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柏華：美軍網絡力量研究

編者按：作為新興的作戰力量，網絡力量不僅僅是網絡戰部隊，而是網絡空間國家防衛需要的綜合實力。美軍作為互聯網的締造者和網絡戰的始作俑者，網絡力量建設已經具有一系列成功的經驗。為此，從“在網絡空間作戰”和“利用網絡空間作戰”兩個角度分析，形成對美軍網絡力量的體系化解讀，對任何一個尋求網絡國防跨越式發展的國家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站在戰略層，網絡空間是與現實陸海空天並列的虛擬“環境”，網絡力量可以理解為制網權。站在軍事層面上，網絡力量是利用網絡空間達成戰略優勢與目標的能力。這種力量既體現於利用網絡空間“賦能”陸海空天軍事力量，也體現於在網絡空間攻防作戰“支持”陸海空天軍事作戰。理解美軍網絡力量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審視。

一、從作戰環境視野看，美軍網絡力量涵蓋“在網絡空間作戰”與“利用網絡空間作戰”兩個不同角度

所謂“在網絡空間作戰”，就是網絡空間軍事斗爭問題，即網絡戰士問題（War-fighter），是將網絡空間視作“作戰環境”，通過在網絡空間攻防作戰，達成制網權﹔所謂“利用網絡空間作戰”，即賦能者問題（Enabler），是將網絡空間視作現實物理空間作戰的工具或者“倍增器”，利用網絡空間優勢技術，通過構建支持聯合作戰的聯合信息環境，提升傳統作戰效能。這兩種不同角度集中體現於該構架的能力體系、力量構成和軍事理論三個層面。但網絡空間的獨特地位也決定了，這兩個角度在技術領域、裝備項目、業務集成、戰略籌劃、指揮架構直到國家安全這幾個層面又是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的（見圖1）。

這兩個不同角度形成了美軍當前網絡空間軍政與軍令兩條線。但這兩條線在網絡空間不如陸、海、空、天等領域那樣相互間直接對應：網絡空間軍政這條線的主要任務是網絡建設，軍令這條線的主要任務是軍事作戰。但美軍網絡建設的目的並不是完全是為了滿足虛擬網絡作戰需求，更多的是滿足現實軍事作戰需求。這也是驅動主管軍政這條線的國防信息系統局正在規劃的聯合信息環境兼顧虛擬網絡作戰和現實軍事作戰兩個需求的主因。但國防信息系統局仍沒有能力提供網絡攻防作戰裝備，美軍網絡司令部也因美軍不完全掌握全球網絡空間、相關政策框架尚不成熟，未能在2012年提升為一級司令部，成為將兩條線集為一身的網絡空間最終責任者。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美軍兩條線的基本格局反應了美軍尚將虛擬網絡空間依附於現實空間，傳統作戰尚處軍事作戰主體地位。但未來3到5年之內，隨著美軍網絡空間作戰樣式、裝備、指揮控制等基本問題逐漸成型，美軍網絡空間“兩條線”的格局會有實質性變化。因此，對“兩條線”格局的把握是理解美軍網絡力量的基本前提。

在戰略層面，兩條線的傾向不很明顯。就“在網絡空間作戰”這個角度看，美軍網絡力量是美國國家實力的綜合體現，是其一直奉行的“威懾戰略”的組成部分：一方面把威懾戰略延伸到網絡空間，一方面借由網絡空間實施威懾。這也是其網絡威懾戰略的核心理念。就“利用網絡空間作戰”這個角度來看，主要體現於網絡空間對傳統軍事作戰理念演化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作戰層面，兩條線就有嚴格區分。2011年美國防部公布的《網絡空間作戰戰略》正式啟動了網絡空間組織、訓練、裝備等等軍事使命。由此，國防信息系統局啟動了一系列網絡空間戰略計劃，包括DISA戰略、DISA戰役實現計劃、移動戰略、GIG匯聚戰略等等，其核心仍是強調網絡防御。而到了2013年，網絡空間司令部司令宣稱要計劃組建國家任務部隊、戰斗作戰部隊和網絡防御部隊，而且特別提出該計劃的核心是攻擊性網絡力量。隨著美軍對網絡空間軍事斗爭基本問題認識的逐步深入，美軍網絡空間攻防作戰將成為戰略重點，表明了美軍正在兩個不同角度謀權全面的優勢能力。

