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雲志
梁啟超致胡適信札。梁啟超致胡適的詞稿、信札，多為詩詞探討、學術研究。信中可以看出梁啟超對胡適非常敬重，書信工整、詞令秀美，尤其學術討論深刻細致。
梁啟超是清末到新文化運動期間引領社會思潮和思想文化進步的一個人物。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以后引領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文化思潮進步的人物。胡適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記裡說，“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隻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隻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這是胡適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評價。
梁啟超舊學深厚，胡適西學中用
就治學方面而言，兩人都極端重視中國的兩頭，一個是先秦，一個是清代。先秦胡適有《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氏則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關於孔子及儒家、老子、墨子等一系列著作。關於清代，梁啟超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清代學術概論》，胡適有《戴東原的哲學》。他們的區別比較微妙，對於先秦，胡適最重視諸家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梁氏更重視其所謂宇宙觀、人生觀。所以梁氏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就說：“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現石破天驚的偽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膚淺或謬誤。”胡適非常重視闡揚墨子的邏輯思想，梁啟超的筆墨多放在講墨子的兼愛思想。對於清代，梁先生雖然也非常重視清代學者考証學的成績，但對於清一代今古文學的變化和理學思想的變化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有《清代學術概論》那樣優秀的著作。胡適除了對戴震（字東原）的反理學思想有高度的評價之外，最關注的是清代學者考証學。胡適關於考証學方法的十字真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証”就是在清代考証學的文章裡總結出來的。
胡先生和梁先生在整理舊學、整理國故方面都用了大力氣，成績斐然。但兩人的態度與做法有很大不同。胡適先生隻把國故當作研究對象，整理國故隻能是用科學方法對國故加以整理，還其本來面目就可以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尋出一個真價值來。”胡適整理國故把國故當做研究材料，就像法官斷案一樣，審判它到底有什麼價值。胡適認為以往的學者多半都沒有條理系統，沒有進步、演化的觀念，沒有科學方法，而有太多的迷信和先入的成見，所以不能認識國故的真面目和真價值，往往有過多的玄虛和神化。所以，他整理國故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梁啟超跟胡適不一樣，一方面是把它作為研究對象，依據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另一方面絕不可忽視的是從國故裡領悟天地人生的道理，從而增進個人的道德修養。梁啟超說要領悟先賢做人的功夫甚至包括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這隻有用內省的功夫、用躬行實踐的功夫來領悟它、認識它。
觀察中西文化的立腳點不一樣
兩人關注點有如此不同，是基於對中西文化態度有很大差異，即他們觀察中西文化的立腳點不一樣。幾十年前我寫《胡適與梁啟超》一文就說到，梁啟超的舊學根底終究要比他的西學根底深厚得多，西學對於他不過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胡適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統的西學教育訓練，使他牢固形成了一套西方式的觀念論與方法論，舊學對於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這是兩人的立腳點不一樣。梁先生以中國人的需要為出發點，根據中國人的標准去選擇西方文化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胡適先生跟他不一樣，胡適先生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充分發展起來一套東西，應當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中國要開放、面向世界才能進步，若封閉了，關上門自吹自擂就落后。胡適對中西文化問題的根本估計，認為西方文化比自家向前多走了一步或先走了一步，他們已經進到現代，我們則還沒有完全走出中世紀，所以我們應當虛心地向西方學習，既然要學人家，自然要以人家先進的東西為目標、為標准，要仿效，仿效多了，熟練了，再求創造。梁氏雖然也不否認西方的先進，但認為中國自己有非常豐富和寶貴的東西，特別是關於人生觀方面的理論學說比西方人高明。我們學西方隻能根據我們的需要選取我們所缺的東西，而人生觀方面西方人要向我們學習。這是梁氏跟胡氏非常根本的不同。梁啟超說，“孔子的‘仁學’是全世界唯一無二的至寶，這絕不是用科學方法可以研究出來的，要用內省的功夫實行體驗，體驗后躬行實踐，養成美妙的人生觀。”對西方文化不太了解或有點偏見的人常常覺得，西方隻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中國比差遠了，西方要向我們學習。梁啟超說，“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於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聞大道。”這說得太過了。如果理性一點說，中國古人有自己的道理，西方古人有他們的道理，兩方道理孰高孰低很難定論。
