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地生活 敦厚地詩化

蘇叔陽與死神有過兩次交手，1994年4月，他做了腎癌手術，切除了左腎﹔2010年10月，又做了肺癌手術，切除了一葉左肺。這兩次手術，在他身上留下了兩道長長的疤痕，“宛如黃河和長江，鐫刻在我的左背上，讓我永遠沒法子忘記我是一個中國人。”他在文章中說。

經歷兩次大手術的他沒有停止思考和創造。他有個“三事兒主義”原則：“政治上不惹事兒、經濟上沒有事兒、多多少少為祖國做點事兒。”這樣，他就總在忙活，“沒時間為病難受、悲觀了”。

2014年6月24日，記者來到蘇叔陽位於北京方庄的家，四壁是頂到天花板的書架，一位滿頭銀發略帶滄桑的老者佇立其中。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不把榮華富貴當作人生的目標。趕緊按下相機的快門，再也沒有比這個更能夠代表思想者的形象了。

午后的陽光從窗戶斜進，打在木地板上，留下時光流轉的影子。蘇叔陽的語氣平和，他從《詩經》這個切入口進入，娓娓道來、思路延展，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歷程形成一根脈絡清晰的線。

《詩經》是民族性格的優雅底色

記者：西方學者雅斯貝爾斯曾說過，大約在公元前600年前人類出現了一個“文明軸心時代”，這個時代在中國是春秋戰國時期。《詩經》正是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詩歌。《詩經》是中國“文明軸心時代”的一個重要文化坐標。請您談談《詩經》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當代價值。

蘇叔陽：《詩經》是中國第一部文字記載的詩集，其中有很多千古傳誦的絕唱。孔子對《詩經》評價極高，他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不學詩，無以言”。

你提到的“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命題，他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間，人類出現了“文明軸心時代”，“文明軸心”出現的區域大概是在北緯25度至35度，包括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這些隔著千山萬水的先賢們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人類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存時，開始思考一些終極意義的命題，比如人類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人生存的意義是什麼。

對這同一問題的追問，先賢們給出了不同的回答：西方文明通過對上帝或諸神的追問來尋求答案，而東方文明則通過內心自省來尋找答案，具體說來就是東方文明不是到彼岸世界尋找解脫，而是在現實世界好好活著﹔同時，人生絕不是追求物的最大滿足，而是追求心的盡可能的愉悅。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詩”在中華文明中的獨特作用。所謂“詩”就是詩意地生活，同時詩意地表達生活。詩是豐富的內心世界的高超的表達，一個內心世界貧瘠的民族是不能出現詩歌風尚的景象。

中國詩歌作品之豐富，詩人之眾多，大約居世界之最。中國詩歌中所含的哲思，體現出的美學觀和獨特的思維方式，都令世界傾倒。而煉字造句之精美，更為天下先，沒有任何一種文字可與之媲美。

《詩經》是中華民族優雅地生活和優雅地表述生活的第一個篇章，它是優雅的民族性格的一個底色。今天，我們這個民族很少再像過往歲月那樣吟詩作賦，這或許是“語文”革命和語言創新的結果。以前，中國用的是“文言文”，“文”與“言”分開，人們花心思去“經營”文章，現在是“語體文”，你怎麼說就怎麼寫。文言文下的詩歌是優雅的文字表達，而今天語體文的語境下，要“功夫在詩外”。“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把功夫下在說文明話，優雅的行為上。就是要有德性，加強道德修養、注重道德實踐，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善於明辨是非、善於決斷選擇，扎扎實實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詩，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審美情趣

記者：您剛才提到詩歌注重煉字造句，如同國畫的簡約，千古傳頌的繪畫杰作，大多是幾根竹，幾枝虯梅，幾葉蘭草，還有中國傳統音樂，一笛一蕭，一把二胡，卻營造意蘊悠長的氛圍。可否說，詩歌體現和代表了中國獨特的美學觀。

蘇叔陽：是的。中國的藝術貫穿著中國獨特的美學觀。在我看來，中國傳統的哲學就是八個字：“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國傳統哲學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當然就極重視人工的創造同自然的和諧，講究人的靈性在自然中受到陶冶升華。因而，中國的藝術大致走出一條簡約——繁華——簡約的道路，由簡到繁再到“洗盡鉛華”，重歸質朴、自然，這是最高層次的質朴。所以，中國的美學觀把返璞歸真視為美的最高境界。從簡朴中領悟到萬象，從單純中體味到多彩，才算有美的靈性。這同西方強調的人的力量、威嚴的藝術是兩種不同的美學和哲學表達。

