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重啟改革議程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指導全黨全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是對我國到2020年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的重要部署。這次《決定》標志著中國重啟改革議程，吹響了改革攻堅的新號角。《決定》作出后三個多月來已對我國改革發展實踐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大家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決定》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決定》同改革開放后歷次雙屆三中全會決定比較具有的重要特點

我國1978年底實行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每逢雙屆的三中全會都是以改革為主題作出決定。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次《決定》同上述三次決定相比較，有哪些重要特點呢？

第一，范圍不同，這次《決定》是全面的“五位一體”的改革的決定，而以往三次都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往三次分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體制、建立或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而這次《決定》的總目標則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即范圍擴大到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反映了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需要從主要推進經濟改革擴展到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體制的改革，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體”或“六位一體”改革（即加上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我們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由於嚴格實行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等政治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等各個領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為一股滾滾洪流，勢不可當。

第二，緊貼現實緊迫經濟問題，亮點紛呈。雖然2003年中央已作出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但是由於此后落實情況不很好，加上幾年的大干快上以及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反應有點過度，實行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使國民經濟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加突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轉型，顯得更加刻不容緩，而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長期積累的難題。《決定》針對當前經濟生活中突出矛盾和問題，明確提出，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為此，《決定》提出許多大膽而又必要的市場化改革主張和舉措，在經濟領域就有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主要以管資本為主，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探索實行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加快建設自由貿易區，進一步放開現代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等等，可謂亮點紛呈。

第三，改革舉措具體明確，更加注重各個領域改革舉措的落實。這次《決定》從起草文件一開始就要求按照改革總目標要求，滾動統計提出了多少個改革舉措以及這些改革舉措的落實單位和時間表，最后形成16個方面、60項改革和300多個改革舉措，並且強調抓緊落實。《決定》從2013年4月起草開始，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大力宣傳十八大精神，廣泛凝聚改革共識。《決定》起草過程就在抓改革舉措的落實，比如國務院從2013年4月起分四次取消和下放約400個審批事項，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進利率市場化，大力推進反腐敗斗爭，等等。《決定》通過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統計，從《決定》通過到2014年3月初兩會召開，僅僅三個多月時間，60項改革啟動實施的已過半數。這種情況，同十八大前十年改革處於半停滯狀態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為強有力推進改革的最高層次的組織保障。《決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是《決定》的一個最大亮點，是落實《決定》的最根本的保証。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經有專家向黨中央和國務院建議，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體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體對改革的阻撓和反抗，需要恢復改革初期建立的體改委或體改辦，或在國務院成立改革的領導和協調機構。這些建議當時未被採納。而現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大大超出了當年專家的建議和期望，是層次更高、更加權威的機構。不僅如此，我們欣喜地看到，在《決定》作出后兩個多月，2014年1月22日，就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組並舉行了第一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組長，會議審議和通過了領導小組和六個專項小組以及中央改革辦的工作規則和工作細則等，進一步吹響了改革的號角。接著，2014年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又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4年工作要點》、《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務的研究意見》、《關於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重大改革的匯報》等。看來，人們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經拉開了。

二、2013年重啟改革征程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5年歷史，我們看到，前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開展，而2003—2012年改革步伐有所放慢，積累問題不少。黨的十八大以后，2013年起，改革征程再出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重新吹響了改革攻堅的號角，一些媒體稱2014年為改革“元年”。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直到2002年，有幾次影響重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1.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由於實行“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民開始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農產品產量迅速增長、農民收入迅速增加，使改革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效。按可比價格計算，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長61.6%，年均增速達7.1%，大大高於一般年均2%~3%的增速。

2.20世紀80年代放開農副產品、工業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價格。其結果是，放到哪裡活到哪裡，隻要放開哪種商品的價格，哪種商品就會像泉水般涌流出來，使廣大干部和群眾都看見了市場的“魔力”。市場機制的流程一般是：放開價格—價格上漲—刺激增產—增加供給—價格穩定甚至下跌—供給穩定或減少—價格上漲，如此循環往復，促進市場繁榮發展。價格改革使困擾中國人民幾十年的商品供應短缺緊張、憑票排隊購買、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變。到上個世紀末，中國已實現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轉變，市場林立，各種商品豐富多彩，琳琅滿目。

