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匆匆，日月如梭，《政黨與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一書初版到現在已12年了。記得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筆者因專業關系研究了多個中國政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八個民主黨派和離開大陸的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甚至已經消失在歷史山洞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的歷史和現狀之后，正值國際上因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蘇共消亡之際，政黨和政黨政治現象瞬息萬變，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必須密切關注和認真研究世界各國政黨和政黨制度發展變化狀況。在當今世界，政黨掌握或參與國家政權，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國家事務及其體制的運行中處於中心地位，國家政權通過政黨來行使，是絕大多數國家普遍的政治現象。政黨與政黨之間、政黨與國家政權之間、政黨與社會之間按照一定關系結構形成不同模式的政黨制度，推動著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和政治制度運行。長期的專業研究和教學使我萌生了一種觀點：政黨和政黨制度是當代世界各國普遍的政治現象，受一定通則和規律支配，在其成敗利弊的和興替背后有一定內在邏輯的作用。一個國家政黨的興衰成敗對這個國家民族的發展影響至關重要，政治參與和民意表達的渠道是否暢通，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狀態，甚至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關系到身家性命。具體到各個國家，因民族社會文化和各國歷史發展的不同決定了政黨制度的多樣性，它們在歷史發展、制度模式、運行機制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也就是說，政黨和政黨制度既可為民造福、為國昌盛﹔亦可為禍國民，導致國破民窮。因此，研究政黨和政黨制度的普遍規律和歷史發展、制度模式、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差異特征，有利於一個國家政黨與政黨制度的發展趨利避害，取長補短。人們說，政治學是治國安邦的學問，我想以政黨和政黨、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作為核心內容的政黨學如果作為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治國安邦的作用是顯現而直接的。
懷抱這樣的想法，筆者即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在20世紀90年代，積10多年之心力，撰寫了《政黨與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一書，記得當時找過多個出版社，都因題目敏感而不願意出版而作罷。人們在當時普遍認為，“黨史、黨建”是我國研究政黨問題的專業方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現狀及其理論就足夠了，與世界各國政黨與政黨制度進行比較研究既無必要，也是不可想象的。重重碰壁之后，我最后抱著試試的態度找到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不愧是國家級出版社，歷史編輯室主任張秀平編審看完書稿后，以獨到的眼光和魄力，支持本書的出版。在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2001年5月本書得以面世。
應該說，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本書有許多嫩稚之處，甚至採取的文中注注釋方式，未關照到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規范。但作為比較政黨和政黨制度研究最早的原創性成果，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拓展了人們的視野，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思維定式，建構了政黨學研究的基本架構。本書在許多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和論述，引起了從學術界到政界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在沒有大專家大媒體作書評介紹的情況下，各個大學政治學、法學專業，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幾乎都把本書作為必讀書目﹔各級黨校、社會主義學院系統以本書作教材，甚至各級領導干部們在本系統、本單位上黨課、講話中也引用本書的理論觀點。承蒙讀者們的厚愛，本書一版已五次重印。我想，這在近些年的學術著作中應該是不多見的。
本書重在政黨與政黨制度的基本知識和基礎理論研究，構建政黨學的基本架構，通過比較研究提升對這些問題的思辨性。即使在今天看來，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和論述仍有合理之處。此次修訂，對反映10年前各國政黨和政黨制度的面貌以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和研究程度，引用的材料和內容未做大的修改。但畢竟10多年過去，對於政黨和政黨制度發展新情況和作者一些新感悟，在以下方面做一說明。
一、需重新認識的21世紀政黨現象
隨著時間的推移，同任何事物一樣，世界各國政黨與政黨制度也在發生著一些變化，出現了需要人們重新認識的政黨現象。
