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辛鳴
我們為什麼要設立改革領導小組,這些小組在做什麼,這些小組又能做什麼,中國社會對其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已經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各省市自治區和相關部委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在相繼成立的過程中。我們為什麼要設立改革領導小組,這些小組在做什麼,這些小組又能做什麼,中國社會對他們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呢?回答好這些問題,無論對小組本身厘清定位還是對中國社會明確預期,都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強化改革的責任擔當讓改革蹄疾步穩
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但是也應該看到,伴隨著對改革紅利的分享,一些社會群體開始有了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心態﹔伴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畏難情緒悲觀論調在一些社會群體心中潛滋暗長。於是,改革熱情在消減,改革動力在弱化。我們要真正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就需要為中國的改革重塑責任主體,再建責任擔當,設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正是這樣一項制度安排。因此,改革領導小組首要的任務就是讓中國的改革做到“蹄疾而步穩”。
“蹄疾”,就是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有道是,中流行舟不進則退。當下中國的改革正處於這樣的歷史節點。我們各項的改革都已經鋪開,各種改革成本也已經沉沒,各種矛盾問題和壓力已經形成強大的倒逼機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不僅不能停下來就是慢下來都會造成巨大浪費甚至引發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提出改革舉措當然要慎重,要反復研究、反復論証,但也不能因此就謹小慎微、裹足不前,什麼也不敢干、不敢試。”中國的改革不僅不能停下來,還要動起來、快起來,馬不停蹄,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氣來,堅定不移地干。
“步穩”,講的是改革的節奏。改革說到底就是對既有體制機制的一種改變,對既有利益格局與狀態的一種打破,讓不好變得更好,讓沒效率變得更有效率,讓不滿意變得更滿意。但這些年來,在我們的改革實踐中,也客觀存在一種現象,這就是一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為了自己小群體的利益,進行各種各樣的所謂“改革”。這樣的“改革”不僅影響了中國改革的總體布局,擾亂了中國改革的整體節奏,甚至還嚴重損害了改革在群眾中的形象。改革固然要敢想敢干,但不能亂折騰、不能打“小算盤”。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有些時候為了糾正彌補一些亂作為其成本之巨大、困難之嚴重甚至遠遠超過推進改革本身。
從更廣的視野看,“步穩”的內涵更為豐富。“步穩”首先是“正確性”,我們要正確推進改革,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與立場,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不能南轅北轍,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步穩”還要講“准確性”,我們要准確推進改革,認真執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還沒弄明白就盲目推進﹔“步穩”離不開“有序性”,我們要有序推進改革,該中央統一部署的不要搶跑,該盡早推進的不要延宕,該得到法律授權的不要超前推進。隻有這樣,中國的改革才會穩扎穩打向前走,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致千裡。
統籌改革的重大關系做改革頂層設計
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過去習以為常、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可能不僅不再管用,甚至還會帶來負面效果。中國社會的改革要從單兵突進走向全面改革,從外圍切入走向深化改革,從拿來走向創新。更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單靠某一個或某幾個部門往往力不從心,這就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領導機制進行協調統籌與頂層設計,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最主要的任務。
抓統籌就是既抓住重點也抓好面上,既抓好當前也抓好長遠,統籌考慮戰略、戰役、戰斗層面的問題,做好政策統籌、方案統籌、力量統籌、進度統籌工作。在統籌改革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一些重大關系,要弄清楚整體政策安排與某一具體政策的關系、系統政策鏈條與某一政策環節的關系、政策頂層設計與政策分層對接的關系、政策統一性與政策差異性的關系、長期性政策與階段性政策的關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又不能以整體代替局部,既不能以靈活性損害原則性,又不能以原則性束縛靈活性。
當然,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是基礎性工作,“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向前展望,提前謀局,這樣的頂層設計才能真正符合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要求。頂層設計既包括總體部署,又涵蓋具體方案。對於改革領導小組來說,全面深化改革總體部署已經有了,這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戰略部署,現在需要抓緊的是施工方案,要通過施工方案推進各項改革舉措落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設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民主法制領域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律檢查體制改革6個專項小組,就是要在這六個方面先拿出科學規范,說得通做得到的工作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頂層設計片面理解為“方案設計”。現在一些人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不是從教科書上照抄下來就是從外國人那裡照搬過來,這樣的設計與中國火熱鮮活的改革實際相差千萬裡。中國的改革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就是看到在鮮活的實踐面前,任何“計劃”都是蒼白無力的,市場經濟最神奇也最讓人敬畏的地方就是市場中各懷心事的主體通過自發的博弈與磨合而各得其所。我們不能用“計劃”的思維來進行“市場”的實踐,不能用計劃經濟的手段搞市場經濟的改革,不能改革走了30多年之后又退回到原來的路上,對所謂完美、超然改革方案的信奉與膜拜實在是典型的計劃思維,指望用一套方案通吃改革打遍天下更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突破改革的利益藩籬為改革塑造權威
中國需要改革,中國的改革又很難,中國改革難在何處?現在大家越來越有共識了,這就是一些既得的利益群體在阻礙改革。隻有打破這一利益固化的藩籬,中國的改革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和嶄新的局面。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一障礙可能就來自我們自己。
習近平總書記在作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明的時候,曾講過一句話,改革“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這句話意味深長。改革30多年來我們的一些黨員干部以敢為人先的勇氣率先改革,做改革的決策者、推動者,為中國的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但在這一過程中也不可避免“近水樓台先得月”,獲得了不少名目繁多、形態各異,但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利益。盡管這些利益比普通群眾普遍分享的改革紅利要多不少,可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固化,大家已經習以為常和不自覺了﹔盡管這種利益格局既不公平又不可持續,卻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的“觸動利益要比觸動靈魂還難”。
要想打破這一格局,沒有一個高居各方之上既有權威又相對超然的機構,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症結所在,很難找准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要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領銜擔綱組長,3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劉雲山、張高麗擔綱副組長這樣一個“豪華陣容”的意圖所在。
有了這樣的權威,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就可以跳出條條框框限制,克服部門利益掣肘,立足國家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研究和提出改革舉措,進行改革部署,可以強有力地糾正一些地方和一些群體合意則取、不合意則舍的改革傾向,可以從根本上破除妨礙改革發展的思維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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