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逸：慧眼識別社交網絡大數據背后的“情結”

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為此，以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為契機，聚焦識別社交網絡大數據后濃縮社會情緒的關鍵“情結”，對來自網絡的沖擊與挑戰進行科學治理，既避免脫離網絡特征的剛性治理，也避免脫離治理而在絕對意義上自由放任，是網絡時代提升執政能力，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社會穩定的大智慧。

自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網絡空間的發展進入了“移動互聯網”時代，根據2009年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發布的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計算機和網絡通訊技術的每一次階段性變革，都可以看做是一次靜悄悄的飛躍，形成一個個彼此間存在小小斷層的“周期”，適應這種發展周期與否的判斷依據，是行為體能否在不同的周期內創造出海量的財富。對政治主體來說，這種階段性的躍遷，意味著同時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機會，如果有能力順應發展趨勢，有效管控風險，則能夠將技術發展轉化為社會、國家發展的動力﹔如果沒有能力順應發展趨勢，或者選擇了錯誤的方式對風險進行管控，在變革的初期就會被發展的浪潮淹沒。

一、社交網絡“情結”的作用和新媒體對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戰已經充分展現

自2010年12月至2012年3月初，國際社會出現了“阿拉伯之春”、“倫敦之夏”、“華爾街之秋”、“莫斯科之冬”等社會沖突事件。這些社會沖突事件席卷了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亞、敘利亞等中東國家以及英國、美國、俄羅斯等世界各國，本質上都是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進而加劇社會矛盾，強化並顯著提升了社會學所說的“結構性怨恨”。

這種“結構性怨恨”自然而然地蘊含在由親緣、姻緣、地緣等人類社會固有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社交網絡中，並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在網絡“意見領袖”和普通網民之間，形成了一個個蘊藏在社交網絡中的關鍵節點，由於其融合了長期積澱的社交情緒，因而根植於現實生活之中，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可信度和驅動力。這些關鍵節點促成傳統的“意見領袖-普通網民”的二元結構，正逐漸演化為“意見領袖-活躍網民-普通網民”的三層次結構。我們稱這種活躍網民構成的關鍵節點為網絡治理的“情結”。

這種“情結”所蘊含的社會情緒普遍蔓延，為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激烈爆發，提供了重要的“燃料”。當這種“燃料”與移動互聯網這個環境變量結合時，通常會發生劇烈的變化。

從互聯網的移動化發展情況來看，情況也確實如此。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顯示2001年到2010年間，利比亞、突尼斯、埃及、敘利亞手機用戶增長了25到218倍，同期美國與中國的手機用戶分別增長了2.17倍和5.93倍。

進而觀察網絡推動的一系列社會動蕩，僅僅就新媒體（移動互聯網裡的社交媒體應用）而言，在危機醞釀、爆發與升級的全過程，新媒體主要發揮了“組織者”、“協調者”、“燃料提供者”與“放大器”的作用。全球網絡空間內高速流動的信息，各種將人際關系網絡化的新型社交網絡運用，“職業化社會運動企業家”，即以培訓、組織、實施社會運動的職業化非國家行為體的大量涌現，構成了引發大規模社會運動的“觸發器”和“組織者”，並使得社會運動在烈度、組織程度和熟練程度方面，遠超以往。

具體而言，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組織志同道合的網民從網上走向網下形成社會運動

前文提及的四場運動，誰是真正的發起者無法澄清。一開始純粹是自發的群眾運動。他們在社會交往網站抗議、抱怨，然后一批志同道合者組成網上團體，各團體又相互串聯，最后從網上走向網下。正因為在網上已經有了廣泛的聯絡、動員，一走上街頭，就在極短時間內形成很大規模。一旦形成氣候，各種政治勢力就參與進來，於是，自發的群眾運動變成懷有政治目的的自覺群眾運動。這種互動的復雜性，可見圖1描述的五個埃及活躍網絡用戶在“倒穆”期間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圖，他們中包含了在國際媒體活躍但在本地並沒有牢固群眾基礎的世俗反對派領袖、活躍在埃及本地主要由本土親西方的世俗派精英中產階層構成的非政府組織、與穆斯林兄弟會關系密切、本地支持網絡發達且接受過西方專門技能培訓的本土非政府組織以及在倒穆過程中嶄露頭角的活躍個人。面對這種全新形式的多中心網絡，穆巴拉克政府進退失據，在網絡空間失語，在現實空間失能，最終成為歷史中被翻過去的那一頁。

