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之快，舉世稱奇，令國人歡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們發現，“快”已經成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價值標杆，成為一種浸透人們生活的文化現象。盡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經濟社會的運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經初露動力機制失范、平衡機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諧、社會理性失控的端倪。人們額手拭目：“快文化”將把我們帶向哪裡？
[關鍵詞] 快文化﹔動力機制﹔制度層面﹔小康時代﹔社會需求
[中圖分類號] C91 [文獻標識碼] A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之快，舉世稱奇。短短的三十多年，幾億人擺脫了貧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令國人歡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們發現，“快”已經成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價值標杆，成為一種浸透人們生活的文化現象。飛奔的中國列車依然一路高歌猛進，千萬隻腳都踩在油門上，不見一隻踩剎車的腳。人們都在急匆匆地生活，來不及感受，來不及感動，更來不及感悟。盡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經濟社會的運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經初露動力機制失范、平衡機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諧、社會理性失控的端倪。人們額手拭目：“快文化”將把我們帶向哪裡？
一、是什麼孕育了“快文化”
“快文化”起於青萍之末，發於群體共鳴，成於價值導向。“快文化”能夠在不長的時間內形成一種風靡社會的文化現象，有著復雜的時代背景，是多種因素的凝結、多重力量的聚合。“窮怕了”的求變心態促使“快”，國際比較差距牽引“快”，現代科技傳導“快”，不斷吊高的社會胃口推進“快”，政績工程刺激“快”，“日新月異”的價值標杆催生“快”，動力機制失范盲目“快”。以下特別強調說明最后一點。
動力機制，是人類社會賴以運行的最根本、最基礎、最普遍的機制。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發展失去了規則，“快”就像脫缰的野馬，任意狂奔。隻要對自己有直接好處的就大干快上，沒有直接好處的就拖著不干﹔不該快的快，該快的不快。當今世界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和信息技術三個前沿科技方面，這三大技術我們與世界相差甚遠，本應快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卻沒能快起來。相反，不該快的，快得驚人。
近幾年出現的瘋狂“三圈”就是明顯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開放以來已有3億畝土地被圈佔。近幾年，全國出讓土地收入每年都高達3萬多億，而農民僅得到少得可憐的補償。隻要腳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農民﹔二是“圈錢”，利用股票市場為企業圈錢，股民數萬億的資本不翼而飛。中國股市在大躍進式的擴容，2009年國慶以后，幾乎以每周4隻的速度在發行新股。截止2011年一季度，已發行2400隻左右。美國股市擴容到800隻時整整用了10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僅8隻。香港股市擴容到800隻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隻。金磚四國，印度、巴西十年來股票都漲了3倍多，俄羅斯漲了12倍，隻有中國不升反降。有人戲稱國有企業是“吃完財政吃銀行，吃完銀行吃股市”。美國50年來，股民平均每年獲利都在10%左右。三是“圈人”，兩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我們引以為豪的人口紅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業掠走，隻要農民進城干活，不給農民市民權利。我們物美價廉的城市生活，是因為我們可以購買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的生命成本，而且他們的生命成本是被迫打了N個折后賣給我們的。我們實際上在飽餐城鄉二元制度的紅利，飽餐不平等權利的紅利。社會上都在指責富人有原罪，事實上我們每個城市市民都有原罪。這個原罪在城市具有全民性、普遍性、日常性，且又不為人們所察覺，因而也是最難改變、最不敢不願面對的現實。城市人每個都應從自身做起，以贖罪的心態對待農民工。更不用說，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動力機制失范最容易導致一些部門根據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項目，此不細論。
