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是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轉型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后，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大大促進了中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由農村為主的大國向城市化的國家轉型，農村向城市、農業經濟向非農業經濟轉型，並出現了大規模加快轉型的趨勢。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業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新中國成立后60年農業發展的歷史証明，必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 中國 道路
﹝中圖分類號﹞K27﹔F129.7﹝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5-4952（2014）03-0024-14
人口眾多，農業資源相對緊缺，糧食消費量大，農業供養人口能力不足，這是中國國情的突出特點。如何以佔世界10%左右的耕地、6.5%的水資源養活佔世界20%左右的人口，長期以來都是現代中國面臨的頭號發展難題。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農業發展與轉型本質上是農業現代化，特殊國情決定了必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既是“中國總道路”的具體道路之一，又是中國“五位一體”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我們這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已是被歷史反復証明了的客觀規律。﹝1﹞本文考察了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過程、特點和前進方向，以期展望中國農業發展的
明天。
一、農業初步轉型發展期（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是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轉型的歷史起點。這一時期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而且是第一農村人口大國，也是第一貧困人口大國。毛澤東對中國這一基本國情的認識相當深刻，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2﹞這表明，中國是十分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和欠發達國家。
1952年中國農村總人口比重為87.5%，農業勞動力比重為88.0%。當時農村人口幾乎都是絕對貧困人口。實際上，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極其低下，據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如果按1987年不變價格計算的話，1952年中國農業增加值僅相當於1933年的92.3%，農業勞動生產率相當於1933年的94.8%。 這表明，1952年中國農業的發展水平還不及1933年的水平。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大大低於1936年的水平，全國農業生產比1936年下降了25%，其中糧食下降了22.1%，棉花下降了48%。﹝3﹞
歷史上，中國還是一個十分典型的飢荒大國。 1946年和1947年南方大飢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 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生產明顯恢復，但按不變價格（1987年價格）計算，1952年中國農業總產值僅相當於1933年的93%，農業增加值相當於92.3%。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業發展直接受到政府農業改革政策的影響。安格斯•麥迪森認為，1949年以來，中國有過六次影響農業制度的重大政策變化﹝4﹞，但並非每次政策調整都能成功，這是一個不斷調整、不斷完善的過程。這種政策調整本質上是在加速工業化的大背景下，調整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和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實踐是檢驗政策的唯一標准：凡是好的政策，便可同時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兩個目標。反之，則不能實現目標或隻實現其中一個目標。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也是最成功的“解放農民”的改革。新中國一成立，就將土地改革作為首要任務。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一條總則就說明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5﹞到1952年底，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了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每年700億斤糧食的地租，極大地解放了農民。到1952年，中國糧食產量就比1949年增加了44.8%，也超過了解放前最高年產量18.1%。﹝6﹞同期，中國糧食單產比1949年提高了28.4%。 1953年，農民淨貨幣收入比1949年增長123.6%，每人平均淨貨幣收入增長111.5%。農民對消費品的購買力有了成倍地增長，1953年比1949年增長111%，平均每人消費品購買力增長1倍。1953年同1949年相比，農民留用糧食增長28.2%，其中生活用糧食增長33.6%。﹝7﹞《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是一項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土地改革。正如毛澤東所言，“土改一項，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孫中山都沒有做過，我們才做”。 土地改革符合中國國情，是20世紀中國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農村改革。從1946年5月到1952年年底，隻花了短短六年多時間，中國共產黨就完成了這一大規模的土地改革。
由於土地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共急於在極其貧窮、極其廣大的農村地區向社會主義過渡，不久后進行了第二次政策調整，在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具體講就是實行互助組或初級合作社。這意味著，中國農業發展道路從以土地私有、家庭個體經營模式轉向走合作化道路，即從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盡管農業生產仍然增長，農民收入仍在增加，但農民的自主性、自主權受到了限制，同時也直接影響了農業總產出和農民消費的增長速度，1953年和1954年農業生產總值分別增長1.9%和1.7%，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分別增長2.8%和1.2%。﹝8﹞
1956年1月，中共又進行了第三次政策調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劃了農業初級合作化和農業高級合作化的目標。由初級合作社發展為高級合作社，隻用了一年時間，到1956年底加入高級合作社的農戶已經達到了總農戶數的87.8%（見表1）。實際上，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完成后，糧食生產並沒有大幅度增長，而牲畜大量減少，農業生產力受到破壞﹝9﹞，還直接影響了農民的消費水平，1956年和1957年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分別增長1.3%和2.0%。﹝8﹞（p.14）