記者：正如費孝通先生說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文化本是多元存在，文化因多元而繁榮。那麼，請問：在文化領域，有沒有普世價值存在，並且這個價值可以統領所有的文化形態？

蘇叔陽：“普世價值”，這個詞實際是一個很好的表達。每一個民族和國家在其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總有一些核心的價值在時間的大浪淘沙下得以留存，並成為雕刻民族特有品格的“價值之刀”，涵育民族發展的“價值之水”，這些價值值得全世界去尊重。就像我們剛才說到的“文明軸心時代”，這個時代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終極關懷的覺醒”，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都在這個時期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世界，思考人生，這就實現了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那些沒有實現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規模宏大，但都難以擺脫滅絕的命運。

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回過頭去，看看先哲們是怎麼說的。中華民族的先哲們為我們留下很多經典的論述，譬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這些價值觀既是中國文明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優秀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進程為人類發展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幾年來，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偷換“普世價值”的范疇，用一個文化意義的概念來攻擊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樣的做法面前，我們應該要有文化自信，理直氣壯地提出和弘揚中華民族的“普世價值”。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個未曾斷裂，不斷發展延續的文明，她在歷史長河中經受住考驗，表現出堅韌的生命活力，這本身就說明了中華文明的先進性和未來性。

《詩經》衍生出君子文化

記者：正如您所說，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一個未曾斷裂的文明。她是古老的，又是現代的，而且也是面向未來不斷延續的文明。那麼，請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的血脈沒有斷裂的原因是什麼？

蘇叔陽：一個民族的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總要與外來文明撞擊，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足夠強大，那麼就足可以抵抗外部力量的沖擊，保持住自我。從這點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定歷史時期，中華文化有著足夠強大的內生力，在多次文明沖擊中站住了腳。而其他三種古老文明，巴比倫、埃及、印度的古文明都曾經被戰火打斷，被異族的侵略所湮滅。另外，中華文明的開放、兼融也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歷史上，有幾個中華民族內部融合調整的重要時期。在元、清等少數民族統治中央政權的時候，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進行融合、滲透，正是由於中華文明這種開放、兼融的個性，保証了她的不斷更新與發展。她對外來文化也採取同樣態度。佛教始於印度，最終卻將中心移向中國。而且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中國的宗教場所，經常會看到儒釋道三種宗教並存的景象，這就足以說明中華文明是一個有著極強包容力的文化。

記者：您所說的“開放”、“兼融”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是不是可以說這也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蘇叔陽：“開放”、“兼融”算是中華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但如果用它們來代表中華文化，我覺得還不夠完整。在我看來，最能代表中華傳統文化，也最有現實價值的是“君子文化”。說到君子文化，不得不提《詩經》，前面提到“君子好逑”，以及《詩經》其他篇章中說到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這個君子，與溫柔敦厚大有關系。溫柔敦厚詩教的效果，具體體現在哪裡？就體現在君子身上。君子，也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狀態。翻開《論語》，關於“君子”的論述俯拾即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尊賢而容眾，喜善而矜不能”，等等。君子是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可學可做的理想人格，孔子留下的很多經典論述實際都是教導人們修身養性，以達到正人君子。可以說，君子形象在中華文化數千年演進的歷史長河中，受到上至歷代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廣泛認同和推崇。《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被張岱年等學者認為是對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涵的最佳概括。后來，思想家對“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闡發同樣不勝枚舉。“君子”是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的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做人要做君子，這是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選擇，也是今天每個中國人應有和樂於做出的選擇。

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傳承下來了無數先人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當前，我們要用君子塑造理想人格，回歸禮儀大邦的風范。放眼宏觀來談社會風氣，我們看到現在社會風氣在一定程度的下滑，這個過程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樣，要想形成一個好的社會風氣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一種社會風氣的形成，都遵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規律。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要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彰顯核心價值的光彩，我認為關鍵要從社會影響力強的群體抓起。這主要包括三類群體：一是黨員領導干部﹔二是知名專家、著名企業家、演藝明星等﹔三是相對於未成年人而言的成年人。不論是從我國歷史還是世界發展狀況看，任何一種價值觀的倡導，都必須首先有“大人們”真心信奉並身體力行，才能讓公眾樂於接受和效仿，從而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