2010年，一項關於“全世界最著急的人”調查顯示，中國人最沒耐心。韓國《文化日報》題為“失去緩慢美學的中國”的文章說：曾經，中國“慢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被寫入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教材中，但現在與中國人接觸后發現，他們變得非常急躁。今天，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場域內，人人像一個高速運轉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經不止是節約時間這個單純的理由，其背后有著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經不止是喊在嘴上的口號，而成為一種寫在紙上的制度﹔“快”已經不止是一項被動的外在約束，而成為一種自覺的潛意識行為﹔“快”已經不止是人們的生活節奏，而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文化現象。
二、“快文化”將把我們帶向哪裡
狄更斯在他的《雙城記》裡有一段很富哲理的開場白，其中一句是“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快”是一把雙刃劍，合乎“規律”、不越“邊界”、遵循“科學”的“快”能指向天堂，反之，隻能把我們帶向相反的地方。這是由“快文化”的六大特性所決定的。
第一，“快文化”的加速性
德國社會學家彼得博夏德在《為什麼我們越來越快》一書中的研究表明，人類社會以1450年為分界線，之前的幾千年裡發展節奏較為平緩﹔從1450到1800年為“開始變快”階段，用了350年﹔從1800年到1950年為“加速變快”階段，用了150年﹔1950年以后則進入了“越來越快”階段。這種越來越快的加速特性，在中國表現尤為突出。比如城市化率，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150年內僅提高了4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就提高近1個百分點，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提高更快，2000-2008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18個百分點。城市化率每增長20個百分點，英國用了120年，美國、德國用了80年，而中國隻用了22年。
在這種“越來越快”的大環境下，“以快論英雄”的畸形偏好被社會普遍接受，“快”意味著一切，隻要能快，就是本事。導致一些人在追求“快”的道路上，不擇手段，不計成本，不顧后果。想小雞快速上市，注射激素，不管這種雞能不能吃﹔想糧食增產，引進轉基因種子，不管這種糧食有沒有害﹔想GDP快速增長，拼命投資，拼命消耗資源，不管這種增長帶不帶血。這種超越規律的加速，就像一輛疾馳的列車，想減速都很難，更不要說停下來。比如高速發展導致通貨膨脹越來越突出。國家早在2003年就以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等多種方式“剎車”，但由於加速度的慣性，9年上調了36次共15.5個百分點，卻成效甚微，以致以索羅斯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治理經濟的藥方在逐漸喪失效果。《共產黨宣言》裡有一句話“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可以用來解讀“快文化”的加速性帶來的后果。
第二，“快文化”的省略性
一味圖快，隻求結果，隻能省略過程。朝，為田舍郎，暮，就想登天子堂，做任何事都巴不得一步登天。以前是十年磨一劍，現在是一年磨十劍。一些酒廠，省略窖藏甚至釀制的過程，用工業酒精與化學藥品勾兌，十年的味道，甚至百年的味道，十分鐘即可搞定﹔為縮短時間，對一些動植物的養種，採取人工手段違背最基本的生命周期，一隻雞從孵出到上市，由過去的幾個月減少到42天。一些項目，不顧物理反應和化學變化的基本時間要求，壓縮工期，偷工減料，導致豆腐渣工程頻頻出現。2010年12月，深圳地鐵國貿站一部扶梯發生倒轉，42名乘客受傷。2011年7月5日，北京地鐵4號線一扶梯突發倒轉，1死30傷。中國電梯協會副秘書長張樂祥認為，主要是地鐵公司為省錢購買用於商場價格隻有重載電梯三分之一的輕載電梯所致。所以發達國家和地區都規定，公共交通樞紐必須使用重載電梯，香港的標准比內地高許多倍。中國生產的扶梯佔世界95%以上，重載電梯全都賣到國外，國內公共部門沒有一個買家。2010年有報道，一個地方為了讓山更青，等不及植樹造林，直接在山體涂上綠色油漆！很多地方為快速膨脹城市，隻注重地上的建筑，而忽視地下的設施。逢雨必癱已是絕大多數中國城市的夢魘。
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對媒體感慨：他在一家書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經典》竟然濃縮在200頁的篇幅裡。“隻想閱讀管理書籍的摘要，隻想在5年之內就趕上日本花50年所學的，這正是中國人打算做的。”大前先生的話可謂一語中的，點到中國人的軟肋。人的繁衍，懷胎必須十月，期限不夠就影響健康甚至產生畸形。物的產生，理化性狀反應必須給足時間，短了就會留下隱患。更重要的是，這種省略過程的“快”一旦成為文化，社會自然會弄虛作假，破壞程序，不講規則，少勞或不勞而獲。這是眼下中國人心浮氣躁的源頭。用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的比喻解釋這種現象最為貼切，“中國人心為什麼浮躁，得到了天上掉下的一個餡餅后，不再做實事，都在等著天上掉餡餅。把撿著餡餅的運氣當成自己的實力”。
第三，“快文化”的裹挾性