3.20世紀80年代起，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局面，個體私營經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情況如下表：

1978—2012年全國個體經濟發展狀況

年份 戶數（萬戶） 人數（萬人） 注冊資金（億元）

1978 15 15

1988 1 455 2 300

1992 1 534 2 468 601

2002 2 377 4 743 3 782

2012 4 059 8 000 19 800

1978—2012年全國私營經濟發展狀況

年份 戶數（萬戶） 人數（萬人） 注冊資金（億元）

1978 0

1988 4 70

1992 14 232 221

2002 243 3 409 24 756

2012 1 086 12 000 310 000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從上面兩個統計表可以看出，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1992年以后發展迅速，這一在原有體制外的增量改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完善起著重要的作用。現在，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已超過60%，對國家稅收的貢獻已超過70%，對就業崗位的貢獻已超過80%，對促進經濟增長、活躍經濟生活、滿足人民群眾多方面的需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4.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市場化改革在經濟各領域大步推進。一是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1993、1994、1995年，私營經濟戶數增幅均高達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達15%以上。二是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國有大中型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開。三是用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分稅制代替原來的地方財政包干制，使中央財政收入佔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穩定地提高到佔50%以上，從而增強了中央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四是市場逐步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到2000年底，我國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價格已放開由市場調節，生產要素價格已走上市場化改革進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已初步建立，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一般估計已達70%多，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起來。五是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已從直接管理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通過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我國政府已做到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運行。

5.1998年起國有企業三年脫困，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大量國有企業由於機制缺陷，不能適應市場而陷入困境。1997年黨和政府提出幫助國有企業脫困的任務，其目標是：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2000年底，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為16 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 599戶，佔39.1%﹔到2000年，虧損戶減為1 800戶，減少近3/4。三年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脫困，用去銀行呆壞賬准備金1 500億元以上，技改貼息200億元，債轉股金額4 050億元。在幫助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的同時，進行了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改革使國有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1997年，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為800億元，而到2003年國資委成立時，已達4 852億元。與此同時，國有經濟布局調整也取得進展。1998年，國有工商企業有23.8萬戶，而到2003年，已減少到14.6萬戶。

6.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重大舉動，具有裡程碑式意義。加入WTO，表明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作出這一決策，是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最耀眼的歷史功績。在入世談判過程中，許多人憂心忡忡，認為入世會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許多產業包括金融業、商業、農業、信息業等會受到很大沖擊，弊大於利，至少短期弊大於利。但中國入世后的實踐証明，入世對中國利大於弊，原來的許多擔心都沒有出現。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國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外匯儲備等的增速在一段時間內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開放促進了改革，入世使中國一大批同市場經濟一般規則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得以廢止和修改。許多產業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從此，同國際接軌已不再是貶義詞，對外開放逐漸深入人心。

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改革同前25年相比有所放慢，這種狀況延續到2012年。在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一次經濟論壇上，有的國外學者，如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認為，這幾年中國“無改革”。我當時是他的發言的評論人。我說，一方面，上述論斷並不是很全面准確，因為2003年以來中國還是在繼續推進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整體上市、取消農業稅、集體林權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增值稅轉型、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改革、資源稅費改革、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文化體制改革、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以全覆蓋為目標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認，這幾年的確沒有特別重要和關鍵的可以帶動全局的改革。