總的來看，“在網絡空間”是明線，“利用網絡空間”是暗線。對明線的研究可以了解美軍網絡力量發展現狀，對暗線的把握可以預知美軍網絡力量的發展趨勢。這兩條線索演化過程相互作用，驅動美軍網絡力量在發展演化上表現出由“基礎支撐”到“業務獨立”再到“附屬支援”這一螺旋形上升的局面。2012年9月美軍《聯合作戰頂層概念：聯合部隊2020》的公布，美軍網絡力量又表現出向更高層面上的“獨立作戰”和“全球集成作戰”領域滲透的新趨勢。這正是兩條線、兩個不同角度相互交織、協同發展一個例証。

二、從作戰概念演進看，美軍網絡力量歷經三個概念階段並開始轉入新時代

第一階段是“網絡作戰”（Netops）概念階段。此階段主體業務是“利用網絡空間”。1998年，為應對持續的網絡威脅，國防部成立直屬計算機網絡防御聯合特遣部隊（JTF-CND），其主體力量是各軍種組建的計算機應急響應中心。該機構於1999年轉隸航天司令部。到2000年，被賦予信息作戰概念框架下的計算機網絡作戰使命，承擔部分進攻使命，再次以計算機網絡作戰聯合特遣部隊(JTF-CNO)名稱重建。2002年JTF-CND隨航天司令部與原戰略司令部的合並而並入現戰略司令部。2004年4月，戰略司令部以其為基礎組建全球網絡作戰聯合特遣部隊(JTF-GNO)，並正式將GIG網絡作戰（NetOps）概念正式確定為聯合作戰概念，NetOps階段正式成熟，並得以“獨立”出來一直保持至今。這一階段美軍網絡空間工作的重點是信息系統的內容維護、系統管理和網絡防御。

第二階段是“網絡戰”（Network Warfare）概念階段。在該階段美軍開始籌劃專門的攻擊性網絡攻防作戰。雖然NetOps有部分網絡進攻使命，但美軍深知，成功的網絡攻擊必須依靠全面的網絡情報。該階段可概略歸於2005年戰略司令部以國家安全局為主要力量，以分布於陸海空軍兵種之中的信號情報部隊為基礎，籌組網絡戰職能組成司令部。該司令部主體業務是網絡進攻，其活動領域基本上超過了GIG的范圍，與全球網絡作戰聯合特遣部隊的業務關系可用圖2表示。從此時開始，進攻性網絡作戰開始進入軍事作戰領域，並逐漸嶄露頭角。

第三階段是“網絡空間作戰”（Cyberspace Operation）概念階段。該階段以2009年美軍組建戰略司令部下屬的網絡司令部為標志，以“全球網絡作戰聯合特遣部隊與網絡戰聯合功能組成司令部合並”、“國防信息系統局不再負責指揮全球網絡作戰聯合特遣部隊”、“國家安全局局長入主美軍網絡司令部”三大組織關系調整為基本思路。該階段的特征是網絡業務與網絡作戰的分立、網絡進攻與網絡防御在作戰上的整合。此時出現了較嚴格的網絡空間作戰指揮與控制，形成了指揮與控制作戰力量體系，實現了網絡空間的攻防一體化，並搭建了與情報界——國家安全局的緊密協作關系。Netops、Network warfare、Cyber Operation這三個概念是到目前為止美軍網絡力量發展建設的三個概念階段，但它們之間不是相互隔離的關系，而是在內涵上相互交織，職能上相互交疊，代表了美軍在網絡空間不斷探索發展優勢能力過程。

2012年9月份美軍公布《美軍聯合作戰頂層概念：聯合部隊2020》，提出了全球集成作戰的概念。縱觀美軍作戰理論的發展，從聯合作戰，到一體化聯合作戰，再到全球集成作戰，網絡空間技術與應用一直是美軍軍事理論轉型的最終“賦能者”。通過發展網絡空間力量，美軍逐步實現對“單個裝備、裝備體系”到”編成模式、作戰編組”再到“作戰行動、指揮控制”的跨域集成。從2012年5月份以來美空軍首席科學家為制定《網絡構想：2025》而組織的一系列論壇來看，美軍正在從“作戰使命域”角度實現對“航空、航天、ISR、C2、任務”等作戰任務的跨域集成，該視角的跨域集成代表著美軍開始將視角轉向作戰空間中“作戰人員”。這種對“人”的集成，實質上將徹底改變網絡空間從屬於現實物理空間的作戰地位，網絡力量的發展將美軍軍事力量管理與作戰引入到“全球集成作戰”的新階段。