文化具有與生俱來的同化力和裹挾性。快一旦成為文化，便形成“漩渦效應”，不管你該不該快，能不能快，願不願意快，不管你是工、是農、是學、還是商，統統把你漩入其中，想躲都難。不少孩子希望家長是“富一代”、“權一代”，這樣可以一步跨過二十年，學生中比闊拼富，從幼兒園到大學普遍存在﹔一些研究者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論”而文，此風已泛濫成災，逼得評審者不得不用現代高科技手段檢測真偽。有些名人不用“十年寒窗”，直接買個大學文憑，催生國內外賣文憑形成一個產業。
“快文化”的風潮逼得有條件快的快，沒條件快的也得快。不管是東部，還是西部，不管是工業大省，還是農業大省，誰也不甘落后。盡管國家十二五規劃GDP定在7%，但青海、寧夏、四川、貴州、雲南、重慶等西部省份，紛紛設定了“‘十二五’期間經濟總量翻番”的目標，對應的GDP增速都在百分之十四左右，均高於“十一五”GDP增速。在國家主功能區規劃中已劃定約800個縣為限制開發的糧食主產區和400多個縣為禁止開發的生態功能區，但這些地區的“十二五”規劃，GDP均遠遠高於國家水平。
快文化的裹挾效應，導致跟風盲從，人人不必思考，不願思考，不想思考，也來不及思考，社會以順潮跟風，隨波逐流為能事。一個不善思考的社會，不知會滑向哪裡？
第四，“快文化”的漸進性
一種文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人的大腦，又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如果不及早防備，就會出現“溫水煮青蛙”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風險源是維護社會和諧四大風險源（其余三個是經濟風險源、社會風險源、政治風險源）中的最大風險源。其漸進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行為到心態再到制度。“快文化”起於青萍之末，開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隨著一個一個快速行為的累積，人的心態漸漸也發生了變化，不管做什麼事，都想方設法快一些，再快一些，形成事事爭快的定勢。這種求快的心態又逐漸由己而人，推而廣之，“快”不再只是隱匿於人們心中的自我節律，而是登堂入室，成為寫在紙上挂在牆上的管理和治理的硬性約束。事實上，文化與制度總是相伴而生，什麼樣的文化土壤就會生長出什麼樣的制度。翻看近三十年的規章制度和領導講話，不難發現，各種“快”的表達詞匯步步升級，八十年代是“崛起”、“騰飛”，九十年代是“超常規”、“大手筆”，新世紀是“跨越式”、“倍增型”，一個比一個氣派，一個比一個給力。
第二，從單項到局部再到整體。一開始只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單項工作，進而就擴展到越來越多的領域，直到流布整個社會，形成濃厚的“快”的氛圍，生產生活中無處沒有“快”的影子。現在，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飲料，學習是速成班，就連愛情也追求速配、閃婚。
第三，從物質到精神再到文化。“快”最初的表現形式多為物質性，比如項目的快速推進，經濟增長的幾何式遞增﹔漸漸地，這種“快”浸潤到人的大腦，進入精神層面，越來越多的人在追求財富時繃緊神經，隻爭朝夕。誰快誰就可能先富起來，誰快誰就可能先提上來，一部分人的自覺行為慢慢演繹成一個群體一個社會的生活樣法，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文化。
第五，“快文化”的非理性
置身在“快文化”的氛圍中，就像“身在廬山”的觀者，看不清本來面目，再加上對發展的飢渴和崇拜，人們對“快”常常表現出非理性的色彩。隻琢磨快的速度，不考慮快的結果﹔隻琢磨跟風趕潮，不考慮是福是禍。
早在2005年，全國就有183個城市提出建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3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務區，至於什麼是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要具備那些條件，一概不知。須知連首都北京都從來沒敢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近些年超現實超豪華的場館院園建設如雨后春筍，就連地級市也建起超豪華大劇院﹔這些劇院大都虧損，有的連水電運轉經費都難以維持。新一輪大型展館熱在全國高潮迭起，目前全國已建150多個，展覽面積300多萬平方米，規模已是世界第一﹔一些不需要建展館的地方也競相上馬，建好后無展可覽的窘境已經出現。全國目前耗費巨資建有各類主題公園3000個，隻有10%贏利，20%勉強維持，70%虧損﹔瘋狂的“造園運動”正以驚人的浪費在展開。“實景演出”建設項目也在全國各地以大躍進的速度突飛猛進……我們真的到了需要如此奢華的程度了嗎？
人性的貪婪慫恿了快文化語境下的非理性行為。非理性行為又反作用於快文化，為其推波助瀾。在1993年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本來上一年已經通過的“八五”計劃將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定為6％，但是，當時全國上下都認為這個速度還不夠快，還不能夠滿足全國人民追求高速發展經濟的期待。因此，當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決定，將經濟增長速度調高到8％。同時還要求，“有條件的地方可以而且應當搞得快一些”。結果，有條件的快起來，沒有條件的，也盲目求快，那一年的經濟增長達到14％，幾乎是預定的2倍。但由於盲目的“拔苗”，在“助長”GDP的同時，更多的是“助長”了通貨膨脹，當年的通貨膨脹達到了24.1％。英國著名學者東尼•吉登斯，通過對全球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分析，表現出對快速增長的現實世界的隱憂，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失控的世界》。過去，我們曾經被“大鍋飯”時代的“慢”毀壞了一次，今天，我們又被“大發展”時代的“快”毀壞了一次。花錢買“毀壞”，可謂得不償失！
