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懷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圖》，生動再現了唐代對外交流的盛況，體現出了文化理念上的開放性。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這種“中國威脅論”和“文明沖突論”糾結在一起，向世界傳播一種觀念：不同文明之間必然發生沖突，一種處於強盛時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擴張、稱霸，輸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來消滅、代替異己的文化。如亨廷頓說：“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按照這種觀念，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潛在的威脅。
這種“中國威脅論”起源於西方人對非西方文明的誤解，其原因既有現實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維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來解釋歷史、文化、思維方式不同的人的行為。他們把中國的變革和發展納入到西方曾經經歷過的“發展階段”中去，以此論証中國崛起后必然像他們自己過去那樣殖民、擴張和稱霸。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用一種普遍主義來理解“文明”，認為人類文明隻可能有一條發展道路，也就是他們已經走過的道路。
但是，人類文明並不是隻有一種模式，也不是隻有一條發展道路。中國歷史表明，當中華文明處於強盛時期時，它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它對於外來文明，不是拒絕，而是尊重、吸納、包容，求同存異，和諧相處。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的歷史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証。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顯示出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態勢，當時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呈現出多元文化的五彩繽紛的景象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顯示出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態勢。例如，在藝術領域，隋朝的九部樂到唐朝增為十部樂。九部樂、十部樂不僅包含漢族樂舞和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樂舞，而且包含印度、緬甸、柬埔寨等許多外國樂舞。對外來音樂的喜愛從宮廷、貴族傳到城市居民各個階層，所謂“洛陽家家學胡樂”，成了一種時尚。五弦琵琶、箜篌、篳篥、橫笛、羯鼓等外來樂器也大為普及。傳為唐玄宗游月宮回來創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實是來自西涼的《婆羅門曲》，經唐玄宗改編而成 ，因此應該看作是漢樂和胡樂融合而成的一項藝術成果。
和“胡樂”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來自康國） 、胡騰舞和柘枝舞（來自石國）。白居易和唐代許多詩人都描繪過胡旋舞。當時在宮廷中經常表演“胡樂”和“胡舞”。據記載，舞蹈家謝阿蠻進宮表演胡舞時，“寧王吹玉笛，上（李隆基）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篳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常”。伴奏的這些樂器多數是外來的胡樂器，而演奏者都是當時最高水平的音樂家。唐玄宗李隆基吹奏玉笛和敲擊羯鼓都達到極高水平。當時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他演奏時，“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充分發揮了羯鼓作為“八音之領袖”（李隆基語）的功能。
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吸引了許多國外藝術家來華，其中包括非常杰出的畫家、歌唱家、舞蹈家和樂器演奏家。如唐初來華的天竺僧曇摩拙叉、康國人康薩陀、獅子國人金剛三藏等人，都是擅長畫佛畫的畫家﹔唐末來華的竺元標是天竺畫家。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地區的歌唱家、舞蹈家和樂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時被封為散騎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時被封為國公的優伶安金藏，都是安國人﹔ 中唐時著名的歌唱家米嘉榮、米和父子都是米國人﹔ 琵琶高手康昆侖是康國人﹔ 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兒子（曹善才）、孫子（曹綱）是曹國人。
在宗教領域，唐王朝也採取開放的、包容的政策。例如，從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玄奘大師貞觀元年赴印度取經，於貞觀十九年（645）回長安，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唐太宗非常高興地接見他，請他在弘福寺翻譯梵文經卷，還讓宰相房玄齡、許敬宗挑選五十多位學識淵博的佛教徒幫他翻譯。玄奘本人翻譯的佛經有75部，1335卷。玄奘之后，有義淨從海路經蘇門答臘等地赴印度取經，從671年到695年，前后25年，帶回梵本經、律、論近400部。女皇武則天親自到上東門外迎接，極其隆重。義淨主持的譯場前后16年，共譯經56部，230卷。參譯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國人，還有32位官員。官員中有11位宰相（含“同中書門下三品”），如尚書左仆射韋巨源、蘇瑰、行太子少師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韋溫等人充任“監譯”，守兵部尚書韋嗣立、守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任“翻經學士”。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在世界范圍內也屬罕見。僅此一端，即可充分顯示出大唐帝國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廣闊胸襟。此外，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也是在唐太宗的時候，那是基督教的一個派別，叫聶斯脫利派。當時唐朝的外來宗教還有祆教和摩尼教。