四、從軍隊建設視角看，美軍網絡力量企業化將影響美軍聯合部隊力量發展與建設的基本模式

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C4ISR框架結構》到90年代末的《DoD AF:國防部體系結構框架》，再到21世紀美軍提出的《DoD BEA:國防部業務企業化構架》，美軍一直在謀求國防部企業化。2012年2月，網絡司令部司令亞歷山大基斯在國會聽証會上明確宣布，在國防部企業化這一大的框架下，美軍開始網絡企業化建設。從其基本內涵來說，網絡企業化就是要在網絡空間打破軍兵種界限，在戰略、政策、組織、業務、技術五個層面上高度統一，實現以光速作戰。但就其深層次的概念來看，美軍要做的不僅是對網絡作戰進行全面的集成，而是還要對所有物理空間中跨任務域的作戰業務全面集成，包括當前最為關鍵的電子戰、航天作戰、指揮控制、情報作戰與信息作戰。這實質上就是對美軍作戰指揮行動的跨域集成，屬於美軍軍事力量運用模式的轉型。一定程度來看，網絡企業化是美軍指揮控制的企業化，就是國防部企業化的第三個領域——作戰運用企業化。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來把握網絡企業化總體內涵：一是在戰略上總體籌劃網絡空間發展與安全。二是在行動層面上按作戰職能分部門實施網絡業務。三是在技術層面上使用統一構建的信息共享平台。

美軍網絡力量在作戰層面上的企業化主要體現在“網絡作戰、網絡情報、網絡業務”三大類軍事業務的全面整合，這是網絡空間企業化的具體措施（見圖3）。一方面，美軍網絡司令部在“網絡作戰”業務上的指揮控制機制，已經很好的整合了分布於陸、海、空、海軍陸戰隊所有軍種的部隊，全面覆蓋了“通信建設”、“網絡維護”、“安全保密”、“信號情報”等兵種。美軍尚未完全將網絡空間的所有作戰部隊要素，包括電子戰、ISR作戰、指揮控制系統、航天支援系統等部隊納入該體系之中。但這種更廣泛的綜合集成、信息共享、能力互動已經成為一種現實需求，未來這幾類網絡力量的全面整合應是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就是對國防信息系統局負責的、以“網絡空間裝備、試驗、採辦與建設”為核心的“網絡業務”的整合。這其實就是在網絡空間的技術與管理上的企業化過程。國防信息系統局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在倡導國防部體系結構框架（DOD AF），國防部、各軍兵種J6部門都分頭出台過一系列GIG企業化的發展戰略。如果網絡司令部升格，這些戰略規劃應該由其來統一主導，其最終戰略目標是“以光速作戰”。美軍專家表示，美軍應該在國防信息系統局和三軍網絡力量的基礎上發展出獨立的第五軍種，並再次回歸“軍政與軍令分立”的模式建設與使用美軍網絡力量。實際上，這種說法過於理想化，正像當年美三個軍種極力阻止情報界獨立成軍的案例那樣，當前美軍軍事官僚機構的總體布局不會允許第五軍種的出現。但通過網絡空間作戰業務的高度集成，走集成化的道路，逐漸實現以作戰職能劃分為依據構建未來軍隊，集成、合並整個三個軍種，是比較符合邏輯的方案。

也可以由此大膽推斷，美軍網絡企業化實現“電子戰、ISR、C2指揮控制、航天系統的作戰業務”、“國防信息系統局主導網絡空間所有建設業務”全面整合之日，即是美軍企業化戰略真正實現之時。將軍事作戰指揮視作最終集成目標的網絡企業化框架也將與軍事技術層面的《DOD AF:國防部體系結構框架》、日常管理業務領域的《DoD BEA:國防部業務企業化構架》相並列，成為作戰領域企業化構架的雛形。一定意義上說，網絡企業化是美軍軍隊管理與作戰模式轉型的實現途徑。

五、從作戰指揮層面看，美軍網絡力量支撐聯合部隊指揮控制框架將逐漸演化

美軍傳統現實物理動能空間聯合部隊的指揮框架早已成熟，當前正在摸索如何將網絡防御、網絡感知和網絡進攻三類業務更好的集成到聯合作戰指揮控制框架之下。其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虛擬網絡空間態勢行動與現實物理空間作戰之間的關系。是以“虛擬網絡空間作戰依附於現實物理空間戰爭”為作為理論基礎構建作戰支援關系？還是以“虛擬網絡空間作戰獨立於現實物理空間戰爭”為理論基礎考慮作戰指揮關系？這是曾是2009到2012年間美軍軍事理論界一個熱點問題。