第六，“快文化”的變異性
在通常情況下，快能節約時間，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對“快”的溢美之詞不絕於耳。但是超越限度的，結果會發生質的變化。一塊石頭扔到水裡會立即沉下，但如果改變它的運行速度，它就會浮在水面疾駛。《孫子兵法》說：“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人們追求“快”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數，現實中，人們發現，GDP的快速增長反而與內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馳。2011年6月，中國社科院與首都經貿大學共同發布的《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一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幸福研究的權威專家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英格爾哈特2011年發布的研究結果，在52個國家進行連續17年的持續性調查中，幸福指數在40個國家中有所增長，隻在12個國家中出現了下降，但中國台灣和大陸都佔據了幸福感百分數下降最為嚴重的兩個位置，中國人的生活滿意度也排在負增長的倒數第六位。更令人擔憂的是，快文化使社會彌漫著一股暴戾之氣，人人火氣沖天，個個急頭怪腦，動輒惡言相傷，拳腳相向，甚至動刀子、潑硫酸，更甚者雇凶殺對手、殺朋友、殺父母。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沒有這些品質就已經不是人了。
在快文化的推動下，整個社會都在發著高燒，心態失常。更何況，市場經濟就是精英經濟，快文化帶來的實惠成果，絕大多數流向精英階層，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尚不健全不完善的體制機制下，導致兩極分化加劇超限，社會結構加劇斷裂，就像一場馬拉鬆比賽，人們隻盯住跑在最前面的幾個精英，鼓掌喝彩，而忽視窩在起跑線上尚未起跑的龐大群體。“快”有規律，“快”要適度，“快”須順勢。當快不快，必生懈怠﹔不當快而快，必受其害，結果會背離初衷，適得其反。“快”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習慣，“快”習慣了的人們，值得警惕啊。
三、“快文化”如何降溫退燒
當“快”成為一種文化，成為人們生活的樣法，其影響和作用就遠遠超出了“快”的應有之義，成為與“科學發展”相背離的一種社會現象。“快文化”亟待消解。首先，應弄清為何而快，為誰而快。在快文化的作用下，大家行色匆匆，以至於忘了目的，不明對象。《舊唐書》裡有一句話“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毫無疑問，“快”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是“人”，是“百姓苦樂”。“人”是任何社會存在的終極目標。因此，求“快”之道，必須圍繞四個“人”字展開。即：是不是為了“全體人”，是不是為了“多需人”，是不是為了“多代人”，是不是為了“具體人”。其次，應在制度層面予以規正和約束。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建立一套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全國范圍內實行分類指導，以“科學文化”取代“快文化”。再次，進入小康時代應提倡慢生活。不僅應合理引導社會需求，而且應創造慢生活的寬鬆環境。以下主要強調兩點。
第一，如何在制度層面予以規正和約束，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爭論”原則，特別是在經濟發展上，隻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貓黑貓都是好貓。這在特殊時期的正效應是巨大的。但由於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給不足和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等問題，給“快文化”的滋生、發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筆。因此，要從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須從制度上予以規正和約束，讓發展從“摸著石頭過河”不斷過渡到“找船過河”，“造橋過河”。