那麼，為什麼2003年以來近十年會出現改革進展緩慢的現象呢，我認為原因有四個：

第一，上上下下專注於發展而顧不上改革。這段時間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和干部的精力都是專注於發展而顧不上改革。由於經濟增速很高，2007年高達14.2%，各級政府部門都幾乎用全力解決經濟高速增長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如煤電油運的緊張問題，使改革難以擺上議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學者比喻當時的政府是發展主義政府或增長主義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顯示自己的政績，政府官員並因此可以獲得升遷。有的地級市市委書記說，我隻抓項目，別的不管，人稱“項目書記”。抓投資抓項目成為地方政府各部門主要工作。在方針原則上，人們常說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靠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這個說法值得進一步研究。我們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差距過大等問題，光靠進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難解決的。從經濟學原理說，生產、流通、分配、消費都是相對獨立的環節和過程。分配環節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光靠發展生產是難以解決的。在實踐上，有的專家認為中國現在就是要靠發展，通過加快發展增加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障社會穩定，而改革要冒較大風險，不能期望有多少舉動，以免危及社會穩定。這有一定道理。但這不是長久之計，還會不斷積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積重難返。還是要靠改革來逐步理順體制和各方面關系，實現長治久安，讓老百姓過上穩定的好日子。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對。壟斷行業改革很難推進，新的廠商很難進入壟斷行業中的非自然壟斷環節，競爭機制很難引入，國務院兩個“非公經濟36”條很難落實，重要原因在於受到壟斷行業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對。政府改革的難度也很大。強勢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對政府官員有莫大好處，這個權力極難割舍，這也是審批制改革進展緩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資源過多、介入經濟過深，必然會阻礙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或決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經成為深化各項改革的關鍵環節或突破口，但這一改革因為會使相當一部分官員利益受損而阻力重重，難有進展。

第三，學界有人懷疑市場化改革、產生爭議，影響改革的順利推進。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國有經濟中壟斷行業和壟斷企業需要進行改革是個“偽命題”﹔有的文章主張就是要實行“國進民退”﹔有人認為當前主張民富優先是奇談怪論，是挑撥人民群眾同政府的關系﹔有的文章把當前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歸咎於民營經濟發展過快，動搖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等等。上述觀點的提出，引起學界的爭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改革的順利推進。

第四，缺少改革專門機構的統籌協調與強力推進。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把原國家體改辦同國家計委合並組建國家發改委，這樣就不再有專司改革的機構了。當時主張把體改辦與國家計委合並的一個重要根據是，那幾年由國家計委提出的民航、電信等壟斷行業分拆改組的改革方案，由於能把改革和發展較好地結合起來，在發展中推進改革，比較現實可行，因而在實踐中被採納並初見成效。與此不同，那時體改辦等提出的方案卻未被採納。這在當時是有說服力的，也把當時參加機構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員說服了。還有，當時人們包括機構改革起草組成員沒有很好注意到﹔原國家計委有大量的審批權，是審批體制改革的重要對象，把體改辦與它合並是不合適的，新組建的國家發改委怎能有效推進改革特別是審批體制改革呢？從2003年以后八九年的實踐看，那次機構改革后並沒有更好地推進改革包括壟斷行業改革和審批體制改革，反而使改革進展緩慢，重要原因是國家發改委那幾年幾乎是全力以赴地處理經濟高速增長中碰到的各種緊迫問題，無力顧及改革，也不會有改革包括進行審批體制改革的積極性，這樣自然不會用多少精力來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這樣，原來以為把體改辦並入國家發改委有利於更好推進改革包括壟斷行業改革的如意算盤落空了。2011年，原國家體改辦主任陳錦華在《國家體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說：“國家體改委機構撤銷，人員沒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沒有繼續深化下去。體改委消亡有點兒過早了，中國還不到這一步。”[陳錦華：《國家體改委志在改革》，載《百年潮》，2011（5）。]

轉方式、促轉型，迫切要求重啟改革議程。2012年黨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的同時，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共16部分、60項改革、336個重大改革舉措，並明確要求：“到二○二○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這表明我國改革已重新出發和進入新階段，即進入“啃硬骨頭”的攻堅階段。

