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訓不僅是大學歷史傳統、文化立場、教育理念及學術精神等的概括與抽象，是大學精神與理念的靈魂與內核，也是一個國家歷史傳統、價值取向、文化觀念與精神特質的集中體現。研究中國與美國大學校訓文化的異同，有助於在跨文化的視角上深刻理解中美文化的差異，從而為提高和增強中國大學文化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提供啟示和借鑒。
一
中國和美國大學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演變軌跡，但二者之間又有許多相似性和共通之處。
1.歷史文化的傳承性。中美大學校訓的內容中都十分注重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從來源上看，大學校訓多出自傳統文化的經文典籍，體現出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中國大學校訓大都來自《論語》《大學》《中庸》《周易》《漢書》《孟子》《禮記》等傳統經典巨著。據一項統計表明：在109所“211工程”大學的校訓中，直接或間接引用古代用語佔47.7%。
美國大學校訓由於受到較強的宗教文化與古希臘文化的影響，較多出自《聖經》，並且多用拉丁文寫成。從某種意義上說，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體，《聖經》已經成為西方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鮮明的時代烙印。從發展和演變來看，中美大學校訓體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反映出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的文化信仰，也反映出大學為順應時代要求和進步而對歷史文化傳統的揚棄。
如哈佛大學早期的校訓是“In Christi gloriam”，是指“為了耶穌的榮譽”，反映出哈佛大學濃厚的歐洲宗教背景。后來，校訓演變成了“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是指“為基督教和耶穌追求真理”，反映出哈佛區別於早期純粹神學化的大學精神，開始探索適合自身風格特點，增強了對知識探索的追求與動力。現在的“VERITAS”校訓體現了哈佛逐步擺脫神學束縛，追求“主知”“求真”的思想，它是哈佛文化進一步世俗化的體現。
在我國，雖然宋代書院院訓義蘊深厚，但蔡元培認為中國大學乃仿效歐洲大學建制，應反映出我國大學校訓隨著社會功能的發展而不斷演化的特點。如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的辦學方針也是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維新的產物。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后，北大首任校長嚴復就提出了“兼收並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的辦學方針。新文化運動中，北大校訓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體現出北大在當時條件下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振興國家的社會責任感。
3.追求真知的信念。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以追求真理和知識為主旨的校訓都十分普遍。大學是知識傳承、積累與創新的主要場所，許多大學的校訓中都體現出對真理和知識的不懈追求。從對中國和美國排名前30的大學校訓內容分析中發現，中國大學校訓中以“求實”“求是”“實事求是”“博學”“科學”等詞為內容的較多，美國大學校訓中以“真理”“知識”“科學”等為內容的較多，反映出兩國大學尋求規律、追求真理、探索知識的理念。
二
中美大學校訓的差異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校訓文化定位的差異。中國大學校訓文化更關注自身，注重向內的自律與規范，強調大學內部精神文化的傳承以及校訓對學生思想行為的引導與規范，具有內向型組織文化特質。而美國大學校訓在關注自身的同時，更加注重外部交流和影響，具有較強的擴展性和國際視野，屬於外向型組織文化特質。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校訓“為國家服務，為世界服務”，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將創辦“全球性大學”作為高等教育適應國際環境變化的有效戰略和未來發展目標，都充分體現出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和強烈的全球化競爭意識。我國大學校訓中很少體現出國際化的視野與精神，大學精神文化向外的影響力與穿透力有待提高。
2.話語表達內容與形式的差異。對中美兩國排名前30位的大學校訓內容進行頻度分析，結果顯示：美國大學校訓內容較為集中，個性色彩鮮明，形式靈活多樣，頻度較高的為“Light、truth、knowledge、service、freedom”等。中國大學校訓內容相對分散，句式較為工整，以兩言八字和四言八字居多，頻度較高的為“創新、求實、明德、博學、科學”等。兩國校訓內容與形式的差異，從側面反映出中美兩國歷史文化背景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上的差異。美國大學校訓中對光明的追求反映出其強烈的宗教文化背景，同時也暗含著巨大的探索、尋求與進取的動力。中國大學在邁向現代化、國際化的過程當中，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知識探索與創新能力不足。一組數據顯示：美國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率為80%，中國隻有20%。創新能力是中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因此，校訓中表達出了強烈的創新價值取向。在中國大學校訓中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強調人的道德義務與人倫關系，“明德、厚德、德才兼備、至善、忠、勤、誠朴”等道德性詞語出現的頻度較高。“創新”與“明德”傳遞出中國重視倫理的中國古典大學理念與立足科學的西方近現代大學理念的融合。
3.倫理文化與智識文化的差異。中國大學文化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更強調人倫以及面向“人”的哲學與道德文化。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視經典的人文教養，以君子為學習榜樣，以德行優於知識，突出“學”和自我的主動性在教育過程中的意義，著眼把人變成全面發展的高尚的人。所有關於宇宙論、認識論的探討，都是從屬於或落腳於道德問題的基點上。因此，中國許多大學都將品德、自律、人格的發展和完善作為重要的教育理念反映在校訓當中。
美國大學文化受基督教和古希臘文化的影響，體現出宗教與科學的辯証統一。智慧作為希臘傳統道德中的最高德目，一直為哲學家們所關注。如蘇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識、美德即智慧”﹔柏拉圖提倡“最高的美德即智慧”﹔亞裡士多德認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主智”“求真”的理性主義與道德論思想相區別，對美國文化和教育發展的影響作用是經久不衰的。英國人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中寫道：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維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這種“主知”思想為后來大學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最早的大學“university”，其本意就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相互切磋、開展研究。同時，美國文化體現出濃厚的“重神”的宗教性思想，但是宗教信仰與科學求知精神在美國並不是水火不容的關系，而是體現出了一種辯証統一。因此，“真理、知識、科學”等詞匯頻繁地出現在美國大學的校訓中。
德性文化與智識文化的差別反映出中美兩國文化差異的根本分歧點在於經驗與理性的差別。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屬於經驗文化，這種經驗文化發展到極致就會抑制對知識、科學探索的動力，因此，中國近代大學在繼承和弘揚儒家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開始向西方學習科學的精神。北京大學的校訓就充分體現出民主、科學的理念。而美國文化則體現出西方文化的理性特征，重視契約、個性、自由、創造、批判精神等。這種理性文化的極度膨脹也會導致一種盲目的、缺乏倫理制約的征服欲望。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精辟地總結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他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這兩種文化特質體現了認識問題的不同思路和途徑。
（作者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治理論教育學院﹔審計署科研所）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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