（二）在錯綜復雜的組織者之間共享信息、資料，生產並傳播具有凝聚力的象征符號，特別是提煉能夠廣泛傳播的口號

“阿拉伯之春”中表現為要求特定領導人下台，進行政權更迭﹔“倫敦之夏”借助視頻和照片凸顯“酷”的行動﹔“華爾街之秋”明確提出“99%和1%”對立來凸出貧富差距﹔“莫斯科之冬”強調“公正選舉”，反對“舞弊”以及“貪腐”。這些符號、口號成為來自四面八方、懷有不同目的“烏合之眾”的共同行動綱領，促使他們聚合在一起。

（三）通過自媒體進行針對傳統媒體，特別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傳統媒體的信息推送，借助傳統媒體的報道為參加游行示威的人群提供堅持下去的動力

“阿拉伯之春”的組織者廣泛使用“推特”、“臉譜”、視頻分享網站，進行信息發布﹔“倫敦之夏”的參與者在行動的同時借助具備加密通訊功能的黑莓手機發布實時拍攝的照片﹔“華爾街之秋”中出現了最具組織化、技術化特點的“媒體中心”，自帶發電機，借助移動通訊設備進行高度專業的信息發布，具有典型的自媒體特征﹔“莫斯科之冬”的組織者與國際媒體保持密切互動，在運動整個過程中都保持了對國際輿論空間的掌控，以至於在普京當選之后，盡管輸掉了現實世界中的選舉，但國際傳媒乃至歐美政要仍然以反對派提供的消息為依據，要求徹查舞弊行為。

（四）通過對信息的加工、操控乃至扭曲，人為地放大實際具有的影響力，並借助虛假信息所具有的新聞效應，嘗試裹挾乃至綁架國際媒體，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實力

在“阿拉伯之春”，表現為大量極具視覺、心理沖擊力但又真假難辨的消息充斥輿論空間。突尼斯的“小販不堪忍受粗暴執法自焚”﹔埃及的“穆巴拉克之子全家逃離埃及前往英國”﹔利比亞“卡扎菲下令空軍轟炸示威民眾”﹔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出動坦克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俄羅斯“民眾大量唾棄普京”是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五個虛假消息。截止目前，被証實的消息是突尼斯警察並無粗暴執法﹔小販也非為了抗議自焚﹔埃及穆巴拉克之子出逃消息純屬捏造﹔利比亞卡扎菲轟炸示威的消息無法確認﹔反卡武裝虐待平民的消息倒是確認了不少，絲毫不比支持“獨裁者”的一方遜色﹔敘利亞和阿薩德坦克對抗的是疑似被基地組織滲透的敘利亞自由軍﹔據稱被唾棄的普京第一輪就拿到了超過60%的選票，動輒組織“數萬人”游行的反對派得票率不超過10%。但在動蕩出發以及升級爆發的關鍵時刻，發布足以激化局勢的真假難辨的消息，日趨成為精通於新媒體運用的“職業革命家”的基本策略，也構成了在具體策略層面，各國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首要挑戰。

二、側重柔性治理是在新媒體時代確保動態穩定的關鍵

根據已有的材料，可以發現，能否以充滿柔性、彈性與靈活性的方式，對來自新媒體的沖擊與挑戰進行“藝術化”的治理，構成影響在新媒體時代能否保持動態政治穩定的關鍵。其要素大致如下所述：

