮手段,“顏色革命”從互聯網開啟,“佔領華爾街”運動借助網絡發起大串聯,西方國家也曾想通過社交網絡煽動俄羅斯“革命”。回看中國,新疆“七·五事件”就是境外勢力通過網絡煽動引發的,2012年的各地反日游行演變為打砸搶也是源於網絡煽動。所以,加強網絡輿情監管,推進網絡輿論法律制度建設,對於自媒體時代的社會治理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六是能源問題。隨著我國對能源需求的不斷增加,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壓力逐漸加大。自1992年我國能源消費量超過能源產量后,能源缺口逐年加大。如不加快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將直接影響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今后幾年我國仍然將面臨著能源高依賴、能源高消耗以及能源短缺的嚴重問題。
制定合理戰略,正確對待安全態勢,理性處理安全問題
以國安會統一制定安全戰略,統一協調安全力量。當前,面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安全挑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意味著中央將維護國家安全提升到最高層級的統籌、決策,並向外界傳遞出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信心和決心。在應對國家安全問題上,我們不是要制造緊張氣氛,而是要通過統一的規劃布局、合理投資,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協調好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從長計議,高效率、低成本地解決問題。為了更好的維護國家安全,我國對國家安全觀做了全面升級。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希望通過統合國家安全領域來構建一個完整的國家安全體系,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國家安全分為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這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要求。凡是觸碰到這兩個方面就是在威脅我國的核心國家利益。
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和本錢。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就是“內求穩定、外求和平”。穩定與和平是有底線的。內求穩定就是要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不受威脅,政治政權不受挑戰,經濟發展不受影響,社會穩定不受破壞。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宗旨”突出了人民安全的核心性,“根本”強調了政治安全的首要性,“基礎”突擊了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保障”體現了社會安全的必要性。
外求和平就是要堅決維護我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致力於談判解決領土領海爭端,但絕不放棄使用武力的權力。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是我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對外交往始終堅持的基本准則,我國願意與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友好關系,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決不放棄維護國家正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維護我國國家安全要有底線思維,要為最壞的打算做准備,為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努力。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依賴於我國維護國家安全的本錢。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豐富,同樣,我國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本錢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充足。
我國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實力。從經濟實力來看,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有效支撐著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正因如此,中國國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適度增加,中國運用經濟實力的能力和手段在相應提高。從軍事實力來看,中國軍隊正在向現代化、正規化軍隊邁進。中國軍力日益增強,國防能力與日俱增。《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首次公開了十八個集團軍的番號,機動作戰部隊和海軍、空軍、二炮部隊的現有兵力,這是充分彰顯我國軍力自信的重要信號,表明我軍能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立足長遠,樹立信心,韜光養晦,出手見效。當下中國不是任何大小安全問題都必須拔刀亮劍去解,而是當忍則忍。因為我們的志向在天下人心,而不在於蠅頭小利。如果隻想到自己的安全而不想到人類的大安全,隻想到自己的安全而不考慮鄰居的感覺,隻想到國家的安全而不顧及各民族、各階層的訴求,不僅不能取信於天下,也不能取信於國內,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安全問題。
經過36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有著強大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不斷向前發展。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總體穩定,社會治安良好,就業形勢平穩,海峽兩岸關系發展日趨緊密,各項事業穩步推進。當前,中國民眾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應對恐怖主義問題、腐敗問題、環保問題、能源安全等問題上態度積極,使得社會動員力和凝聚力有所上升。在維護國家內部安全環境上,民眾的支持有利於形成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強大合力。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展對外交往,並且是這一原則積極的倡導者和忠實的實踐者,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中國與周邊絕大多數國家構筑了睦鄰友好合作關系,中印邊境問題的有效管控使得中國在陸上消除了傳統的軍事威脅壓力。此外,中國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提倡通過協商談判的和平方式來解決各類爭端,贏得了多數國家的認可和贊揚。這為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外部環境營造了有利的空間。
安全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要服從於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是片面地為了安全而談安全。大國應有力,大國應有德,大國應心憂天下,大國應慎用權力,大國應志在高遠,大國夢就是天下夢。如今,中國正處於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實現“復興民族偉大中國夢”離不開安全的支撐。因此,一旦國家的安全底線被侵犯,中國應堅定、果斷、迅速地應對,絕不應妥協或猶豫。
總之,21世紀是中國從大國走向強國、富國的世紀。中國的安全觀要有高度、遠見、效率和力度。有威力,更要有威信。當前,我國安全環境面臨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隻要保持清醒頭腦、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妥善處理國家安全的各種風險,維護我國的總體國家安全。
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正處於全球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這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積極作用並沒有有效的折射到雙邊、地區、全球安全層面,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國維護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威脅國家安全的內外部因素開始集中顯現,因此必須更新既有國家安全戰略,制定合理規劃,正確研判安全態勢,理性處理安全問題。隻要保持清醒頭腦、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維護我國的總體安全。
【關鍵詞】國家安全 安全環境 威脅因素 中國崛起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何茂春,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博導,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經濟外交和國際化戰略。主要著作有《中國外交通史》、《對外貿易法比較研究》、《對未來國家安全的思考》等。田斌,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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