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新鄉賢”與核心價值觀的踐行

　　在當代城市化和現代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鄉村社會面臨著多重困境：農業易成弱質產業，農民易成弱勢群體，農村易成落后地區。如何應對“三農”問題？成功的農村提供了借鑒。光明日報近期推出“新鄉賢·新鄉村”系列報道，發掘浙江等地“新鄉賢”和“鄉賢文化”與新鄉村建設的新聞故事、新聞人物和新鮮經驗，給人們重要啟示，值得從歷史的深度與現實的高度予以總結、省思和凝練。

　　2013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我們稱之為‘中國夢’，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以復興農村為民族復興之基石，是近代以來重要的社會思潮，也是鄉村重建社會運動迭次興起的主要動因。盡管我們的城市化率已在51%以上，但農業、農民、農村問題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制約因素。鄧小平同志說：“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在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戰略規劃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新鄉賢”和“鄉賢文化”扮演著鄉村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重要角色。

　　鄉賢與鄉紳：傳統鄉村社會建設與文化發展的中堅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鄉賢，是對有作為的官員或有崇高威望、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的尊稱，是對去世者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也是對享有這一稱號者人生價值的肯定。迄於明清，各州縣均建有鄉賢祠，以供奉歷代鄉賢人物。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裡公共事務的主導力量都是鄉紳或鄉賢之士。這一文化傳承思想淵源久長。《孟子》《周禮》中均載有具體的鄉村組織與管理構想。鄉三老是秦漢以后鄉治層面的最高領袖。他的年齡要在五十以上，他的人格要為民眾所敬仰，如此才能被選為鄉三老，才有感化民眾的能力——這是基於《周禮》“德化主義”鄉建理念的鄉村體制建設。在幾千年物換星移的歲月裡，王朝多有更替，制度因革變遷，而扎根於鄉村規制的文脈傳承卻綿延不絕。唐宋以后的鄉村治理體制更加完備，鄉村治理規制日益完善，體現著鄉紳和鄉賢群體對於鄉村秩序維系和社會建設的積極努力。宋代熙寧以后，保甲、鄉約、社倉、社學逐次推行，鄉治精神和事業兩方，都有改善的趨勢。其中，鄉約的施行再度成鄉村社會-文化建設中的創獲之舉。“呂氏鄉約”對於鄉村民眾的規約簡約而具體：“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擔負鄉約領袖者，由鄉裡民眾推選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們的責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約眾，在具體方面是主持禮儀賞罰。明代泰州學派中許多不求功名而落歸鄉土社會的鄉賢士紳，也集中體現了建設鄉村、改善民生、謀利桑梓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

　　鄉賢是扎根於鄉土社會文化的社會力量，在動態的歷史進程和特色不一的地域文化中，其認同的標准和資質或有所差異，但其一定是鄉裡德行高尚，且於鄉裡公共事務有所貢獻的人。某種意義上，它與鄉紳的概念具有較多的重合性。在地方社會居於領導地位或有重大影響的鄉賢基本由紳士與平民兩部分組成，其中紳士可分為中上層紳士和以生監為主體的下層紳士，平民主要由讀書人、技藝人、商人和一般勞動者組成，其中以下層紳士人數為最多。明清以來，雖然平民鄉賢的所佔分量漸有增長，但總體上鄉紳仍構成鄉賢的主體力量。

　　鄉紳，是傳統時代鄉村社會中的管事，這是一種具有社區自治組織的地方領袖，或者說就是鄉賢。鄉賢或鄉紳們更多地關注鄉村社區的公共利益和事業發展，並且對於來自衙門的不合理的權力擴張進行有效抵制。當然，他們要保証國家意志和利益在鄉村社會的落實。他們的文化權威和社會地位源於制度與文化，或者說他們的身份、資格和威望本身即是文化和制度構成要素。他們不是權力結構中的力量，卻是整個社會制度和文化網絡中的組成力量，他們必須有社會地位，可以出入衙門，直接表達鄉村社會的訴求，並對地方權力體系形成壓力。費孝通先生說，鄉村社會中的紳士，“可以從一切社會關系，親戚、同鄉、同年等，把壓力透到上層，一直可以到土皇帝本人。”在以農耕文明為生存方式的時代，他們擔負著“道在師儒”的使命，為民師表，移風易俗，促成鄉村治理的太平景象。在高度分散聚居的鄉裡村落，社會秩序的維系、鄉村公務的管理，均依賴於鄉紳或鄉賢的主持或主導，邑有興建，非公正紳士不能籌辦。鄉村公共事業的興革，如公產、義學、社倉、興修水利、道橋，大都由鄉紳士掌控，所謂“紳士之可否，即為地方事業之興廢。”

　　鄉紳或鄉賢，成為數千年中國農耕時代一個文明得以延續發展、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穩定的重要社會角色。

　　歷史斷裂：近代鄉村危機的呈現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被逆轉。梁漱溟先生說：“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並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傳統中國社會是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就精英人才的流動而言城鄉並無差別。民國時期一項科舉人才出身的調查統計表明，科舉中出的人才，至少一半以上是從鄉間而來的。在相關的有功名人士家族統計分析中，城鄉幾乎相等。而且，鄉村士子，並不因為被科舉選擇出來之后就脫離本鄉。出則為仕，退則為紳，鄉間人才輩出，循環作育，蔚為大觀。人才不脫離草根，使中國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來源充沛浩闊。