由於大唐帝國在文化上的開放包容，當時長安成了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會，從世界各地來的外交使節、商人和留學生擠滿了長安。長安的鴻臚寺接待過七十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而且他們大多率領著龐大的外交使團，出現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來唐使節最多的是日本、新羅和大食。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學生、學問僧和各種類型的專業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數有數百人，最多達到七八百人。新羅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學生達到了一二百人。當時的長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風彌漫。來自中亞、西亞的商人在長安等地開了許多酒店、珠寶店、雜器店。胡商經營的酒店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產的葡萄酒、波斯產的三勒漿以及龍膏酒等），還有富有異國情調的胡姬當壚。胡姬是來自中亞、西亞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店中飲酒聚會成了一時風尚。李白的詩中常有這一類的記載，如“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前有樽酒行》），“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這種胡風、胡俗的盛行，顯示出一種蓬勃的朝氣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學者們盛贊的盛唐氣象的一個特色。
■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堪稱中華文明開放性和偉大包容性的一個典型
泉州（古名“刺桐”）在唐代就是中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宋元兩代進入全盛時期。當時到過泉州的一位猶太商人曾經這樣記錄當時泉州的情形：“這是一座極大的貿易城市，商人在此可以賺取巨額利潤”，“因為街上有無數油燈、火把，到晚上把城市映照得特別燦爛，所以人們把這座城市稱為‘光明之城’”。在這個繁華的貿易港口城市，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局面。“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區、寺廟、街道、旅館、庫房”，“他們既不像刺桐人那樣吃東西，也不遵循他們的習俗習慣，每種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這位猶太商人還特別強調，“所有人都被允許按照自己的信仰來行事，因為他們的觀念認為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靈魂的拯救。”
當時的泉州除了猶太人，還生活著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他們多數經商，但也有的擔任官職，還有不少人與泉州人成婚。他們在這個地區自由傳播他們的宗教文化。泉州涂門街的清靜寺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創建的。這是中國現存的最古老的伊斯蘭教寺。基督教也在這裡傳播。當時有兩個派別：一個是聶斯脫利派（景教），一個是天主教的聖方濟各會派。佛教很早就傳到泉州。最有名的寺廟是始建於唐武則天年間的開元寺。開元寺集中體現了多元文化的並存：除了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藝術外，還有印度教題材和風格的石柱，西亞風格的獅子浮雕，歐洲風格的有翼天使式的飛天。
宋元時期泉州的文化多元並存局面，促使不同信仰、風俗之間出現一種互相影響和互相融通的趨勢。從現在保存下來的一些墓葬石刻可以看到，有的信徒信仰伊斯蘭教，同時也信仰佛教。有的基督教徒的碑文完全依據儒家禮儀的規定撰寫。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既刻有天使、十字架，也刻有佛教的“華蓋”、蓮花。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還刻有伊斯蘭教的標志“雲月”。
總之，泉州出土的大量須彌式石墓“混合了印度、波斯、希臘、大夏、安息、羅馬和中國的不同文化因素”。這是世界多元文化在泉州混合並存的証明，是一個文化上的奇觀。
■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偉大包容性，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泉州的歷史說明，中華文明在強盛時期，對於外來文化確有一種開放性和偉大的包容性。對於外來的異質的文化，一方面接納它們，包容它們，尊重它們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把外來異質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因素吸收、融合進來，充實、豐富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用費孝通先生的話概括，這種對於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態度，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華文明的這種開放性和偉大包容性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就是“物一無文”“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哲學和信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絕對的同一，排斥異質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在中國哲學看來，“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創造，不可能有發展。