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日，日本安倍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認為，即使日本自身未受到攻擊，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所謂集體自衛權，即與本國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受其他國家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使用武力進行干預和阻止的權利。
盡管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不意味著就會馬上對外發動侵略戰爭，但該事件就國際層面而言其影響極為負面。現行的《日本國憲法》又被稱為“和平憲法”，其中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戰爭力量及交戰權的否認。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是人類社會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后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勝利成果之一，並不單純為日本一國的內部事務，事關整個戰后國際秩序的維護與人類社會和平果實的捍衛。其實為防止侵略戰爭重演，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早在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聯合國憲章》中就對日本、德國等戰敗國訂立了相關約束性條款，其中第107條規定：“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現今許多歷史學家和法學家都認為隨著二戰的遠去，憲章中的107條款隻能作為歷史的遺跡而留存，但是今天看來，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蘇將又一次成為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艱巨任務。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對日本的縱容和一些當年飽受日本軍國主義戕害的亞洲國家保持靜默甚至刻意迎合，不禁使人們產生三重疑問：日本將向何處去？亞太地區的公理和國際秩序如何維護？如何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系？
一問：日本向何處去
目前看，日本軍國主義復蘇態勢明顯，雖然不必過度緊張，但是絕對不能坐視不管。
安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意味著日本將發展軍事力量並參加海外軍事行動，意味著日本“自衛隊”將實際上成為軍隊，它使日本可以在沒有受到直接武力攻擊的情況下在海外行使武力，這對於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是顛覆性的。與德國相比，日本戰后對於軍國主義的清算很不徹底，雖然美國主導下的東京審判對制止戰爭、促進和平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冷戰后迅速形成美蘇兩大陣營，美國急於拉日本結成美日同盟共同對抗蘇聯，因此匆匆中止了對日本的政治清算並釋放一批包括岸信介在內的甲級戰犯，其中岸信介上世紀50年代曾任日本首相，大肆擴充軍備，頑固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在血緣上是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而安倍在他的《美麗的日本》一書中也毫不諱言承認：“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德國同為二戰的戰敗國，1970年12月7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勃蘭特雙膝跪在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向二戰中無辜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表示沉痛哀悼，並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這為德國重返歐洲、贏得自尊產生了十分深遠的積極影響，同時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諒解，世人評論因為勃蘭特一跪而使德國由此站起來了。
反觀日本，大部分在任領導人對於日本侵略歷史含糊其詞甚至矢口否認，很難完全取得亞洲被侵略國家的諒解，與歐洲的統合相比，亞洲地區為此一直存在不和諧的聲音，而日本一直認為東亞國家包括中國不斷揪住歷史不放實際上是在刻意打壓其國際生存空間。這種所謂的“逆反”表征實際上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因素，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就指出“日本人重視恥辱感遠勝於罪惡感”，常常倡導“知恥而后勇”卻難以“知錯而改過”，所以日本的民族性格與日本二戰期間的軍國主義暴行有其內在的聯系。事實上，日本國內至今相當一部分右翼勢力對於歷史問題顛倒黑白，其中表現出來的僥幸與投機心理令人瞠目，日本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通過無休止地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成功地轉嫁了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可謂嘗盡了對外軍事擴張的甜頭。而二戰后日本成為戰敗國，國內許多人對此也並不服氣，尤其一直很抵觸對東亞國家的認罪，甚至有些右翼極端勢力宣揚只是因為美國的原子彈和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才導致日本的慘敗，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當年根本打不垮“大日本皇軍”，這也許正是當前的日本對當年曾對其投擲兩顆原子彈的美國畢恭畢敬和對至今仍然佔據其北方四島的俄羅斯畏畏縮縮的原因所在。
中國政府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一直保持警惕。在20世紀60年代，《人民日報》曾發表社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加緊復活”，“盡管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矛頭指向何處，目前還難於預料，但它一旦自認為時機成熟，就可以憑借它強大的經濟潛力和軍事力量，向外擴張，就會要在亞洲制造新的‘九一八’事變，使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重罹侵略戰爭的災禍，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比起‘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來，今天正在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具有更大的侵略野心，也具有更大的冒險性和瘋狂性。”一語成讖，盡管時過境遷，當年的時評仍然令人深思。美國當年縱容日本軍國主義為其今天的復活埋下禍根，日本國內當下否定其侵略歷史的言行基本成為常態。幸運的是歷史証據並未湮沒，從2014年7月3日開始，中國國家檔案局以“一天上網一個”的形式公布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戰犯筆供，鐵証如山。如果日本政府和民眾能夠認真研讀並引以為戒，將會成為人類社會的幸事，但是面對日本右翼勢力橫行甚至把控其國內社會輿論主導權的現實狀況，我們的願望恐怕會落空。
二問：亞太地區的公理和國際秩序如何維護
當前的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無疑踐踏了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和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國際公理，實際迎合了美國遏制快速發展中的中國的戰略需要。簡言之，日本人充當美國圍堵中國的馬前卒，而美國則對日本歪曲歷史乃至對外軍事干涉有意縱容，完全為了一己自私而罔顧公理。
當前，亞太地區是中美日三邊博弈的中心舞台，美國一直希望打造中日疏離而中美、美日聯系通暢的“軸心——軸輻”式結構，目前的中美日三邊關系基本呈現這種態勢。自2010年，中國以美元匯率計算的GDP超過日本后，中國對亞洲經濟貢獻率已經超過日本，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已經顯現出來，東亞“千年中國老大，百年日本為先”的格局不復存在，而日本努力打造的領跑東亞的“雁行模式”將前功盡棄，因此日本國內從政府到國民心態完全失衡，疏華、反華甚至仇華的復雜心態盡顯。
當前，美國無力支撐在全球的軍力擴張，通過北約圍堵俄羅斯在克裡米亞節點上受挫后，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實際在下降。美國既希望在東亞地區找回顏面，同時必須有效遏制作為其主要競爭對手的中國，因此糾集日本、菲律賓、越南這些“代理人”全力打造反華第一島鏈，從而配合其重返亞太。這一戰略的思路日益清晰，東海和南海問題日益復雜化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的煽風點火。由於日本在新一輪圍堵中國的進程中不可替代的地緣戰略位置和其不可理喻的“武士道”精神，美國在一再鼓勵日本沖鋒搶灘的同時，雖然意識到了日本罔顧歷史和踐踏正義的副作用，但是也隻好暫且擱置，實際上這種禍水東引的綏靖主義做法早已為歷史証明是荒謬和反動的。因此，中美兩國必須建設性地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及時溝通與協商，共同遏制日本的軍國主義復蘇，這才是維護亞太地區的公理及構建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的正確選擇。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進程中，中國有義務及時提醒美國，在亞太養虎遺患其實是飲鴆止渴，最終將貽害世人。
三問：如何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系
在全球和亞太視野下處理中日關系還是要有耐心和信心，力戒民族虛無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誤國，在愛國的旗幟下，一味喊打，雖然口號振聾發聵，但是這種民粹化的東西一旦泛濫，會影響我們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甚至會錯過全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寶貴時機。民族虛無主義則害國，貌似“和平為上”，實則沒有原則和底線，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損害和出賣國家利益。我們一定要秉持健康的愛國主義理念，一方面我們作為全球性大國要積極參與構建國際政治與安全秩序，另一方面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充滿信心。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后續效應還有待評估和觀察，縱然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已經絕對不會重演當年日本的“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