　　然而，只是近百年中，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間接都在破壞鄉村。由此導致傳統中國社會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轉變為城鄉背離化發展模式，即都市日愈繁榮，農村日益衰落，遂造成持續不絕的鄉村危機。尤其是科舉舊學廢除后的教育，從鄉土社會論，是懸空了的，不切實際的，造成鄉土人才向城市社會的單向流動。曾經的鄉土精英已經不存在，洋秀才都擠在城裡，所謂鄉間正紳、良紳無以存續，遂造成劣紳、豪紳充斥鄉村社會之局面。出自鄉村中的精英、賢士，他們已經回不了家鄉，失去家園的依戀和對家鄉建設奉獻的沖動。鄉賢或鄉紳力量繼替的制度保障發生了歷史性斷裂。

　　因此，面對鄉村經濟衰退、鄉村社會失序、鄉村文化荒漠現象的持續發展，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曾發起鄉村建設運動、農村復興運動、鄉村復原運動等等，以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方式試圖挽救鄉村社會急速衰敗的趨勢。但是，由於城鄉背離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未曾逆轉，鄉村社會—文化重建的效果不彰。

　　“新鄉賢”與新農村建設

　　隨著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現在總體上已達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近代以來的城鄉背離化發展態勢開始得以逆轉。200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思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加速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必須抓住機遇，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扎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國各地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把新農村建設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使之成為黨和國家戰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在這種發展態勢下，“新農村建設”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環境生態文明五大建設中，獲得了屬於自己時代的新內涵。它已經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一具有重大戰略性歷史轉折的實踐進程中，“新鄉賢”文化建設以其深厚的歷史傳承和創新性的當代建構，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的時代訴求。

　　首先，在今天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進程中，“新鄉賢”的時代角色十分突出。他們很多人出自於鄉村，成就於城市﹔成長於鄉土，弄潮於商海，在鄉村與城市的內在關聯上，具有天然獨特的優勢。他們今天的“衣錦還鄉”，重建鄉村的抱負，無疑是習近平總書記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重要指示在鄉村社會的實踐。在現代化進程的趨勢中，從基層鄉土去看中國社會或文化的重建問題，主要是怎樣把現代知識輸入中國經濟中最基本的生產基地鄉村裡去。作為輸入現代知識必須的人的媒介，“新鄉賢”的社會建構，具有嘗試破解百年中國鄉村社會發展困境的珍貴價值。

　　其次，傳統中國文化深植於鄉土之中，人和地在鄉土社會中有著感情的聯系，一種桑梓情誼，落葉歸根的有機循環中所培養出的精神。在中國家族、鄉土文化傳承中，具有深厚的根系和廣闊的脈系。鄉土文化的有機循環，一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從農民一朝的拾糞起，到萬裡關山運柩回鄉止，那一套所系維著的人地關聯，支持著這歷久未衰的中國文化。”“新鄉賢”文化建設無疑秉承和凸現著這一傳統文化的底色。

　　“新鄉賢”與核心價值觀的踐行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層面上的價值目標。這一國家價值目標實現的基礎在鄉村社會。“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當“三農”問題凸現為我國現代化戰略發展的瓶頸時，中國社會實現小康的夢想的關鍵所在就是鄉村。“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為此，習總書記精辟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不難發現，鄉村發展的滯后性固然有多種因素，而精英人才流失所造成的鄉村內驅力缺乏是主因之一。“新鄉賢”社會力量的凝聚，恰恰抓住了建構鄉村內驅力的關節點。他們是一批有奉獻精神的現代精英，從鄉村走出去的他們回歸鄉土，以自己的經驗、學識、專長、技藝、財富以及文化修養和道德力量參與新農村建設和治理，既是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也是發育和培養鄉村社會發展內驅力的根本所在。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准則。它既是具有時代高度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也是中華傳統文化與時俱進的當代體現。它是我們每個公民社會化的基本准則。傳統時代能夠端坐於鄉賢祠的鄉賢們，都是個體品行與社會價值取向備受尊崇的賢士。“新鄉賢”是新時代社會主義價值觀在個人層面上塑造的榜樣力量。“新鄉賢”文化建設，既是傳統鄉村社會型塑的“尚賢敬德，奮進向上，造福桑梓”人格品德的傳承，也是其傳統品格在當今核心價值觀層面上的提升和高揚。

　　更為重要的是，“新鄉賢”是一個具有榜樣性的社會群體，一定意義上他們是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上的實踐者。因此，這一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是連接個人層面的價值取向與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的紐帶。人創造著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新鄉賢”建設既是新時代中國人源自生活的創造，又是現代鄉村文明環境建構的要素之一。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中，新鄉賢建設是一項基礎性的工程建設。

　　揆諸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鄉村社會治理和鄉村建設的成功，無一不得力於鄉村本身內在力量的驅動。盡管面對鄉村危機的境況，基於民族危機救治的急迫性，民國時期出現過由外在力量注入式的鄉村建設運動，但最終由於鄉村社會缺乏持久的內在動力而難獲久遠之效。馬克思曾經指出：“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今天，“新鄉賢”的構成已然不同於傳統時代的以功名身份為核心的鄉紳階層了，他們是現代化進程中在各行各業取得成功的時代精英。現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視野，以及創業成功的人生經驗，成就了他們的時代品格——這是“新鄉賢”新之所在。在各級黨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主導下，他們將成為鄉村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引領力量，將在傳統文化的底色和現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描繪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時代特色。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