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十八大后十年經濟走勢

中國1978年底實行改革開放后，經濟迅速起飛，已連續34年年均接近兩位數增長。1978年，中國GDP隻佔世界GDP總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國GDP已上升到佔世界GDP總量的11%左右。從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人均GDP按當年匯率計算已超過6 000美元，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飛速增長，令世人矚目，被譽為“中國奇跡”。與此同時，由於多年的粗放擴張，使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益突出，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顯得刻不容緩。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中國經濟需要轉型，從追求數量粗放擴張轉變為追求質量提高效率，逐漸成為大家的共識。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是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目標，包括實現兩個翻番（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証。因此，中國經濟轉型是中國十八大以后經濟走勢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國經濟轉型提出的背景

中國經濟轉型問題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1995年中央關於“九五”計劃的建議明確指出：“實現‘九五’和2010年的奮斗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中央建議還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靠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有利於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有利於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有利於市場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重新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什麼十年后要重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體會，主要是1995年我國確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的方針以來，進展不理想，總體而言粗放式增長格局未變，影響經濟的均衡持續健康增長。我參加了這次中央建議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組開始工作時，國家發改委等已准備了大量材料，當時我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國主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已從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國GDP按當時匯率計算佔全世界GDP的4%，但是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電力、19%的鋁、20%的銅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這些都說明，資源和環境已成為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瓶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關於“十一五”規劃的建議突出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並且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全面的論述，提出了要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擴張型的增長方式，轉變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增長方式，特別強調能源節約，把單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為“十一五”的重要目標，還提出要著力自主創新，切實保護環境和自然生態等。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報告提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擴展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什麼會有這一變化呢？這是因為，2005年以后，經濟繼續以兩位數速度增長，而這種高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還新出現了“三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問題且未能有效解決，因此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並具體要求實現如下三個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從上述三個轉變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內涵上有新的擴展，即包括了改善或優化產業結構的內容，增加了擴大消費、改善民生、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的內容，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要求，以及把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和生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總的要求是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實現“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明確提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更加突顯出來。綜合國際國內形勢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我們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緊接著，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時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規劃，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建議還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第四部分的標題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明確指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要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更多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

二、中國經濟面臨短期再平衡和中長期轉型任務

當前，中國經濟首先面臨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調的任務。這種比例失調或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濟增長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2006年以來，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在42%以上，2006年為43.6%，2007年為42.4%，2008年為46.9%，2009年為87.6%，2010年為52.9%，2011年為47.7%。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幾年，我國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很高，2005年為22.8%，2006年為16%，2007年為17.9%。2007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達到10.1%。與上述情況不同，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嚴重偏低，2003—2011年，分別隻有35.9%、39.1%、39%、40.3%、39.6%、44.2%、49.8%、43.1%和56.5%。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不利於經濟的內生增長，不利於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二，經濟增長主要靠第二產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推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相對滯后。2012年，我國GDP從2002年的12.03萬億元增加到51.93萬億元，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增長了1.62倍，已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本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應逐步上升，但是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卻在這十年期間，沒有上升多少。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4.6%，隻比2002年的41.5%提高3.1個百分點。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所佔比重，比世界上與我國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低十個百分點以上。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是造成我國就業彈性偏低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一些工業部門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幾大高資源投入高排放行業，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能都嚴重過剩。資料顯示，2012年中國鋼鐵行業產能過剩1.6億噸以上，鋼鐵產能利用率僅為72%左右。水泥產能過剩超過3億噸，佔總產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屬的產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電解鋁、氧化鋁產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產能利用率目前隻有50%左右。不僅傳統產業產能過剩，風電設備、太陽能光伏等新興行業也面臨較大過剩壓力，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低於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多年來一直高於0.4的警戒線。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3—2012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在0.47~0.49之間，2008年達到最高的0.491后，開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報告指出，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7.3倍上升到23倍，貧富分化在發展。有經濟學家發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國有9.3萬億元隱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5.4萬億元）沒有統計在國民收入中，這兩個數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還指出，如果把隱性收入計算進去，則以全國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來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應從統計數據顯示的23倍，擴大到65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並不像有的經濟學家說的那樣是由於民營經濟發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於分配不公、權錢交易、腐敗盛行、分配秩序混亂、政府調節不力甚至逆調節等。因此，當前在收入分配環節，特別需要伸張公平正義，加快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讓人人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以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中國經濟失衡問題近兩年略有緩解，如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2012年已下降到2.6%，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有所提高，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5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縮小等。但是，經濟失衡問題總的來說還比較嚴重，有的問題如產能過剩問題還在惡化、近期通貨膨脹壓力不小等，說明中國調結構、促平衡任務還很重。同時，解決比例失調問題應盡可能快一點，不宜久拖不決，因為拖長了會加大解決的難度。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還面臨中長期轉型升級的繁重任務。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和粗放擴張，付出了過大的資源環境代價。以2011年為例，當年我國GDP佔全球總量的10.48%，卻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鋼鐵和20.3%的能源。這樣巨大的資源消耗是不可持續的。由於資源大量消耗，而我國資源特別是人均資源擁有量低，我國一些主要礦產品如原油、鐵礦石等的對外依存度，已從1990年的5%上升到這幾年的50%以上。資源的大量消耗也帶來了環境生態的破壞。按照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准評價，全國33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達不到二級標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華北地區成為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多年來我國的節能減排和治理環境的計劃指標都沒有實現。