三、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為什麼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根據《決定》精神，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國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今后無論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國14億人口的小康社會、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還是到建國100周年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基本上實現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都要求我們奮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此，需要著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破除各種各樣的體制障礙，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各種社會活力和企業活力，使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勢頭能夠更好地持續下去。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雖然我國經濟經歷了35年改革開放后的高速增長，但中國至今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而且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GDP仍然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據世界銀行統計，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為10 040美元，中國為5 445美元，隻相當於美國的1/9）。按照年人均純收入2 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扶貧標准計算，2013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仍有8 249萬人。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任務還很重。我們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首要目標，就是實現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這就要求我們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對此不應有任何動搖。經濟是基礎，物質財富的增加是社會進步的基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首先要使經濟再上一個台階，物質財富有大幅度的增長，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和轉型。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逐漸顯露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長期粗放擴張帶來的資源和環境瓶頸制約越來越突出，面臨轉型即從追求數量擴張規模到追求質量講求效率轉變的迫切任務，要求加快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核心是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多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靠理論宣傳、完善政策法律法規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勵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這裡包括：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主要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資源和生產要素價格要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和生態損害成本，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各個市場主體競相通過創新驅動增強活力競爭力，發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話，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上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力爭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還體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改革的牽引作用上。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要求市場經濟的法治化，從而帶動民主法治等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方興未艾。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帶動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健康等領域改革的深化，並要求進一步推進科技、教育改革與之相適應，要求建立健全生態文明體制。另一方面，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比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的轉換，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起著至關緊要的作用。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就要緊緊抓住政府改革這個關節點，改變政府直接配置資源過多、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太多、審批太多，而在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保護環境等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的狀況。政府改革和職能轉換，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著力點。經濟活動的法治化，改進和完善社會管理，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條件。特別需要提出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由於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堅持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社會風氣大有好轉，提高了中央權威，為深化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所以，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並不是不重視其他改革，而是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

四、經濟體制改革十三大亮點

《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部分，有許多亮點，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體會。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我們已沿用21年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決定性和基礎性隻有兩字之差，但含義卻有相當大的區別。決定性作用能夠更加確切和鮮明地表達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特別是考慮到政府在一個時期以來越位現象嚴重，包括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嚴重，妨礙市場對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發揮，從而妨礙市場主體活力的增強和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因此需要像《決定》指出的那樣申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中國很多經濟學家都反復講過，迄今為止的中外實踐表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市場經濟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但是指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卻是這次《決定》第一次提出來的，說明《決定》在這個問題上走在理論界前面。

第二，明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在國有經濟和資本、集體經濟和資本發展壯大的同時，個體私營經濟和民間資本也迅速發展起來，2012年，私營經濟注冊資金超過31萬億元，相當於當年GDP的60%，居民儲蓄存款超過40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能更好地充分地動員各種資本，打破所有制界限，發揮各自優勢，共同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力﹔能夠讓民間資本更好地參加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提高市場競爭力﹔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統計資料表明，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經濟效益高於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要盡可能引進非國有的戰略投資者。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有利於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同等使用生產要素和同等受益。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升級版。股份制企業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企業，但混合所有制企業一定是股份制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今后我國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著力點。

第三，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以管資本為主，隻當老板，不當婆婆。這是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的重大轉變。過去國資委主要是管國有企業，既當老板又當婆婆，今后要求以管資本為主，也就意味著國資委主要管國有資本的配置，所以《決定》要求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主要運作國有資本，如像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和我國的匯金公司那樣。《決定》還明確指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其重點是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國資委今后以管資本為主，將更好地促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還有，《決定》要求，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是受到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舉措。

第四，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肯定。《決定》第一次明確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的重要基礎。還說，公有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具體辦法。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與此同時，推進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削減資質認定項目，由先証后照改為先照后証，把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逐步改為認繳登記制。這些都大大激發了市場活力和非公經濟活力，2013年新注冊企業增長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這是十多年來最高的。

第五，強調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建立和健全現代市場體系，是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的根本前提。為此，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要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以及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等。

