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距清順治元年1644年剛好250年，清朝已經走到了末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也走到了盡頭，這是一個王朝的末世，同時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處在這樣一個末世，整個國家腐朽不堪，整個軍隊也腐朽不堪，以致國不能戰，軍不能戰。其結果就是甲午戰爭的慘敗。
現在有一種觀點可能夸大了戰前洋務運動的意義，所謂同光之世有中興氣象，洋務運動好像使國家進入了近代化發展的軌道。實際上不是。我們必須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外患內憂不斷加劇，列強不斷入侵，中國一敗再敗，太平天國又搞得國家元氣大傷。在此情況下出現了一些變革圖強的行動，試圖振衰起敝，卻步履維艱，很不成功，根本沒有扭轉頹勢，所以1894年的清朝實際上處在末世的狀態。甲午之敗，不過是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國不能戰突出體現於兩個方面
領袖集團腐朽無能。先看最重要的兩個人。一個是慈禧，她精於宮廷權術，但在知識和眼光上都很欠缺，談不上什麼眼界，更無經邦濟世的才略，跟清初的孝庄和唐朝的武則天沒法比。另一個是光緒，他長在深宮之中，還是個文弱青年，有抱負有激情，但沒有韜略雄才。次看清廷，是中樞無人。太平天國之后滿族人才凋零，圍在慈禧、光緒身邊的滿族權貴都才智平庸，比較突出一點的恭親王奕實際也才略平平，只是手段比較圓熟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滿臣對漢臣的忌防更甚了，所以晚清漢臣中的強人基本進不了中樞，像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都被擋在外圍。再看實際表現。從長遠來說，就是看不到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不知道這個時候已經是工業文明興起要替代農業文明，資本主義興起要取代封建制度，他們根本看不到這樣一個大勢，也就不知道引領國家走向正確的方向，趕緊跟上時代的步伐。從中期來說，就是看不到日本崛起速度之快、威脅之急，還一直以為日本是彈丸之邦，“蕞爾小國”而已，不能切實加強防范。1888年北洋海軍宣布成軍后便停止了發展，而正是在這個時候，日本加速推進對清朝的戰爭准備，大力加緊發展海軍。從近前來說，就是當朝鮮危機發生、甲午戰爭爆發的時候，毫無領導、統馭這場斗爭的能力。中樞諸公昧於情勢，不知彼也不知己，拿不出有效的應對之策和周詳的計劃，反而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慈禧先是看群情洶洶、憤激昂揚，便支持開戰，還以為能輕易取勝，但初戰失利，馬上要到她六十大壽的日子（1894年11月7日，農歷十月初十），就想趕緊了結，免得耽誤做壽。朝中上下也把慈禧做壽看得比前方戰事還要緊，甚至將旅大危殆的十萬火急軍情延擱不辦。光緒堅決主戰，但不知道怎樣通盤進行謀劃和組織，對日本戰略意圖和日軍虛實毫不了解，只是一廂情願地讓軍機處一道又一道下諭旨，催促各軍速速進剿，似乎軍隊開到前線就能輕鬆把日軍從朝鮮趕到海裡，而當戰事失利，戰局吃緊，就亂了方寸，應對無措。
中央集權嚴重削弱，形不成國家的統一意志和統一力量。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清朝的經制兵八旗和綠營一敗涂地，隻好靠地方募勇練兵拒敵，湘軍、淮軍由此而興，督撫勢力隨之坐大，中央集權嚴重削弱。太平天國之后，曾國藩還能堅守道統，自裁其軍，自我收斂，其他督撫卻紛紛起來了，派系林立，借著辦洋務圖自強、籌海防或謀塞防而各練其軍，各抱山頭，明爭暗斗，中央一統軍令政令的局面名存實亡，甚至新建的海軍也分別成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家底，所以南洋艦隊和北洋艦隊一直無法統一調遣使用。於是當大危機來臨時，封疆大吏各顧私利各打算盤，互相鉤心斗角，國家形不成統一的意志和力量。甲午戰爭爆發，情況就是這樣。握有清朝主要軍力和資源的許多督撫大員認為，這主要是李鴻章北洋系統的事，與己無干，非但不願出錢出力，有的還存心看李鴻章的笑話。而作為戰區司令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則是當時最大的地方實力派，清廷也不能順暢掌控和指揮。應該說李鴻章的大局觀是比較好的，但也有濃厚的北洋意識，他從一開始就想盡量避免戰爭，想緩戰，這既是因為他對敵我情勢相對還比較了解，也是出於保存北洋實力的派系心結，這與光緒是相左的，光緒指示軍機處要打，快打。這樣兩種意見，隻要能統一，按照一個決心進行籌劃和執行也許還好，但就是形不成統一意志。光緒沒有絕對的權力，事事要慈禧首肯才能執行，所以李鴻章對光緒通過軍機處下達的命令能拖就拖，而李鴻章事權不出北洋，無法調動指揮全局，他想避戰、緩戰的主張光緒又不同意。上下不能同心同德，國家已經不是一盤棋。
上述狀況，使得清廷的危機處理、戰爭准備和應戰，都茫然無緒，一誤再誤。
軍不能戰突出體現於三個方面
