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凱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改革和變法是永恆的時代主題。雖然歷朝歷代的改革有不同的特色，但也有一些普遍性的規律和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甚至讓我們常看常新。
改革是統治者順應時代潮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主動調整生產關系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以適應新的客觀情況。這就決定了真正的改革者必須是國家權杖的真正持有者，改革方能成功。比如，秦國變法時，因為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才能在未來“接班人”惠文王犯法時，依然能對其左膀右臂割鼻刺字以示懲戒﹔后來的北魏孝文帝，在太子元恂強烈反對改革時將其賜死。也就是說，隻要社會有了改革的必要，而最高統治者又能真心厲行改革，即使中途有所變故，也是具體執行層面的個人（如吳起、商鞅）不幸，卻無損於改革的整體成功。
與此相反，那些起自大臣或者王朝最高統治者半推半就的改革，無一例外都是失敗的。如北宋王安石變法，主動者是他，其改革主張歷經仁宗、英宗二朝而未受重視，到了神宗時才被採用﹔清末戊戌變法，看似有光緒皇帝的傾力支持，殊不知，國家權杖的真正持有者卻是慈禧，故難免在103天后遭到血的清算。
在最高統治者真心改革的基礎上，執行力成了另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凡屬成功的改革，無一不是君主廣納人才、與賢臣群體齊心協力的結果。齊桓公的執行層，不僅有管仲，還有鮑叔牙﹔魏文侯不僅有李悝，還有吳起、西門豹﹔秦孝公任用商鞅，還有景監支持﹔等等。相反的例子，如王莽改制，卻任用洛陽富商薛子仲、張長叔和臨淄大賈姓偉等執掌“五均六筦”財政大權，《漢書·食貨志》載其“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不僅改革無望，反而使社會經濟日益惡化，階級矛盾更加尖銳。
改革雖不是革命，但打破的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藩籬，更重要的是切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鏈條，因而必然會有劇烈的反彈，殘酷時也會以血為代價。縱觀歷代改革，無論成敗，幾乎均涉及打擊豪強、利益調整。但根本的區別在於，成功的改革，無一不是剛中帶柔、剛柔並濟、謀定后動、循序漸進的。漢初體制造成劉姓諸侯王割據和地方豪強坐大，文帝採納賈誼建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景帝削藩，七國叛亂幸有周亞夫平定﹔漢武帝則兼用之——對於擁兵的諸侯王採取更加穩妥的“推恩令”，使其因諸子繼承而內部瓦解﹔對於並無兵將的地方豪強，則一方面遷於關中置於掌控之下，一方面派刺史監督郡國以打擊“強宗豪右”。與此相反，失敗的改革，既有過於集中推出大量改革措施而急於求成的問題，同時其許多措施又堪稱無厘頭。如王莽改制，先於公元9年實行“王田”、“私屬”制，並統一度量衡﹔公元10年實行五均、賒貸之法﹔公元7年到14年進行三次幣制改革，同時為顯威德而對東方高句麗、西方西域各國、西南句町和北方的匈奴廣泛用兵。戊戌變法，在103天裡頒布的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方面，操之過急且不分重點，而其中改革科舉制度一項，甚至阻斷了當年與康梁一起“公車上書”者的仕進之路，從而使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反扑時可以一夜奏功。
縱觀歷代王朝改革，隻靠統治者一時興起、頭腦發熱肯定是不行的。那些失敗的改革，無不與人才不足、執行不力、發動不夠、准備欠缺、孤立無援有關。王莽所推進的土地國有、禁販奴婢等措施今天看來依然有進步意義，改革幣制、鹽酒鐵國營等從本質上與漢武帝改革並無不同，可是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僅靠趨炎附勢的劉向、劉歆父子等人，根本不足以擔當改革重任。至於王安石變法，在改革前期，連正直的蘇軾、司馬光也不能團結，執行過程中遇到阻力時改革派內部的呂惠卿與韓絳竟然發生矛盾，再加上所任用的中堅力量章惇等人多是利欲熏心之輩，以致改革功敗垂成﹔至於后來繼任者乃奸相蔡京，居然成其改革的擁護者，則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了。
（作者為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