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淼：國家治理現代化關鍵在法治化

提出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繼“四個現代化”之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如果說上世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即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是解決“硬件”現代化問題，那麼，本世紀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則是解決“軟件”現代化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我們就不足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它表明了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標志著我們黨從一個革命黨真正轉變為執政黨。治理是管理的高級形式。我們黨領導人民從管理走向治理，符合人類的歷史發展規律，更是以中國具體國情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要求。

國家治理現代化對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上的碎片化、人治化、非常態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隻講政治不講法治、隻講任務不講成本、隻講目標不講程序、隻講快速不講質量，假大空、形式主義、浮躁作風，領導管理機構重疊、工作重復、人浮於事，而執法一線人員力量明顯缺乏……這些國家管理上的低弱表現，如果不予解決，勢必會影響中國夢的實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已成為我們黨和政府的一項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的迫切任務。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主要表現為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文明化。這“四化”既是現代化的內容要素，同時也是衡量現代化的綜合標准。民主化是要求在國家治理中，人民有更多的參與權﹔法治化是要求一切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必須在憲法和法律之下，在法定軌道內進行﹔科學化是要求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必須符合科學規律，克服主觀決策﹔文明化是要求以人為本，彰顯真善美，實現善治。

國家治理現代化包含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和文明化，其中法治化是關鍵。法治化是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標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同步性。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過程。一個遠離法治的國家，絕對不是一個治理現代化的國家。

如果沒有法治為民主設置渠道，國家治理的民主化就會像沒有軌道的列車，無法到達目的地﹔沒有法治對決策進行規范，就無以克服主觀決策，實現決策科學化﹔不通過法治引導和固化文明，人類會在愚昧、野蠻、暴力中徘徊。法治是民主的軌道，沒有法治的民主將是混亂的民主﹔法治是科學的保障，沒有法治約束的科學將會成為人類自身的無情殺手﹔法治是文明的載體，文明通過法治得以彰顯和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治化是現代管理的模式和趨向。遠離法治化就意味著遠離現代化。

要真正認識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在於法治化，還有賴於真正認識法治。法治不僅僅是依法辦事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防止違法犯罪問題。這些都是狹義上的法治。法治是一種制度，是一種理念，是一種狀態，是一種境界。法治應當成為人們的一種信仰和生活方式。法治的價值核心是公平正義。法治化主要是讓法治精神滲透到我們的管理中去，“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法治化是讓“公平正義”的價值核心外化為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走向法治等於走向善治。

法治是公正之治。沒有法治，社會無法走向公平正義。沒有正義的社會，是處處產生怨氣的社會。法治的核心價值是“公正”。法治是規則之治。一個國家沒有預制、明確、穩定的規則，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沒有預期性，從而使人們無安全感。在法治狀態下，公權與私權才有界線，政府不能什麼都管，堅守“公權力法不授權便無權，私權利法不禁止便自由”﹔在法治狀態下，受正當程序的約束，任何人自己不得做自己的法官，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在法治狀態下，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任何人不用擔心反對領導會成為“現行反革命”﹔在法治狀態下，受契約和誠信精神的照耀，外商投資不用擔心政府會事后毀約，被“關門打狗”﹔在法治狀態下，決策進入法定軌道，國家才能真正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有效地避免個別領導的主觀決策。

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要從思想理論上厘清五大關系：法治與政治，要認識到，講法治就是講政治，堅持法治就是堅持黨性﹔法治與民主，政權層次上的民主是法治的基礎，在專制國家裡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但治權層次上的民主恰恰以法治為基礎，沒有法治的民主是混亂的民主﹔法治與改革，改革也必須在法治軌道內進行，改革必須於法有據﹔法治與效率，法治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以“花錢買平安”，或者“高壓手段”無法實現長治久安﹔法治與德治，它們固然可以並舉而不相互排斥，但法治無法替代德治，同樣德治也無法代替法治，即便人人都是雷鋒也需要法治，因為好人做好事也得需要規則。

行為上堅守一個底線兩個原則。要守住合法性底線，凡事從是否合法出發，一切創新的做法都必須在合法的基礎上進行。堅持立法先導原則，重大制度和重大舉措的推出應當先立法再行為。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在作出對相對人不利的決定之前，必須事先告知並聽取意見，重大的決定必須經過聽証，避免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任何糾紛應當由第三方裁決，任何權利都有獲得救濟的機會，必須為相對人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留足合理的時間，通過正當程序接近公正實體。

在方法上必須走出四大誤區：走出“運動論”，堅持“制度論”﹔走出“專項論”，堅持“常態論”﹔走出“特事論”，堅持“規則論”﹔走出“結果論”，堅持“因果論”。

在現狀上要改變三種現象：一是“全面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二是“三高一低”，即守法、執法、維權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三是“信訪不信法”，“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

要堅持四個“不要”：對公民權利不要“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不要“罰”字當頭、“限”字當頭，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要“一人生病、全家吃藥”﹔不要用違法違紀方法懲罰違法違紀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