盡管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已經進行了躍進式的生產關系調整，但是，1958年又進行了第四次調整。7月16日，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10﹞同年底，全國農村幾乎全部建立了人民公社。75.3萬個高級合作社的1.23億農戶分配到2.6萬個大型人民公社中，每個人民公社大約有4600個農戶和6700個勞力。這些人民公社中有50萬個生產大隊，300多萬個生產隊。﹝11﹞這不僅直接影響了農民的消費水平，而且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也很大，1958年、1959年、1960年和1961年農業增加值分別增長0.4%、-15.9%，-16.4和1.4%。
中國的農業政策在1962年又進行了第五次調整。雖然人民公社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但這時農業經營管理轉向了以較小的生產單位——平均擁有30戶的生產小隊進行。自留地又恢復了，農貿市場重新開放了，公社食堂也取消了。中央撥出大筆資金支持農業現代化，包括購買化肥、電動工具和拖拉機。農民的報酬按所在集體記錄的工分來計算。在這種制度下，勞動努力所得到的報酬和勞動積極性遠低於以農戶為決策主體的耕作制度。
1952~1978年，農村和農業主要結構指標隨著整個中國的發展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段時期內，農業產出增長主要來自多種要素投入。首先是勞動投入。農業部門就業總人數增長了68%，年均增長率達2.01%，該部門吸收了大量新增農村勞動力，但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角度看，1952~1957年是正增長，為1.66%，而1957~1978年是負增長，為-0.19%，這反映了人民公社化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其次是耕地總面積減少，但灌溉面積大幅度增加。其中1952~1957年灌溉面積年均增長率高達6.46%，在1957~1978年也保持了2.41%的年均增長率。此外還包括各種農業生產要素等的投入。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1952~1957年，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增長率為0.63%，1957~1978年為0.57%。﹝4﹞（p.81）根據文冠中的計算，1952~1957年，農業的TFP增長率為0.08%，1957~1978年為-1.53%。﹝12﹞
從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的變化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這一時期最低點是1957年的65.7%，而后在1964年上升為67.1%，1965年為68.5%，到了1978年為67.7%，高於1957年。﹝8﹞（p.25）這就是說，1949~1978年這一時期，中國農村人口是屬於“絕對貧困型”。
中國農村人口多，而且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多，這是最大的基本國情。這一時期，如何突破或跨越“貧困陷阱”是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但當時並未認識到這一點。而且，這一時期，城市與農村不同的身份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使人口不能自由遷徙，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積累了大量農業富余勞動力。按照勞動—耕地比例法估計，從1961年后農業富余勞動力持續上升，1970年突破1億人，到1977年在1.1億人左右﹝13﹞，大量農業富余勞動力的出現不僅使農業生產率下降（不及1957年水平），而且也形成極大的產出機會成本損失。據估計，這一時期的產出機會成本損失由1961年佔GDP總量的8.45%上升到1977年的27.95%，﹝13﹞（pp.203~204）這阻礙了中國農業的轉型和農村現代化道路。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變化，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由1952年的3億畝擴大到1978年的4.5億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鬆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各類現代農業要素，如化肥、農業機械、電力等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全國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現不同程度的增長。盡管人口增長過快，但中國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証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14﹞
二、農業轉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全面轉型
1982年世界銀行發表《世界發展報告：農業與經濟發展》，當時世界農業正面臨著一個重大挑戰，即農業能否為持續增長的世界人口提供足夠的糧食。﹝15﹞當時中國同樣也面臨這個重大挑戰。
1979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指出，中國農業長期落后，盡管在粉碎“四人幫”后有所發展，但還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糧食總產量雖然超過了歷史的最高水平，但人均糧食佔有量隻略高於1957年。許多地方的農民口糧不足，有的地方口糧嚴重不足。1978年中國進口農產品佔進口總額的1/5。﹝16﹞解決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合理安置農村富余勞動力、避免社會動蕩已成為當時面臨的重要問題。
與前幾次政策調整不同，此次中國領導人以務實的態度，首先在農業經營方式上進行了改革。正如中共十二大報告總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抓住農業這一環，著重克服過去指導思想上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恢復和擴大農村社隊的自主權，恢復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體副業和集市貿易，逐步實行各種形式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同時提高了糧食和其他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隨后又解決了多種經營的方針問題，從而使農業面貌很快發生顯著變化。﹝17﹞其次是肯定了農民包產到戶的偉大創舉。自1982年始，中央連續五年發布五個一號文件，肯定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以發展鄉鎮企業和建設小城鎮為依托的農村改革。1980年有14%的生產隊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1981年提高到45%，1982年進一步提高到80%，到1984年已達到了90%。﹝18﹞
1992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中國的“三農”問題。他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根本問題。”﹝19﹞20世紀90年代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思路除進一步發展農業之外，主要是發展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 ，還沒有根本觸及和打破城鄉壁壘和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農業佔GDP比重持續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非農產業進一步拉大，城鄉收入差距持續上升，“三農”問題日益凸顯，充分反映了中國農業發展存在諸多矛盾，中國農業正處於急劇轉型的階段。