《空天力量雜志》2011年夏季刊刊登了美國空軍中校M·博丁·布德威爾《借鑒其他領域經驗，建設網空兵力編制和指揮結構》一文。該文提出了將航天力量、戰略運輸力量和特種作戰力量的兵力建設與指揮控制模式應用到網絡空間，並提出從航天作戰到戰略運輸、再到特種作戰模式逐漸演化的構想。應該說，2012年6月，美國防部長帕內塔直接依照特種作戰的模式來搭建了一種過渡性的網絡力量運用框架（見圖4），並沒有採取逐步過渡的策略。作者認為這與美軍當前視網絡作戰從屬於現實物理世界軍事作戰有直接關系。

單就理論研究而言，純粹的、獨立於現實世界的網絡戰爭可能會存在﹔但從當前演進來看，短期內，虛擬網絡空間態勢活動不可能脫離現實物理空間的動力學態勢活動而獨立存在。換言之，三類軍事業務可能會不斷剝離、合並、重組，但以“虛擬網絡空間作戰依附於現實物理空間戰爭”為主導思想來發展組織關系或者構建作戰模式在短期內不會劇變。包括“網絡作戰對各軍兵種、各戰區聯合司令部的支持”、“網絡作戰在聯合作戰司令部中的作戰集成”等關鍵性的網絡作戰業務的體制和運作機制等問題在內，美軍都將從現有軍事組織架構的模式中尋找答案，網絡力量的管理與作戰模式短期難以突破，不會出現斷代性的突破。

六、從作戰形態發展看，網絡力量驅動美軍現實物理域動能作戰形態不斷更新

當前，有美軍專家提出數據中心戰理論。事實上，美軍在極力強調GIG基礎網絡的彈性和可信性的同時，大規模削減分散於全球的數據中心，大力推進網絡雲計算、移動戰略項目。目的是在“形成靈活、智能、自適應的物理網絡的基礎上，將網絡空間建設的關注點調整到‘改造網絡化服務模式’”上來，直接以企業化作戰應用服務支撐作戰過程，實現從“提供物理網絡接入服務”到“提供虛擬網絡應用服務”的轉型。這是從“網絡中心戰”向“數據中心戰”軍事作戰理論轉型的基礎和實質性目標。

在可預期的未來，隨著web3.0技術的發展與成熟，美軍作戰過程控制自動化程度將大幅提高，指揮官將能夠把大腦中的主觀意圖聚焦到核心的作戰目標，相關知識將變成作戰的中心。美軍在《美軍聯合作戰頂層概念：聯合部隊2020》中著重提出“任務式指揮”概念，該概念客觀上就是要求實現“知識中心戰”。對於“知識中心戰”的到來，我們將拭目以待。

七、結論：美軍網絡力量已經超越理論思索與探索實踐階段，正在步入高速發展新階段

美軍網絡力量產生於對信息技術的創新性軍事應用，發展於軍事作戰“倍增器”的現實驅動，獨立於“網絡作戰”概念的確立。但放眼未來40年，美軍網絡力量發展尚處於早期，它一直並將持續扮演關鍵的軍事力量集成的角色：從陸、海，到空、天，再到電磁、網絡，是一種作戰空間集成﹔從美陸軍數字化師到FCS裝備體系再到模塊化部隊是一種裝備與裝備編組集成﹔從空天一體、ISR作戰、C2集成，再到“任務集成”是一種作戰行動集成。而隱含於這些“集成”表象中的應該就是以《DoD AF:國防部體系框架》為技術標准、以《DoD BEA：國防部業務構架》為管理框架、以網絡空間企業化為指揮控制發展方向的戰爭工程方法論。

按照這種軍事理念的推動，美軍作戰形態從“網絡中心戰”到“數據中心戰”再到“知識中心戰”演化﹔指揮模式從“任務式指揮”到“指揮控制”再到“任務式指揮”交替躍升﹔軍事力量的建設與運用從“聯合作戰”到“一體化聯合作戰”再到“全球集成作戰”不斷發展。總體上說，美軍網絡力量已經超越早期的理論思索與探索實踐階段，正在步入高速發展新階段。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