這兩位先行者各有各的道理，但關照中國近一百年思想向近代轉變的過程所發生的個人的、家庭的、團體的命運變化，我覺得梁啟超先生的主張更順當一些，他主張從中國人的立場來選擇西方優秀的東西，於我們有益的東西，能夠為我們所接受的東西。胡適主張按西方標准看中國傳統，哪些東西合用就用，不合用就都丟掉。兩個相比，梁啟超先生的主張人們更容易接受一些，也更容易實踐一些。胡適先生的主張雖然有道理，但一般人做不到，因為我們對西方文化畢竟有隔膜，胡適先生在美國生活26年之久，而且善於交往，交了那麼多朋友，深入到美國文化底層，很了解。唐德剛先生也善於交往，但他承認盡管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跟美國文化還是有距離。胡適很自然。1994年我為發表《胡適檔案》寫了長序，說胡適在中國文化、西方文化裡生活得很自然、舒服：在西方很自然的吃西方的飯、穿西方的衣服、說西方的話﹔在中國，吃中國飯、說中國話，穿中國的衣服。70年代后期有一個大學的學者寫了關於胡適的書，有一個插圖是胡適西裝革履的站在中國教室裡。我說這不對，胡適在中國從不會這樣，胡適在中國純粹是一個中國式的人，在西方就是一個地道的西方人，他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能夠用西方標准選擇中國的文化，並且結合得很好，我們一般人做不到。
游走於思想學術與政治舞台之間，留下了諸多迷夢反省甚至是遺憾
梁啟超先生一入世就卷入到政治漩渦裡，1895年22歲在京城組織公車上書， 1898年直接參與百日維新。失敗以后到日本辦了好幾種有重大影響力的報刊，如《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國風報》等等，都是談政治的。梁氏一直在中國政治漩渦裡，沉浮無定。梁啟超最早從1914年開始萌發了想要退出政治的想法，他於1914年辭去政府職務，避居天津，第二年創辦《大中華》雜志，在發刊宣言中梁氏表達出對政治的極端失望。他說：“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一空而無復余。懲守舊而談變法也，而變法之效則既若彼﹔懲專制而倡立憲也，而立憲之效則既若彼。曰君主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過若彼﹔曰亂黨為之梗也，亂黨平矣，而其效不過若彼。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為全社會所厭倦所疾惡。”本來梁氏已下決心，從政治舞台上退下來，用心於思想學術活動。后因袁世凱復辟帝制，乃不得不出而參加護國運動。再后，又有張勛復辟。因為他有大功於護國事業，后來再度加入政府擔任財政總長。但不久覺得他的主張很難實行，所以完全失望退居天津。1918年夏，梁先生即已考慮“出雜志，專言學問，不涉政治。”到是年10月，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出游歐洲前夕，梁氏與他的幾個晚輩朋友竟夜長談，“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后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1920年游歐回國后，徹底告別政壇，加入學術圈，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
梁啟超一生搞政治，后來失望乃至絕望，退出政治舞台。胡適剛一回國說下定決心要用筆和舌從事於社會教育事業，以償報國之志。回國后的觀察，更加堅定了他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要從思想文藝上為改革政治打下基礎的決心。1919年發表“問題與主義”的三篇文章之后，兩年多時間仍堅守其學術園地的耕耘。到1922年夏，他終於感到不得不談政治。這一年他與朋友合作辦起《努力周報》，有人為他感到可惜，認為他應該盡瘁於思想學術，不當談政治，認為他走上“歧路”。胡適寫文章說他的苦衷，說他回國兩年，一直不談政治，直到1919年夏，陳獨秀被捕，接辦《每周評論》才有不得不談政治的沖動，於是有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但暫短的辯論過后，胡氏仍然做他的學問。以后兩年多，並沒有多談政治，但他對當時中國的政治輿論界實在非常不滿意。胡適說“我實在忍不住了，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胡適由不談政治到談政治是有感於國內輿論界、思想界高談主義不談具體問題。這是胡適先生和后來各種各樣的激進主義、教條主義的根本分歧。胡先生主張要面對現實，面對實際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不要高談主義，空喊口號。胡適因為被刺激不得不出來談政治﹔梁啟超因對政治失望而至反省，從而退出政治舞台，改而從事著述。
胡氏與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樣的，兩人都未曾及身而見政治目標的實現。但梁先生卻因退出政治舞台，於思想學術上多有建樹，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雖其自由主義政論豐富了中國民主思想，但他也因為分心於政治而未能專心完成自己的學術夙願，不免為后學者留下遺憾。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史哲學部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