（一）各國主流媒體的不同介入方式，加劇或緩解了互聯網引起的社會沖突，構成網絡治理的重要環境

主流媒體介入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建構”，指的是媒體遵循“就事論理”，“上綱上線”的邏輯，將具體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小問題，總結為隻有通過“民主化”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二是“解構”，指的是將原本可能指向社會制度，要求實施深層次和實質性改革的“大”問題，以“大題小做”、“分化瓦解”的思路，拆解和還原為近似不上台面的“小事”，進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阿拉伯之春”系列事件中，歐美主流媒體與新媒體密切互動，以運動組織者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作為信息以及意見的來源，實現了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互動炒作。“佔領華爾街”運動發生的最初5天，主流媒體保持了一片寂靜，紐約時報遲到9月23日才刊發了第一篇佔領華爾街的報道。從報道頻率來看，根據初步的抽樣統計，10月3日、10月9日、10月10日三天，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大爆發並開始蔓延全美國之時，全美500份紙質報刊中，頭版提及“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比例在10%~13%之間，出現頻率低於在此期間的其他新聞﹔更為極端的案例包括10月9日出版的洛杉磯時報周日版可以把幾個月之前發生在中國新塘、增城地區的群體性事件作為頭版頭條，也不涉及報道“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方面自行進行的統計顯示，其三大媒體在此期間的新聞報道中，“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關鍵詞“失業”僅僅被提及427次，而“債務”則被提及7583次。從報道的方式上來看，“阿拉伯之春”的新聞被報道時，媒體會自覺地進行“抽象”、“概括”、“提煉”，將具體的不滿警察執法方式、要求改善就業等訴求“上升”為對現政府的不滿和對普世價值的訴求﹔在報道“佔領華爾街”運動時，則非常嚴格的從字面意義和具體訴求上進行理解，幾乎沒有任何形式的深度思考，所有的討論都在完全不觸及美國現行政治制度本質的前提下進行。這可以看作是意識形態剛性在媒體報道中的體現，是長期以來比較完善和成功的意識形態“規訓”的產物。

（二）各國政府是否有能力介入媒體的信息生產，構成網絡治理的重要前提

在2010年3月至12月，維基揭秘披露美國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文件，以及美國國務院內部電報時，“規訓”的成果同樣得到了體現：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公室主任帶著維基揭秘提供的材料，提前到白宮商量報道的口徑，最終報道的材料是經過白宮、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等機構代表連續48小時工作后篩選出來的材料。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阿拉伯之春”、“莫斯科之冬”等事件中，西方媒體全面排除來自相關國家官方媒體的聲音，依據自由主義的基本模板，引用一些完全無法核實甚或是荒謬的信息來源，展開報道。最近的一個典型案例發生在敘利亞：被西方媒體廣泛引用作為消息來源的“敘利亞人權觀察”，其實是一個常設倫敦的非政府組織，主要成員就是一個旅居英國的敘利亞小餐廳老板，其信息來源是敘利亞境內反政府組織成員通過電子郵件或者視頻聊天提供的，但如BBC、CNN等西方傳媒依然義無反顧的運用其中提及的死傷人數，作為對敘利亞局勢報道的依據。這種成熟、復雜、微妙的政府-媒體互動關系，是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實踐的結果，是發達國家政府能力的體現，也是這些國家實施形式上開放、透明政策的真正底氣所在。

而缺乏應對開放媒體挑戰的整體制度安排、應對措施簡單且僵化，直接導致了動亂的加劇。相比歐美發達國家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動亂席卷中東北非各國，很大程度上是由傳播治理策略不當引起的。突尼斯政府長期採取嚴格封鎖互聯網的舉措，但在各種翻牆工具的侵蝕下，顛覆性信息不但能夠照樣流動，而且因為政府的封堵政策讓謠言也具有了可信度﹔埃及政府在2006年前后開放國內信息產業，沃達豐等歐美公司掌控了埃及信息基礎設施，埃及政府在面對突發事件挑戰時，隻能在全面切斷互聯網與無所作為之間進行選擇，處境尷尬﹔敘利亞政府在2011年2月解除了對臉譜等新媒體的封鎖，但沒有做好應對沖擊的准備，反對派得以乘虛而入，自黎巴嫩大量傳輸顛覆性信息，而當示威升級成暴亂乃至事實上的內戰時，敘利亞政府採取全面禁止外國記者採訪的方式，客觀上助長了謠言的流傳。

而同樣面臨新媒體挑戰的俄羅斯，在應對措施方面則表現出了高度的靈活性：首先是俄羅斯國內初步完善了基於實名制的網絡管理制度設計，以后台實名制為基礎，允許民眾瀏覽包括臉譜、推特在內的各種傳媒，但同時對其網絡言行實施以法律為基礎的監控﹔其次，從俄羅斯總統開始，俄羅斯主要領導人，尤其是總統梅德韋杰夫和總理普京，均在臉譜和推特開設了自己的賬號，而且是英語和俄語各自開設一個賬號，借助有效地媒體管理團隊，在網絡空間與俄羅斯民眾、國際受眾、媒體，展開直接對話，公開而直接的駁斥西方傳播的不實信息﹔第三，在國內選舉開始前，遭到密集攻擊和質疑的總統候選人普京，借助各種媒體，連續7個小時與民眾進行對話，宣傳自己的政策主張，一次對話之后，民意支持率提高7個百分點，效果相當顯著。