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成功走過兩步，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賽程過半”。可以說在“量”的問題上，我們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但是，在“質”的問題上，遠沒及格，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資本主導勞動、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發展、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等。這些問題說明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並非全部通過實質性改革實現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憑借官員和企業家的逐利本能。今后，要實現質與量的統一、快與好的統一、物與人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確保速度與效益與質量的統一。
德國人民在“大躍退”的現實，証明發達國家正在反思“快文化”的惡果。德國執政聯盟2011年5月30日宣布，2022年前要關閉德國所有核電站，這是接受日本核電事故教訓做出的剎車政策。他們認為核能固然是至今世界能找到的發電成本最低的能源，但一旦發生核泄漏事故，若把巨額賠償和對周邊居民健康的影響成本計入，核電單位價值將大大提升。而且關閉核電不光光為這一代人，也是為子孫后代消除隱患。德國人的“大躍退”才是真正轉變發展方式的具體體現。
第二，進入小康時代應提倡慢生活，如何合理引導社會需求。
印第安人有一個發現，肉身和靈魂腳步的速度有時是不一樣的，肉身走得太快，會把靈魂走丟。按照他們的信仰，如果連續三天趕路，第四天必須停下來休息一天，以免靈魂趕不上匆匆的腳步。中國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學與這個故事異曲同工。老庄的清淨無為，道法自然蘊涵的是遵循自然節律的哲理。中國人請人吃飯，愛說“你慢用”﹔吃完飯送客，愛說“你慢走”。現在這些話成了單純的客套語，“慢”已經成了難得的奢侈。
合理引導社會需求是必要的，可以通過行政的、媒體的等各種力量告訴人們，中國的發展已經超越常規，我們的GDP世界第二，進出口總額世界第二，國際地位從G20到G8，現在G2了。30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100年甚至幾百年走過的路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諺語，“疾馳的快馬往往隻跑兩個驛站，從容的驢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國也有一句頗為相似的諺語“蒙蒙細雨能持久，暴風驟雨一掃即過”。這些諺語表明一個道理，慢些，就會更快﹔慢些，就會更遠，決不能用百米沖刺的速度去跑馬拉鬆。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應讓社會成員的胃口瘋長，不能什麼都要跟國外比，應冷靜地面對美國人均GDP已達4萬美元，中國人均GDP隻有幾千美元的現實。
每個國人都應明白，“坐在寶馬裡傷心地哭”是假幸福，“騎在單車上會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種媒體應切實擔負起修復大眾審美偏離的責任，引導社會理性客觀地追求，不能隻講述功成名就后的風光無限，而應更多的宣傳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艱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個案大肆渲染，而應更多的關注那些憑借規定動作穩扎穩打的平凡百姓﹔不能隻把鏡頭對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城市，而應更多地聚焦“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鄉村。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陶醉於慢生活的詩意之中，產生了許多歷經磨洗，千古不朽的名句佳作。“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青菜蘿卜糙米飯，瓦壺天水菊花茶（鄭板橋）”等才更符合人的本性。隻有真正陶醉在詩意的境界裡，其幸福指數才可能達到最高。
目前全球共有25個國家140個城市建立了“慢城聯盟”，加入“慢城”必須符合世界慢城聯盟規定的“七大標准、四大前提、八條公約和五大行動准則”。他們共同的圖騰是蝸牛，慢城裡的汽車限速為20公裡，植物禁用農藥化肥。我國目前僅南京市高淳縣椏溪鎮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聯盟。近年來，從英國刮起一股慢活風，“慢活運動”在世界五十多個國家開展。參加這項活動的人叫“慢活族”。慢活運動勸導人們放慢生活節奏，讓精神和身心都得到充分放鬆。慢生活、慢工作、慢運動、慢閱讀。當然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追求平衡，該快則快，能慢就慢。在平衡狀態中關注心靈的成長。有意思的是，漢字的“忙”，一邊是“心”，一邊是“亡”，忙起來，心就死亡了。2007年8月中國教育部公布的171個漢語新詞中，“慢活族”是其中之一。一個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興起，這是被“快文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類做出的行為反彈。對此，中國人尚未覺醒。如果說溫飽時代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當然，那麼在“生存”不成問題，“生活”成了問題的今天，再不惜一切的求快，隻會徒增社會病，降低幸福感！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