科技進步不夠快，研究與試驗開發經費支出佔GDP比重低，2000年才佔0.9%，2008年才佔1.47%，2012年佔1.97%，低於創新型國家至少佔2%的要求。與此相對應，我國技術的對外依存度很高，佔50%以上。我國是世界生產汽車第一大國，但幾乎所有核心技術和品牌都是外國的。我國號稱“世界工廠”，但是沒有一個世界名牌產品。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資源、環境、生態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真正的硬約束，是關系子孫萬代的大問題，我們絕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從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需要指出，經濟再平衡能夠為經濟轉型升級創造良好的條件，而經濟的轉型升級也能有力促進經濟的協調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當然，經濟的轉型升級需要有較長時間的努力，沒有十年八年的攻堅克難是不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的。

三、適當放緩經濟增速，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近兩位數增長，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顯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如果沿著過去粗放擴張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資源環境瓶頸約束更加收緊，經濟將有一天被強制硬著陸，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擺脫上述困境，隻有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轉上持續健康發展的軌道。為此必須適當放緩經濟增速，集中精力抓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中國經濟需要適當放緩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中國經濟在進入新世紀后不時處於過熱或偏熱狀態，經濟從2003年起連續五年以兩位數增長，2007年增速達14.2%，使“三過”即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問題突出，大量透支資源、環境和過分壓低勞動報酬。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在講到當時面臨的問題時也指出，“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調整經濟也勢在必行，而調整經濟必然帶來經濟減速。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建國以來，由於急於求成推動經濟盲目躍進后，為糾正經濟失衡都付出了經濟減速（20世紀60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負增長）的代價，看來這次也不會例外。

第二，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投放的貨幣數量過大，加重粗放擴張和通貨膨脹壓力。我國在2009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有點過度，中央四萬億元的投資刺激計劃，帶動地方20萬億元的投資熱潮，近十萬億元的天量貸款，引發了又一輪的大規模粗放擴張，在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經濟負增長、其他國家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我國2009年經濟增速達到9.2%，2010年達到10.4%，2011年達到9.3%。與此同時，能源和電力消費彈性系數連續三年反彈，2008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為0.41，反彈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電力消費彈性系數為0.58，反彈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貨膨脹壓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國商品房均價分別同比上漲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則分別上漲3.3%和5.4%。這就使我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加突出，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變得刻不容緩。2012年，經濟開始被迫回調，全年經濟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個百分點。現在，許多經濟學家都指出，由於中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和資本回報率的下降，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也在下降。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模型預測：2011—2015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約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進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經濟學家也撰文提出，中國潛在GDP年增長率將下降至“十二五”時期的7.2%和“十三五”時期的6.1%。看來，中國今后很難再維持兩位數經濟增長了。

第三，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人均GDP超過5 000美元以后，經濟增速將逐步放緩。我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1年人均GDP超過5 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達6 000美元，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一個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而根據世界銀行對許多國家經濟發展史的研究，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如果繼續沿襲粗放擴張的經濟發展方式，一味追求經濟增速，不更新發展思路和戰略，不協調好經濟增長與保護資源環境的關系，不認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讓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就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跨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從2003年就提出科學發展觀，接著又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這些都是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確選擇和戰略舉措。

但是，知易行難。這幾年轉方式、調結構進展並不順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長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會經濟轉移到科學發展的軌道，就必須放棄唯增長主義，適當放緩經濟增速，告別兩位數增長，逐步進入中等增速階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力圖做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人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中國經濟增速現階段以多少比較合適，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似乎以7%~8%為宜。這個速度一點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最高的。中國還處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國內需求強勁，市場空間很大，經濟增速不會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們在順利推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2010年美元）以上，接近或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當前主要的問題不在於經濟增速會降得太多，而在於在現有體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勁頭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產能已過剩的重化工項目，甚至繼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就強行上馬，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長。到今年3月止，全國已有24個省市今年GDP增長目標設定在10%及以上，遠高於全國7.5%的預期目標。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必要的，適當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畢其功於一役。比如，在經濟欠發達、人口稀少地區就沒有必要急於修高鐵，否則大量的投資會造成浪費甚至反而成為沉重的負擔。

四、推動經濟轉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在深化改革

中國現階段要推動經濟轉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許多途徑，如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推進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勞動者素質，推動管理創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為我國今后加快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指明了方向和途徑。

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圍很廣，這裡主要就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對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意義與作用，簡要講一些想法。

