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東
俾斯麥像。
諾曼底登陸是二戰期間盟國在歐洲戰場發動的最重要的一次聯合軍事行動，直接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
1
結盟之戰，催生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首相俾斯麥曾如魔術師般地將各大國玩弄於股掌之中。然而，這隻不過是一時的神話。在威脅下結盟，始終讓各國貌合神離，歐洲諸強圍繞結盟，展開長期的合縱連橫。最終的結果，是本來無意在歐洲打仗的列強，都卷入規模空前的戰爭
1871年1月18日，法國凡爾賽宮鏡廳，一大幫德國高官和將軍們簇擁著准備在此加冕的威廉一世。在一片“威廉皇帝萬歲”的歡呼聲中，一個嶄新的德意志帝國誕生了。在歐洲腹地崛起的這個巨人，讓整個歐洲大地戰栗不已。而此時，“德意志帝國之父”俾斯麥卻懷著另外一種恐懼心情思考著德國的未來，這是一個新生兒的本能恐懼，面對著整個世界的羨慕、妒忌乃至仇恨，如何才能讓一個新生的帝國長治久安呢？
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德國是天生被包圍的國家，不斷受到敵對列強“結盟的噩夢”的糾纏。而在俾斯麥看來，隻有一個包括俄國的反德同盟才可能真正威脅到德國的生存，特別要防止的是英國、法國和俄國聯合起來對抗德國。
不過，讓俾斯麥稍感安慰的是，新敗之后的法國尚不足為慮，奉行孤立外交的英國在一段時間內也不會突然改弦更張。在俄國關注的巴爾干半島，德國也沒有什麼利益需要爭取的。所以，在許多人看來，德國如果要結盟，首要的對象就應該是俄國。
然而，1878年，為了彰顯自己的大國地位，俾斯麥在柏林主持會議，以調解俄、英、奧等國在“東方問題”（即巴爾干問題——編者注）上的矛盾。因為俄國對土耳其宣戰后同其簽訂的《聖斯特法諾條約》中關於建立大保加利亞國的主張遭到挫折，柏林會議被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認為是個“俾斯麥領導下的歐洲反俄聯盟”，德俄關系空前惡化。驚慌失措的俾斯麥為了防止惱羞成怒的俄國對德國造成危害，竟然下了一個奇招：馬上與俄國的主要戰略對手奧匈帝國結盟，共同對付俄羅斯。
俾斯麥意圖很明顯：與奧匈帝國聯手，可以形成二打一的局面，讓俄羅斯感受到壓力，然后再向俄國拋出橄欖枝，締結德俄奧三皇同盟——俄國與英國在遠東存在深刻的矛盾，英國對奧匈帝國並無好感，再加上奧匈與俄國的矛盾，將使德國處於同盟的領導地位。這樣，德國可以避免兩面作戰的危險，而俄國也可避免歐洲的反俄同盟。
與此同時，德國還默許法國佔領突尼斯，擴大在非洲的殖民地，挑起法國與意大利和英國的爭斗，使意大利被迫與奧匈帝國和解。
歐洲大國關系的走向，最初確實沿著俾斯麥所設計的路線前進——1881年俄國加入了德奧同盟，三國結成“三皇同盟”﹔1882年，意大利與德奧締結了針對法國的三國同盟。這種外交體系，如願以償地孤立了法國並避免反德同盟成為現實，在客觀上維持了歐洲列強間的均勢和相對和平局面。
但是，俾斯麥猜到了開頭，卻沒有猜對結果。德奧同盟成為“很快布滿全歐同盟之網的第一條織線”，挑起了歐洲大陸的結盟大戰。這也讓奉行“光輝孤立”政策的大英帝國日益感到緊張和不安。
從19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奉行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不結盟，孤立成為英國標准的戰略符號。英國不僅借此超脫於危險復雜的歐洲事務之外，更利用這種安全環境開創了繁榮的維多利亞時代，成為世界上最富足和最強大的國家。
然而，1892年，法俄簽訂同盟條約，在歐洲大陸與德奧意同盟分庭抗禮，在海外殖民地的爭奪中也更加咄咄逼人，對有著“日不落帝國”之稱的英國形成了嚴重的沖擊。而1899年到1902年的英布戰爭中，英帝國動用45萬軍隊，花了3年時間，才擊敗了隻有6萬人的布爾軍隊。一些英國人敏感地意識到，英國的“光輝孤立”越來越像是“危險孤立”。
面對窘境，英國一方面開始戰略收縮，承認美國的門羅主義，將美洲的霸權轉讓給美國﹔另一方面，則開始改變不結盟的原則。1902年1月，英國同將俄國視為敵人的日本簽訂同盟條約，宣告了英國“光輝孤立”政策的結束，從此走上大國結盟的不歸路。
因為害怕與俄國的同盟關系將自己卷進與英國的戰爭之中，法國開始尋求與英國的接近。1904年4月，雙方簽訂《英法協約》，在殖民地問題上達成妥協，大大地緩和了兩國矛盾。與法國達成諒解之后，英國開始與俄國走近，1907年，兩國簽訂協約，規定了彼此在中亞的勢力范圍。英法俄三國協約正式成立。