組織混亂。由於沒有准備，倉促應戰，清軍的戰爭組織和實施，從指揮機構的組建、作戰計劃的制定，到兵力的調動部署、軍需的前運后送，都非常混亂。當時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說：“我們對於戰爭毫無准備，實在令人可驚。”但更嚴重的問題還出在軍事體制上。晚清軍隊的體系非常雜亂，都是一個個山頭，沒有統一的國防軍，沒有統一的司令部、參謀部。洋務運動買了一些槍炮艦船，仿造了一些槍炮艦船，看似搞近代化，但軍隊近代化最重要的東西都沒搞起來。軍隊大多掌握在各地的督撫將軍手裡，臨時從各地抽調過來，都有嚴重的私屬性，都是督撫將軍的私兵，平常不配合，到了戰場上更難配合，基本上是各自為戰，形不成有效的組織和協同。日軍進攻遼東，一共投入四個師團一個混成旅團，不到五萬人。清軍調集到鴨綠江至山海關內外進行防御的先后有十幾萬人，但體系龐雜，多頭指揮，互相觀望，爾忌我虞，爾前我卻，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一仗一仗都輕易敗給敵人，日軍打哪兒克哪兒。又如威海衛之戰，防守威海軍港和要塞的是李鴻章北洋系統的部隊，水師由丁汝昌指揮，陸上要塞部隊由戴宗騫指揮，威海附近還有二萬多清軍歸山東巡撫李秉衡指揮。李秉衡始終不積極調兵增援威海，威海的戴宗騫和丁汝昌也矛盾重重，各行其是，結果陸上防御很快潰散，炮台盡失，陷北洋水師於絕境。詩人黃遵憲痛心而泣：“噫吁戲！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清軍組織上的混亂使得部隊數量雖多，但形不成合力，兵力似厚而實單。
指揮無方。首先不知彼。上上下下都不了解日軍的戰略意圖和兵力虛實，對日軍的進攻方向普遍判斷不清，處處設防，兵力分散，行動盲目，左支右絀，陸海兩個戰場都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其次不知戰。戰區司令李鴻章，后來戰事不利清廷又調宋慶、劉坤一來加強，從他們以下陸軍的各級軍官大多是舊行伍出身，隻有之前對太平軍、對捻軍的作戰經歷，基本不懂近代戰爭。海軍系統好一些，官佐大部分是新學堂培養的，有一部分還留洋學習過，但也都沒有近代化戰爭的實戰經驗。因此，清軍在戰略戰術上表現出嚴重的無知。如不重視爭奪制海權，不懂得陸海協同，不知道抗登陸作戰。日軍兩次登陸，一次在遼東半島，一次在山東半島，都大搖大擺地進入，清軍根本不組織防御。再如要塞攻防，北洋海防體系經營了一二十年，李鴻章曾自詡“有深固不搖之勢”，但打起仗來旅大和威海的要塞都形不成嚴密防御，特別是陸上的后路防御空虛，一攻就破。基本的陸軍戰術大部分軍官也不懂，如炮兵不知道集中使用，聶士成就說日軍炮兵每戰必聚在一處，清軍的火炮則分散在各部隊﹔隻知道正面對抗、集群沖鋒，不知道迂回側擊、側翼防御，經常是日軍一迂回側擊，清軍的防線馬上就垮掉﹔不會散兵戰術，日軍火力那麼猛，清軍還像打太平軍、打捻軍一樣，經常集群沖鋒，結果被敵大量殺傷。海軍將領雖然學了近代海戰的技術和戰術，但實戰靈活運用能力差，應變能力弱，幾次海戰的組織指揮都很不理想。
斗志不堅。晚清官場腐化，社會風氣敗壞，軍隊也腐朽不堪，紀律廢弛，訓練虛浮，賭博、狎妓、抽大煙等淫逸之風盛行。海軍稍好些，但這些現象也很普遍，所以整個軍隊精神萎靡不振，戰斗意志不堅，從上到下，臨陣脫逃者比比皆是，在日軍主攻方向上幾乎所有的戰斗都堅持不了一天以上，所有號稱堅固的要塞——大連、旅順、威海都是被日軍輕易奪取。特別是許多將領帶頭逃跑，導致部隊很快潰散甚至不戰而潰。如：平壤之戰總指揮葉志超帶頭逃跑，各路清軍群龍無首，一潰而不可收，直到過了鴨綠江才算站住腳﹔大連守將趙懷業不積極戰守，反而變賣軍米做好逃跑的准備，日軍擔心大連要塞堅固，彈貯充足，准備以聯合艦隊從海上助攻，但攻擊還沒發起，趙懷業就連夜率人馬遁往旅順，把要塞、軍港和大量軍需物資拱手讓給了敵人。在清軍參戰各部隊中，北洋海軍是打得最英勇的，多數管帶和提督丁汝昌與戰艦和艦隊共存亡，以身殉國，但也有一些將領和軍艦臨陣脫逃。最可悲的是，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由於陸上戰場和防線的全面潰敗，北洋水師這支清軍最先進的部隊也被徹底葬送。
甲午戰爭，初戰海軍是關鍵，終戰陸軍是關鍵。北洋海軍不敗，日本不敢肆無忌憚地擴大侵略﹔清朝陸軍不敗，中國不會速敗、完敗。“諸軍灞上憐兒戲，萬裡神州痛陸沉。”海上和陸上都打不贏，這是晚清的悲哀。
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不少西方人估計，初戰中國要吃虧，久戰則日本會失敗，因為清朝沒有戰爭准備，而日本蓄謀已久，進行了長期的准備，但日本明治維新時間還不長，國力還不強，不具備長期支持戰爭的能力。日軍突破鴨綠江攻入遼東之后，李鴻章、劉坤一等也曾提出，為今之計需做長久相持的打算。但由於清朝的末世狀態，國家和軍隊均腐朽不堪，與敵較長久地相持都做不到。在經歷了戰場上的速敗之后，腐朽無能的清廷很快選擇了投降路線，通過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來換得苟延殘喘，這是國不能戰、軍不能戰的極致表現，也是國不能戰、軍不能戰的必然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