第六，探索和實行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決定》首次提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實行負面清單管理辦法，也就是“非禁即入”，是投資准入和市場監管的重大改革。這意味著將實現由“嚴進寬管”的審批制度向“寬進嚴管”的備案制度的轉變，市場監管由事前監管為主向事中和事后監管為主。這是我國加快現代市場體系建設邁出的實質性步伐。實行負面清單制度，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可以提高市場監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較好解決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歧視問題，對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至關緊要。現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已於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當天，以190條管理措施構成的2013年版負面清單對外公布。這是中國首個負面清單，說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正在進行試驗，取得經驗后可逐步在全國推廣。

第七，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這是摸清整個國家家底的重大工程，也是國家制定宏觀調控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2012年以來，我國有的經濟學家已開始試編國家資產負債表，有的研究報告指出，2011年我國主權資產淨值為正數，窄口徑計算為21.6萬億元[參見李揚等：《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但這只是初步的探索，理論和方法都有待進一步完善。目前，許多國家都在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大部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家都公布了不含有實物資產的金融資產負債表。我們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是必不可少的。我國是一個大國，有31個省級單位，有的省如廣東省的經濟總量比一些中等發達國家還大，所以不僅要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還要編制地方資產負債表。特別是這幾年一些地方政府債務迅速增加，地方融資平台無序擴張，更需要各地編制資產負債表，以便更好地規范和約束地方債，避免重大風險的出現和蔓延。

第八，允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決定》首次提出，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過去，盡管民間資本在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股本中佔有很高比例，但是不允許民間資本作為中小型銀行的發起者，一些民營企業家對此也有意見。這次開禁后，有關部門行動相當快，銀監會已於2014年3月確定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實行共同發起人制度，即每家要求不少於兩個發起人。首批5家試點銀行的發起人和民營資本分別來自：浙江杭州的阿裡巴巴、萬向集團﹔浙江溫州的正泰集團、華峰集團﹔廣東深圳的騰訊、百業源投資有限公司﹔上海的均瑤集團、復星集團﹔天津的商匯集團、華北集團。[參見《人民日報》，2014 - 03 - 11。]

第九，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已提出開征房地產稅，但是一直沒有付諸實施，只是在兩年前在上海和重慶市進行試點。這次《決定》明確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意味著要真抓實干了。房地產稅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都實行的，是地方稅的主要稅種，並且對抑制房地產的投機和投資需求有重要作用，大量實踐經驗証明，這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運行的良策。我們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開征，逐步使房地產稅成為地方稅的一個主要稅種。

第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決定》提出，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佔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目前農民財產性收入少得可憐，近兩年農民財產性純收入隻佔到他們人均純收入的2%~3%。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最大的財產權——土地權益累遭侵犯，沒有保障，一些經濟學家估計，多少年來，地方政府低價強征農民土地獲得的收入就達數萬億元。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最主要的是要尊重和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慣性，切實落實農民財產權利，這對逐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能起重要作用。

第十一，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這對建立透明規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非常重要。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這幾年無序擴張，根據國家審計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關於地方政府債務審計結果，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從2011年底的10.7萬億元，增加到2013年6月底的17.9萬億元，相當於GDP的33%，各方面都認為風險很大，急需規范和約束。《決定》提出的措施，正是規范和約束地方債務的重大舉措。

第十二，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這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又進入一個新的起點。《決定》指出，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要切實建設好、管理好，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現在，上海自貿區已試行負面清單制度，金融領域和其他現代服務業開放力度也不小，正在積累經驗過程中。

第十三，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是使《決定》各項改革落到實處的最重要組織保証。前面對此已有論述，這裡就從略了。

我們相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決定》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必將有條不紊地得到認真落實，從而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征程，用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列車繼續向前飛馳！

參考文獻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3-11 - 12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張卓元. 中國經濟轉型論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張卓元. 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意義. 財貿經濟，2013（12）

遲福林主編. 市場決定.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