從2004年以來，中共中央又連續十年下發一號文件，對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路，採取了綜合性的措施：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施工業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業的方針﹔建立農村公共財政體系，實現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發展鄉鎮企業，努力開拓多種渠道轉移農民城鎮就業﹔發展小城鎮，促進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由內地向沿海地區轉移，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由小城鎮向大中城市轉移﹔建立健全和落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使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市民﹔進一步加快現代農業的發展，促進農業現代化。
中共十七大報告正式提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題。中國農業轉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開始了以“解放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為主題的農業制度變革，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七次農業政策調整。為把更多的人從農業和土地中解放出來，中共中央、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和農民工問題：第一，取消農業稅，調整國家和農民的分配關系。經過農業稅費改革試點后，2006年在全國取消農業稅，延續了2600年的按地畝向農民征稅的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台，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第二，實行農業生產補貼，強化對農業的支持保護。農業生產補貼包括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實行糧油、生豬等生產大縣財政獎勵補助。第三，全面放開糧食購銷，邁出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的決定性步伐。2004年決定全部放開糧食購銷，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第四，推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調動農民造林護林積極性。2003年啟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將林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落實到農戶，2008年這項改革推向全國。第五，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免費義務教育。第六，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民后顧之憂。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推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第七，清理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對待農民工。﹝20﹞
這些措施大大促進了中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由農村為主的國家向正在城市化的國家轉型，農村向城市、農業經濟向非農業經濟轉型，並出現了大規模加快轉型的趨勢。1978~2012年間，農村勞動力由70.5%下降到33.6%﹔農業佔GDP比重由28.2%下降到10.1%﹔農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同時，農業的生產率持續提高，1978~2012年間，人均農業勞動力糧食產量由1076公斤人提高到2129公斤人。農民生活水平提高，1978~2012年間，農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67.7%下降到39.3%（見表2）。
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一個標志就是糧食單產的快速提高。在近2000年歷史中，中國糧食單產提高了70%﹔而在1949~1978年間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了145%﹔在1978~2010年間單位播種面積產量提高了96.7%，中國的土地生產率已經達到了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遠高於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中國的糧食單產不但遠遠高於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大國，與美國的水平也不斷接近，2011年美國糧食單產只是中國的1.19倍。 糧食單產的不斷提高使中國利用有限的耕地資源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
中國農業轉型也表現為農業勞動力比重持續下降。1952年，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為83.5%，比英國、美國1820年的水平還要高，而且也遠高於1870年時日本的水平﹔1973年，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78.7%，仍然高於日本1870年的水平﹔1992年，下降到58.5%，仍高於美國1870年的水平﹔2012年下降到33.6%，仍高於日本1950年的水平。 這反映出中國的農業轉型既是后來者，也是工業化的“長征者”，需要花上百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完成從農業大國轉變為現代化強國。
農業轉型過程是農業與非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不斷擴大的過程。這是農村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直到農業與非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出現縮小的趨勢時，農村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縮小。
中國農業勞動力充裕，耕地資源稀缺，因此，和世界上其他大國相比，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一直低於世界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1970年隻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是增長率相當快，大大高於世界平均增長率，到2011年已經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4。但是，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按農業增加值計算，2000年美元價格）還是遠低於美國、俄羅斯、巴西等大國 ，中國與這些國家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要比非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大得多。這一方面有資源限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還具有很大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潛力，以實現資金、技術等現代要素對於勞動力的替代。