英國僅僅用了五年多的時間，就把原來威脅最大的兩個敵人變成自己的朋友，可謂“妙手回春”。然而，拋棄“光輝孤立”政策的嚴重后果便是失去了戰略自由與主動權。英國的加盟極大地增強了法俄同盟的力量，刺激了法國與俄國的戰爭野心。同時，英國的結盟加深了英德之間的戰略猜疑，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德國來說，德奧意同盟主要是為了抵御法國的復仇，但是為了保護新生帝國而進行的結盟，卻使其他國家對德國的戰略產生誤解，對德國的防范和圍堵日趨加重。雖然俾斯麥一度如魔術師般地將各大國玩弄於股掌之中，但這隻不過是一時的神話。列強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的結盟過程雖然曲折復雜，但最終的局面卻是俾斯麥最害怕的：俄國離德國而去，與英國和法國結成同盟。俾斯麥曾說：“對於一個外交家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抱有幻想。”而他恰恰是被自己幻想出來的敵對同盟所左右，真可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回顧這段歷史，歐洲列強或許都沒有在歐洲大陸開戰的想法，但構成兩大同盟法律基礎的德奧同盟條約和法俄同盟條約，都規定了“自動卷入”的義務。這也引發了一種特殊的現象：不是同盟中的強國可以限制弱國的政策，而是后者變得有恃無恐，輕易地將強國拖入一場服務於自己利益的戰爭。貌似強大的奧匈帝國，魯莽地向塞爾維亞宣戰，就把眾多歐洲國家拉進火坑，一戰就此爆發。
2
希特勒再走結盟之路，把人類推進災難深淵
如果說近代歐洲國家的結盟或多或少帶有集體安全意味的話，那麼，法西斯國家的軍事同盟完全是邪惡的怪胎，是通向戰爭的加速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團結了可能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西斯勢力，改變了二戰發展方向
《凡爾賽和約》對戰敗的德國進行了極其苛刻的懲罰，德國損失了大約14%的領土和10%的人口，還有巨額戰爭賠款。和約讓德國各個階層都充滿了強烈的怨恨和復仇情緒——這是普法戰爭后德法情勢的一次換位，一戰后德國人的怨恨更甚於普法戰爭后法國人的怨恨。
盡管在一戰之后頭十年的時間裡，魏瑪共和國採取了忍讓合作的外交戰略，但播種下的仇恨種子卻已經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最終把強烈主張廢除《凡爾賽和約》的納粹推上了德國的領導位置。對過去敵人的強烈仇恨使納粹失去了理性和道德良知，用上了所有可用的手段：獨裁、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當然還有軍事結盟。
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說，德國在歐洲有兩個天然盟友：英國和意大利。英國外交戰略的最重要傳統就是均勢，而一戰后法國實力大增，儼然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嚴重威脅到了英國的利益，因此，英國與德國的結盟是有可能的。希特勒認為，德皇威廉二世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與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為敵，因此希望在歐洲大陸內部獲取生存空間，以不觸犯英帝國的殖民地利益為條件，來換取英國對德國在歐洲大陸霸權的默許。然而，希特勒與英結盟的設想隻不過是一廂情願，作為《凡爾賽和約》的主要操盤手，雖然英國昏庸地對德採取了綏靖主義，但是還未愚蠢到要與希特勒談結盟的地步。
希特勒把目光投向了意大利。作為一戰中的勝利者，意大利的實際所得遠遠少於期望，所以和德國一樣對《凡爾賽和約》充滿仇恨。墨索裡尼的上台將意大利的仇恨和虛榮交織混雜在一起，要重新改寫歐洲政治版圖，這正合希特勒之意。共同信奉法西斯主義，以及在反法方面的共同利益，讓德意兩國迅速靠近。
與此同時，為了在遠東牽制蘇聯，並且分散英美的力量，納粹德國積極尋求一戰對手日本的支持，而日本也希望得到德國的幫助，以擴大在華侵略，削弱英美利益。
接下來的，便是人們熟知的結盟過程：
1936年10月25日，《德意協定》簽訂，宣告“柏林－羅馬”軸心正式建立﹔一個月后，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建立，法西斯侵略集團初步形成﹔1939年5月22日，《德意同盟友好條約》簽訂，雙方結成軍事同盟，磨刀霍霍，准備戰爭﹔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簽訂為期10年的《三國同盟條約》。
如果說近代歐洲國家的結盟或多或少帶有集體安全意味的話，那麼，法西斯國家的軍事同盟就完全是邪惡的怪胎，它純粹是稱霸世界的工具，是通向戰爭的加速器。希特勒曾說：“締結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戰爭，這種同盟就毫無意義，毫無價值，我們締結同盟是為了進行戰爭。”
法西斯同盟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和基本價值觀，把戰爭和法西斯暴政強加於各國人民，將整個人類帶入了戰爭的深淵。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后，為抵抗和粉碎法西斯國家的野蠻侵略，人們拋開信仰和種族的差異，聯合起來反抗法西斯暴政。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宣言強調戰勝共同敵人的重要性，簽字國保証用自己的全部軍事和經濟資源與德意日法西斯國家作戰，與盟國合作，不單獨同敵人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改變了反侵略國家各自為戰、力量分散的格局，團結了可能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西斯侵略勢力，改變了戰場上的力量對比，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朝著有利於反法西斯陣營的方向發展。最終，代表正義和進步的反法西斯聯盟戰勝了軸心國同盟，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稱霸世界的幻想。