十八大報告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過去我們一直說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沒有錯，國有企業改革至今仍需攻堅克難。但是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就碰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問題，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問題。特別是當要求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時，政府職能轉換問題顯得很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指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我體會，這裡說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是政府職能的轉換。中國多年的實踐証明，要推動經濟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要點正在於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而不只是限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建設發展的實踐，已開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進政府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重要的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解決政府“越位”、“錯位”和“缺位”，特別是其中的“越位”問題，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減少和規范審批，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今后，要以政府改革為重點，全面推進各項經濟改革。

第一，政府應當從介入過深的經濟領域逐步退出，不再充當資源配置主角。當前最大的問題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腦充當當地經濟活動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由於我國長時期都以GDP增速作為政府官員政績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標，而政府官員實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員為了追求政績，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內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權力搞粗放擴張，拼資源、拼環境，其惡果已於2013年春天在中國中東部大片地區包括北京市在內顯現出來，很大一部分日子都是霧霾天氣，甚至重污染。對此，李克強總理在會見採訪兩會的記者並回答提問時說：“我和大家一樣，心情都很沉重。”我國一些高耗能產業已經過剩，但是至今還有一些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繼續發展這些產業，地方政府擅自降低電價，鼓勵當地發展這些產業，使產能過剩問題加劇。國務院有的領導同志曾說過，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調控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因此，要推進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堅決拋棄政府經營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運動員身份參與市場競爭，不再帶頭搞粗放擴張，不顧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經濟調節職能應主要搞好宏觀調控或貫徹中央宏觀調控舉措，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良好的穩定的環境，基本上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真正實行政企分開。凡是市場和社會能做好的事，就放給市場和社會，政府自己要削權，包括取消各種各樣的行政壟斷讓非公有制經濟能夠平等進入市場和參與市場競爭，政府主要是制定標准和規則並認真進行監管，不必替企業進行微觀決策，不必事事審批。審批過多過濫往往扼殺創新活動，降低微觀經濟活動效率。李克強總理3月17日會見記者時說，現在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 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1/3以上。減少審批會直接影響那些有審批權力的官員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因此，中央必須下大決心，強力推進，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三，財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務型財政轉型，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財政轉型看起來屬於財政體制改革，實際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如果政府是經濟建設型全能型政府，那麼財政必然是經濟建設型全能型財政，財政支出盡量用於搞經濟建設。現在政府要向服務型轉軌，財政自然要跟著向公共服務型轉軌。我國財政用於公共服務的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一直嚴重偏低，離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要求還很遠。比如，200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為4.4%，社會保障與就業服務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0.9%，兩項合計為15.3%，比人均GDP為3 000~6 000美元階段國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況並沒有多少好轉，當年我國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與就業服務支出仍隻佔財政支出的16%，比發展程度大體相同的國家低一半。這說明我國財政向公共服務轉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堅持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與此同時，還要積極推進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稅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進營業稅改增值稅、逐步降低增值稅稅率、開征房產稅等。

第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目的在於推進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資金是最重要的資源，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資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為此，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因為利率市場化能促進資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領域。要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全現代金融體系，使大中小企業、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都能在市場上平等融資和開展競爭。要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作為經濟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的逐步國際化是必然趨勢。要完善金融監管，推進金融創新，提高銀行、証券、保險等行業競爭力，維護金融穩定。

第五，政府減少對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的管制。中國粗放型增長方式之所以很難轉變，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和重要資源產品價格受政府控制，長期偏低或嚴重偏低，即使破壞了環境也不必付費，從而鼓勵對它們的濫用和浪費，效率很低。我國不少產品之所以有競爭力，往往是因為盡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就必須改變這種情況，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為地壓低土地和資本的價格，同時要使資源產品價格能夠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國“十一五”規劃時，世界銀行向我國有關部門報告，提出根據他們對2 000多個公司的調研，發現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歸功於價格的調整。這說明，要節約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資源，就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通過價格杠杆，提高能源資源產品價格至合理水平。這就需要政府放鬆對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的管制，理順它們的價格，用經濟手段逼迫各經濟主體節約集約使用各類資源，從而推動經濟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當前，我國物價基本穩定，CPI上漲率比較低，正是推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的好時機，希望這次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進一步深化價格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現象，不斷做大的“蛋糕”沒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因素。由於居民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進入21世紀后連年下降，從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經濟增長過分倚重投資和出口，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為53.4%，這幾年已降到40%以下。這種情況不利於勞動者素質與技能的提高，從而不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不能使大量低收入群體很好分享改革發展成果，不能很好落實以人為本，影響他們積極性的發揮，也不利於更好地促進社會和諧和穩定。因此，今后應認真貫徹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說明，除上述各項改革外，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企業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等，都屬於重要領域改革，需作專門論述，本文限於篇幅，隻好從略了。 

原載張卓元主編：《十八大后十年中國經濟走向》，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