實際上，農業現代化就是不斷強化現代農業要素的投入，使得基要生產函數組合方式不斷發生變化，並佔據支配地位，普及應用至整個農業生產部門。在不增加農業資源特別是耕地資源的情況下，提高糧食單產進而提高農業總產出。這是現代生產要素替代自然要素的過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農業要素在中國大規模應用，突出表現為：發生了以節地、節時、節水為目標的白色（塑料）革命，到2008年農用塑料使用量達到200.7萬噸，2011年達到了229.5萬噸（見表3）。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農業機械化程度提高了7倍之多。2012年大中型農用拖拉機、水稻收割機和玉米聯合收割機數量分別為490萬台、510萬台和230萬台。小麥、水稻和玉米機械化播種與收割率提高了55%。﹝21﹞機耕、機播、機收比重不斷提高，到2009年機耕面積佔播種面積比重達到66.0%（見表3）。技術進步已經成為農業產出增加的主要因素。2012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了54.5%，與農業改革初期的27%相比翻了一倍。﹝21﹞
與此同時，化肥、農藥等現代要素的過度投入也帶來了農業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中國的化肥施用量已經達到國際公認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國際公認為225千克每公頃）的1.93倍，同時，中國每年約有50萬噸農膜殘留在土壤中，殘膜率達到了40%，另外，還有60%~70%的農藥殘留在土壤中。﹝22﹞
三、從農業人口大國到現代農業大國
中國農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52~1978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農業增加值增長了70%，年平均增長率為2.1%，同期總人口增長了67%，人均農業增加值幾乎無增長。1978~2012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農業增加值增長了3.56倍，年平均增長率為4.6%，同期總人口僅增加了40.7%，人均農業增加值增長了2.24倍。需要指出的是，同期城市總人口增加了4.13倍。 近十年中，人均農業產出增速有所下滑，但仍達到4.5%的年增長率，比全球1.7%的增長率高出近兩倍。
中國農業增加值佔世界農業增加值的比重迅速上升，成為世界第一農業生產大國。按2000年美元價格計算，1980年中國農業增加值佔世界總量比重的10.58%，已經居世界第一位，1990年中國農業增加值達到9.14%，但是低於美國（為9.48%），居世界第二位﹔到2000年中國這一比重上升至16.5%，相當於美國的1.89倍﹔到2011年中國農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5.3%，比印度、日本、美國三國的總和還要多。
中國也是對世界農業增長貢獻率最大的國家。在1980~2005年期間，中國對世界農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為26.6%，美國為10.7%，印度為10.5%，三國合計對世界農業增長的貢獻率在47.8%。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在19種主要農產品中，中國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就有12種，第二位的有2種，第三位的有4種。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統計，中國的谷物產量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一直處於第一位，2004年為18.20%，美國為17.14%﹔中國勞動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如肉類、蔬菜和水果的產量已經居世界第一位，2004年的產量分別佔28.57%、36.62%，而美國分別佔14.95%和5.01%。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生產了世界67%的水產品，其中人工養殖水產品（包括海產品和淡水產品）佔了66.5%。
中國還是世界上農產品出口大國之一，並且仍然具有很強的增長潛力。2010年中國是世界上第六大農產品出口國。中國農業屬於高度自給型，出口依存度僅為9.3%，農產品出口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從積極的角度看，中國可以在沿海、沿邊地區大力發展外向型農業，充分利用多樣化農業資源與豐富的農業勞動力資源兩大比較優勢，中國有潛力也有能力成為世界最大農產品出口國。
四、邁向現代農業強國
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業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首先，按照人均農業資源佔有量看，中國不僅低於澳大利亞、俄羅斯和美國的人均水平，而且也低於印度的人均水平。 其次，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在世界仍居於較低水平， 青壯年勞動力在減少，勞動成本在上漲。再次，中國農業水資源總量匱乏、分布不均衡，水資源利用效率較低，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生產條件差。同時，中國的農業發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態環境成本，諸如土地退化、土壤污染、生物多樣性受到損害等。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23﹞中國從世界農業大國邁向世界農業強國，農業轉型的基本方向是向現代農業轉變，其實質就是使農業更加具有現代性：一是農業生產組織不斷變革。中國農戶生產經營規模小，每個家庭戶平均經營規模僅為0.47公頃耕地，這就極大地限制了農業生產發展的潛力。因此需要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使之適應地區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變化，並對此做出積極反應，不斷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二是現代農業要素不斷強化。國家應當強化對農業基礎性、公益性、前沿性科學研究的投入，力爭在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上有重大突破。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節水農業，嚴格控制開採地下水，嚴格實行農業用水總量控制，積極發展綠色農業、綠色食品加工業，建立符合國際標准的有機農產品認証體系和食品追溯體系。加快發展設施農業，推進園藝作物標准化生產。加快推進農業機械化，促進農機農藝融合，進一步提高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發展農業信息技術，提高農業生產經營銷售信息化水平。 三是轉變農業結構。要實現從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從谷物生產為主到非谷物生產為主的轉變﹔實現農村家庭收入的增長﹔實現從自給自足的農業模式向高效開放的現代農業模式轉變。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參與全球市場，不僅要提高中國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也要不斷提高中國農產品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份額的佔有率。四是轉變農業發展模式。從高度自給自足轉向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為主、國際資源為輔）、開拓兩種市場（國內市場為主、國際市場為輔）。要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農產品貿易市場和農業貿易一體化，既提高進口特別是進口土地密集型、水資源消耗型農產品的潛力，又發展和促進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既要積極引進外資、農業新技術，又要積極“走出去”，投資各類農業，擴大全球農產品供給量，特別是向發展中農業大國轉讓適宜的農業生產技術和良種。
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過程就是農業制度、技術、結構和發展模式的變遷，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過程，從1978年到2012年，這四個方面都成功實現加速發展，進而促成了世界上最大農業國的創新。