3
北約華約對峙，其他國家尋求不結盟道路
北約與華約的武裝對峙，把人們從二戰后的短暫和平中拉進冷戰的陰影，兩大軍事同盟互相以核武器進行威脅，人類膽戰心驚地行走在毀滅邊緣。此后，不結盟運動風起雲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未能喚醒某些國家在軍事同盟問題上的偏執。基於戰時利益走到一起的反法西斯同盟，隨著德意日法西斯的滅亡而迅速重新分化組合，很快形成了分別以美蘇為首的兩大軍事同盟——北約與華約。
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2個西方國家正式簽署《北大西洋公約》，結成政治軍事同盟，擁有統一的軍事指揮體系和部隊，以遏制蘇聯。
1955年5月5日，聯邦德國重新武裝，加入北約，激怒了蘇聯和東歐國家。1955年5月14日，蘇聯、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等8國在華沙共同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即《華沙條約》，結成政治軍事同盟，對抗北約。
北約與華約的武裝對峙，把人們從二戰后的短暫和平中拉進冷戰的陰影，並且狀況比二戰前糟糕得多，因為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面臨著毀滅問題。核武器的問世改變了軍事發展的曲線，改變了戰爭形態，但不能改變人類不同組織集團之間的利益紛爭，戰爭並沒有因為核武器的恐怖而自動消失，相反，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同盟都視核武器為重要手段，積極籌劃核戰爭。
1954年，在美國大規模報復核戰略的指導下，北約制訂了“劍與盾”戰略，即以核力量為劍，以常規力量為盾，強調在與蘇聯的任何沖突中，一開始就無限制地使用核武器，贏得戰爭勝利。
針對美國和北約的核戰略，蘇聯和華約提出了“火箭核突擊”戰略，認為未來任何戰爭，即使由常規戰爭開始，也會變成毀滅性核戰爭。一旦進行戰爭，蘇聯及其盟國將以密集的火箭核突擊打擊對手，將其毀滅。
兩大軍事同盟的戰爭設想把人類推進冷戰的深淵，雙方互相以核武器進行威脅，以相互毀滅為抵押，以贏得虛幻的勝利。為了追求在核戰爭中的優勢，美蘇兩大集團瘋狂進行核軍備競賽，很快雙方便都擁有龐大的核武庫，任何一方都有能力把人類毀滅若干次，人類膽戰心驚地行走在毀滅邊緣。不過，也或許正是這種“相互確保摧毀”戰略，提供了一種關於大國戰爭前景的“水晶球”，可以幫助人們清楚看到戰爭升級以后的情景，才確保了美蘇之間的“恐怖平衡”，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維持了冷戰期間世界的總體和平。
如果說冷戰尚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在內，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沖突，則超過了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在兩強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影響下，許多國家不得不選邊站隊，投向其中一方。
盡管如此，在兩極格局下，處於兩大對立集團之間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也開始了尋求不結盟道路的努力。1955年舉行的萬隆會議上，與會的29個國家領導人向世界表明，不願意卷入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將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自主、消除貧窮和經濟發展作為自己的目標。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召開了第一次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此后，不結盟運動風起雲涌，堅持獨立自主、不加入任何大國集團的不結盟政策，成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選擇。
4
美國聯盟戰略攪亂新世紀，應對軍事同盟說聲“再見”
蘇聯的解體被西方解讀為聯盟戰略的勝利，北約的擴大和美日同盟的強化，卻給國際社會造成更多緊張與動蕩。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安全思想，無助於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持久和平。不結盟，不對抗，擴大共識，合作協商是人類走向世界和平的正途