（三）各國政府能否建構有利於動態政治穩定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解釋框架，是能否有效達成動態政治穩定的核心

鞏固而積極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解釋框架是在新媒體時代維系動態政治穩定的“穩定之錨”。阿拉伯之春被看作是“民主”革命，“倫敦之夏”被定義為“暴亂”，“華爾街之秋”被當作是宣泄年輕人乃至“失敗者”“不滿情緒”的嘉年華，“莫斯科之冬”被看作是政治強人遭遇民眾的挑戰，國際社會的這四種不同反應，是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傳媒三種力量博弈的結果。整體來看，是否存在主流意識形態和解釋框架，是不同國家雖同樣面臨沖擊，但結果卻大相徑庭的關鍵原因。比如，相比有關“阿拉伯之春”的解讀，在分析“佔領華爾街”運動時，主流國際媒體始終停留在零散而瑣碎的“政策”和“不滿”層面，以《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文章為例，內容就是強調，“佔領”運動充其量就是再度提醒人們重視市場經濟自身存在的不足，卻沒有能夠提出一個可以替代的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更沒有一個可以實踐這種體系的組織化的力量。這種軟性的結構，從根本上消解了社會運動上升成為真正革命的價值動力，確保了西方社會的動態政治穩定。

三、中國應對挑戰需要建立適應網絡空間治理需求的“靈活反應”能力

中國，自然不可能在這樣一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裡置身事外。圖2是新浪微博網民社會關系網絡圖示，展示出了我們所提出的網絡治理藝術“情結”。“意見領袖-活躍網民-普通網民”三層次結構的形成，對中國來說，這一方面是網絡發展與社會覺醒的標志，另一方面也必然意味著更加顯著的挑戰與沖擊。要應對這種挑戰，傳統的治理方式隻能提供要麼無所作為，要麼全面壓制的尷尬選擇方案。為此，整個體系都必須做出有效的調整，建立更加全面系統的靈活反應能力，從構建主流意識形態，到認真對接和理解不同階層網民的真實訴求，調整政策導向和行為模式，以及最終學會用符合網絡空間審美標准的話語系統展開有效的戰略溝通。

具體來說，大致包含如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重塑核心價值觀與主流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具有在執政和治理社會過程中其他任何要素不能取代的作用。一旦意識形態混亂，社會一定混亂，這是造成“國家富了，人心散了”的基本原因。而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是上下都能接受，都能踐行的導向性思想和行為規范，廣泛傳播主流意識形態過程中，發揮主流意識形態的辯護功能、解釋功能、整合功能、引導功能。這是當前執政黨重塑軟權力的重中之重。

（二）探索和完善新的“解釋框架”，為意見領袖群體的良性發展提供寬鬆、有序的制度環境

意識形態的價值，不是以簡單背誦的條文來展現的，傳播革命背景下，必須以民眾願意接受的方式，包括符合民眾對信息包裝、傳播形式的審美要求，探索和完善新的“解釋框架”，使其能夠幫助受眾正確理解各種矛盾、問題，並提供合理的解決方式。這種解釋框架，不能也不應通過僵硬灌輸的方式進行推廣，而必須借助意見領袖群體的良性傳播。為來自民間的自發尋求網絡空間新型動態穩定秩序的群體，提供寬鬆、有序的制度環境，鼓勵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摸索更加有效地能夠體現社會責任的服務提供方式等等。

（三）建立和完善網絡空間與現實政策制定過程之間的“接軌平台”，使其成為民眾信任且認可的利益表達平台，是目前需要著重解決的重大目標

新媒體的出現與普及，以及民眾對於新媒體的信任，對塑造政府威信，實現靈活反應，是一個重大機遇。根據各種政務微博的發展態勢來看，能夠與民眾進行積極互動，發布有效信息，及時作出妥善處理的微博平台，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裡，贏得民眾的信任。當然，要完善這一平台，需要在制度和體制層面做出相應的創新。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