五、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農業轉型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農業制度安排和農業發展政策，並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農業發展與農業變革的興衰。當中國領導人正確地、全面地認識基本國情特別是農業發展的國情，准確地、客觀地分析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和矛盾，針對各地差異的特點，反映和滿足廣大農民的利益訴求，尊重和支持農民的首創精神，採取務實主義和漸進主義路線，穩健、穩步地推動農業改革，農業轉型就比較順利﹔反之，“欲速則不達”。
如何成功地解決中國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關鍵是如何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基本國情、適應經濟發展階段的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新中國的農業發展歷史就是探索和開辟這條道路的歷史，既有十分成功的歷史經驗，也有慘痛的歷史教訓﹔既有封閉式的探索，也有開放式的創新﹔既要借鑒國際的先進經驗，又要獨立探索最適應自己的道路。那麼，什麼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又如何認識和選擇中國農業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本質上必須是農業現代化的道路，這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農業現代化的基本趨勢大致一致。具體講，就是農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佔全社會就業的比重持續下降，居民恩格爾系數也持續下降﹔不斷強化現代農業要素，不斷提高農業科技進步作用，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農產品商品率，以及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實行家庭經營 。現代農業服務體系，國家支助農業科技創新等等，都呈現了世界性的農業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同時也反映了這一現代化的長期性與階段性，是一個不斷量變到部分質變，再到量變再到質變的過程。但是，世界性的農業現代化沒有可以遵循的統一模式。這取決於不同國家的不同國情，也取決於不同國家選擇的農業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
新中國用了60多年的時間逐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這包括：第一，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充分體現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就是走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道路，“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23﹞（p.22）第二，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正確處理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堅持農業為國民經濟基礎地位、工業和服務業為國民經濟主導部門，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服務業服務農業、國家支持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第三，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特別是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為首要目標，堅持糧食基本自給的方針。第四，以推進農業結構性戰略調整為基本途徑。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優化農業產品結構，發展高產、優質、安全農產品。第五，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第六，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即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支持和擴大家庭經營規模。第七，探索綠色農業道路，將“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貫穿於農業生產、農業資源、農業環境、農業科技、農業服務的全過程中。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是一條農業發展的“萬裡長征”，仍需要繼續上下求索。
（胡鞍鋼，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100084。）
﹝ 參 引 文 獻﹞
﹝1﹞ 《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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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孫健：《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1840~194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版，第750頁。
﹝4﹞ 〔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修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頁。
﹝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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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4頁。
﹝9﹞ 溫銳：《理想•歷史•現實——毛澤東與中國農村經濟變革》，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頁。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頁。
﹝11﹞ 〔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3頁。
﹝12﹞ Wen，G.J.，“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42，No.1，October，1993.
﹝13﹞ 胡鞍鋼、程永宏、楊韻新：《擴大就業與挑戰失業——中國就業政策評估（1949~2001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1頁。
﹝1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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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頁。
﹝17﹞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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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頁。
﹝20﹞ 溫家寶：《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道路》，《求是》2012年第2期。
﹝21﹞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著，許世衛等譯：《經合組織糧農組織2013~2022年農業展望》，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頁。
﹝22﹞ 蔣高明：《懸崖邊緣的生態和食品安全》，《社會科學報》2011年8月11日，第2版。
﹝23﹞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