“人們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與日俱增”，這是美國博客網站Inquisitr在馬航MH17航班被擊落之后的表述。盡管有點言過其實，但反映了人們對冷戰后國際形勢走向的擔心。
蘇聯的解體與冷戰的結束，暫時緩解了人類對毀滅的恐懼，人們強烈地渴望在新世紀保持長久的世界和平。然而，現實很快就粉碎了人們的幻想。蘇聯的解體被西方解讀為聯盟戰略的勝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把軍事同盟奉為圭臬，在沒有特定對手的情況下，不僅沒有解散同盟，反而不斷地強化和擴大同盟，隨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軍事同盟，北約的戰略越來越具有進攻性，在二十世紀末打響了科索沃戰爭，進入新世紀之后，又先后介入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利比亞戰爭中，北約更是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新世紀的陽光下，仍然上演著舊時代的戲碼。
在歐洲，西方大力推進北約東擴。1999年3月16日，波蘭、捷克、匈牙利3國正式加入北約﹔2004年4月2日，北約正式接納羅馬尼亞等7國為成員國﹔2009年4月1日，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至此，北約成員國擴大到28個國家。
北約企圖通過強制性的擴大完成對歐洲的控制，引起了俄羅斯的強烈反彈。2007年2月，普京稱北約東擴對俄羅斯具有挑舋意義，美俄已經處於新冷戰的邊緣。2007年8月，俄羅斯恢復了中斷15年之久的遠程戰略轟炸機例行戰斗值班飛行，從此美俄之間漸行漸遠。曾幾何時，俄羅斯是多麼強烈地渴望投入西方懷抱，但最終一切友好善意都被軍事同盟的陰影所掩埋。當今烏克蘭的亂局，無疑也有北約東擴造成地緣形勢緊張的影子。
在亞太地區，美國構筑了一個復合式的雙邊聯盟體系，分別建立了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澳同盟等。在冷戰結束尤其是美國宣布其戰略重心東移后，美國加強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對亞太同盟的作用越來越重視，“亞洲版北約”的提法屢屢被智庫乃至高官提及。這個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由於軍事同盟的存在與強化，可謂暗潮洶涌，領土糾紛和海洋權益爭端愈演愈烈，安全形勢越來越緊張。
特別是，美國對日本不斷“鬆綁”，縱容其右翼勢力否認侵略歷史，解禁集體自衛權、架空和平憲法，給亞太地區的和平增加了變數。兩國還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要強化軍事同盟關系，要使之“在確保亞太和平與繁榮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然而，作為冷戰時期形成的雙邊安排，美日同盟強調的是“零和”而非“共贏”，突出的是“矛盾”而非“共識”。殊不知，這種同盟不僅將為安倍政府提供其夢寐以求的日本軍力“出海”機會，還可能復蘇日本冒險沖動的歷史“基因”，使得安倍政府“主動攻擊性”膨脹，抬升其誤讀誤判局勢的幾率，妨礙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回首一個多世紀的戰爭，該是對軍事同盟說“再見”的時候了。軍事同盟是20世紀以前的歷史陳跡和遺留物，軍事同盟政策是舊的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的產物，與謀求和平與共同繁榮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歷史一再証明，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安全思想，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反而讓人類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險境之中。
1914年8月4日英德開戰當晚，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無比傷心地感嘆：“燈光正在整個歐洲熄滅。我們這一輩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來了。”總結歷史，不結盟、不對抗、擴大共識、合作協商才是人類走向世界和平的正確道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同盟如果引發世界大戰，后果將遠遠超過兩次世界大戰，不僅會讓全歐洲的燈光熄滅，而且會讓整個人類的燈光再也亮不起來。
（作者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