“和”則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間的和諧共處。“和”，要求容納別人，諒解別人，進一步還要欣賞別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就意味著包容，意味著開放。中國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為一個包含有多種因素，可以不斷生發出新的意義和創造出新的價值的復雜系統，所以不會對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懼和敵視的態度。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能夠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機和活力。
歷史上中華文明處於強盛時期的這種開放性和偉大包容性，為我們觀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新的眼光、新的思維框架。就是說，不同文明之間，不是必然互相仇視，互相沖突，而是有另外一種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亨廷頓用西方傳統哲學的觀念，把文明看成一種“實體”。“實體”就要劃清自己和他人的“邊界”，所以一種文明與另一種文明的界限（即“我們”和“各種他們”的區別）是最重要、最真實的。出於這種觀念，一些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的發展，就是用自己的文明佔領全球的殖民願望，追求建立“日不落”的帝國。亨廷頓認為，一種文明和一個人一樣，要自我認識、自我確証，就需要樹立一個與自己對立的“他者”。這種觀念的實質是用造就敵人來尋求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動力。按照這種觀念，愛我的文明，就必須憎恨非我的文明，“美人之美”是不可能的。亨廷頓把西方文化這種憎恨異己的不寬容的精神加以普遍化、絕對化了。
但是，中國人不是這樣。《論語》一開頭就寫著孔子的教導：“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發展自我、賦予新意義而言，中國人把“學”放在最顯眼的位置上。這表明，在中國人看來，通過學習來打開視野，提升自我，這就是最美好的事，用不著非得找個敵人踩在腳下才高興。玄奘和義淨先后赴印度取經，一個19年，一個25年，表明中國人對於學習異質的文化有多麼高的熱情。明朝士人李之藻主張對外來的基督教採取包容的態度，理由就是可以“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這都說明在中國人看來，外來的文化因素有助於本土文化的發展。孔子的第二句話表明，中國人向來把來自遠方的人先當作可尊敬的朋友看待，並且真誠地相信他們身上必有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亨廷頓的觀念是用造就敵人來尋求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動力，中國人則是通過學習他人和迎接朋友來提升自己。中國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所以中國人的理想不是“日不落”，而是“近悅遠來”（悅近鄰，來遠人）。亨廷頓強調文明的“沖突”，中國人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諧共處與和諧交流。
■中國文化關注現實人生的價值甚於精神領域裡的抽象理念，這種眼光蘊含著一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於一切。中國文化看重人的生活世界，關注現實人生的價值甚於精神領域裡的抽象理念。正因為如此，所以對於一種外來文化、宗教的認可與否，主要取決於它是否有益於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以及它是否有益於世道人心（即它的倫理內容），至於對它的抽象理念包括它的教義、戒律等則並不苛求它與自己絕對相同。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認同的著眼點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是否有益於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和社會的和諧安定。這種著眼點，正蘊含著一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這種生活世界的“認同”（民生認同、人倫認同）顯然比理念世界的“認同”（教義認同、思想體系認同）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也具有更實在的基礎。人類在最基礎的生活層面的一致以及在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層面的相通，是不同文明之間可以溝通、交流和諒解的最可靠的保証。這種溝通和諒解就是生活世界的“認同”。理念世界的“認同”是絕對的同一，而生活世界的“認同”則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正因為中國人的觀念是“和而不同”，所以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種用殘酷的火刑迫害異端的宗教法庭，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種大規模的宗教戰爭。
總之，中國的歷史表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間並非隻有互相沖突這一種選擇。“文明沖突論”不適用於中華文明的過去，也不適用於中華文明和平發展的未來。中華文明信奉“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哲學。這種“和”的哲學和開放、包容的精神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的體現。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