一是政黨數目大大增加。當本書初版時世界各國政黨共有5100多個，現在竟有6200多個。一個國家或地區政黨家族成員的多少，只是反映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生態，並不能與政治進步劃上等號。實際上，在許多國家或地區，政黨的收縮消亡是正常的社會政治現象。不論在我國還是在國外，歷史上的許多政黨並沒有存續下來。如在我國台灣地區，到2012年登記在冊政黨有230多個，名目繁多，林林總總，可謂多矣，但政黨數目仍在增長。總體上這些政黨以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為分野，難以跳出藍、綠兩大陣營的窠臼。
在其他國家，政黨的泡沫化成為常見的政治現象。如在拉丁美洲，據統計，在20世紀11個拉美國家的166次立法選舉中，大約1200個政黨參與競選，其中隻有15個政黨即1﹒25%的政黨參與了本國所有的選舉，隻有3個政黨競選次數達20多次，80%的政黨在消亡之前隻參加過一場競選。
二是黨派的極端主義現象更為突出。首先，宗教性政黨的影響和作用大大增強並有逐漸向外蔓延之態勢。西亞、北非的伊拉克、埃及、利比亞等國的宗教性政黨數目大增，宗教性政黨的特征作用更為明顯。宗教性政黨與世俗化政黨紛爭不斷，是所謂“茉莉花革命”后在埃及等國不斷上演的戲碼。其次，極右翼政黨數目增加。2011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對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歐國家產生了嚴重影響，經濟危機，政局不穩，政府更替頻繁，人們對政黨、政客的厭倦使極右翼政黨的數目和勢力大為增強。
三是西方主要國家在最近頻繁出現政黨惡斗致使“無政府政治”或“政府關門”政治問題。
首先，“無政府政治”典型的案例，是近年來比利時因黨政出現世界上組閣時間最長導致“無政府政治”時間最長的問題。比利時的政黨主要有9個，它們主要建立在語言基礎上，可分為法語政黨與荷語政黨兩大陣營，北部弗拉芒語區和南部法語區之間長期存在對立現象。比利時聯邦議會於2010年6月13日舉行聯邦議會選舉，因有關調整弗拉芒語區地位以及增加政府權力和資金的改革提議導致談判破裂，法語、荷語區兩大陣營爭執不休，組閣談判自2010年6月議會選舉以后舉行多次而無結果，導致新的政府遲遲無法產生，至2011年12月5日，在歐盟要求在歐元區國家必須對歐債危機問題表態的情況下，才打破僵局產生了新的一屆政府，“無政府”狀態持續時間達541天。這是世界各國在選舉后持續時間最長的組閣過程。新政府的產生，緩解了人們對於比利時這個位於歐洲心臟地帶、人口1000萬的國家可能崩潰瓦解的擔憂。
其次，是美國政黨制度對政府關門的影響。政府關門，或稱政府關閉（Government Shutdown）是美國獨特的政治現象，它與美國獨特的政治運行邏輯、美國總統與國會權力互動以及兩黨政治運作相互作用的結果相聯系，因對美國民眾和世界所產生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而受到媒體及學界的極大關注。2013年10月1日至17日，因國會未能通過新財政年度臨時撥款預算案，美國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被迫關門。這是美國歷史上第18次政府關門，歷史上最長的停擺發生在1994年，長達21天。本次停擺的原因，在於控制眾議院的共和黨與控制參議院的民主黨就總統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計劃互不讓步，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至少三次提出不同版本的臨時撥款議案，但都與阻撓奧巴馬醫改實施的內容相捆綁，均未得到民主黨掌握的參議院通過，聯邦政府遂於2014財年開始的第一天10月1日起部分關閉。最終，經過16天的協商，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了2014財年政府預算與調高公共債務上限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政府關門告一段落。美國政黨政治與分權的、聯邦制的憲政體制互為表裡，政黨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深受憲政體制的影響。美國獨特的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總統制的兩黨制以及鬆散的政黨組織形式，造成了鮮明區別於歐洲國家的政黨政治模式，政府與國會難以像歐洲一樣由政黨統合起來，獨特的政黨現象與“分裂的政府”正是政府關門的制度原因。這次政府關門可以被認為是民主制度運行所要付出的代價，但對於國家和民眾來講，這一代價頗為昂貴且不必需，徒增人們對於政黨惡斗的反感而已。
二 比較研究之目的在於借鑒
比較研究的關鍵在於借鑒。從政黨學理論的應用來講，就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而言，必須汲取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和蘇共消亡的慘痛教訓。
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除必須具備政黨組織、政黨領袖、政黨社會基礎等硬件外，黨魂、黨德、黨風等軟件對於政黨的興衰成敗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黨魂是指以什麼理論、主義為指導，主要解決為誰而戰和為何而戰的問題﹔黨德是千千萬萬個政黨成員的品質所凝聚體現的政黨道德形象，會產生對社會大眾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黨風即黨的作風，是全黨包括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個人在政治、思想、組織、工作、生活等方面體現的態度和行為，並相互感染形成的風氣。僅以國民黨和蘇共這兩個曾有長期執政歷史的政黨為例，看它們是如何成為前車之鑒的。
一是失去大陸的中國國民黨。對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原因，海峽兩岸有不同的觀點，然而人們今天想知道的是，作為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是如何看待的。其實自抗戰初期，蔣介石就糾結於國民黨自身的腐敗、軟弱和無能，這使他深深憂慮並陷於困境之中。國民政府1938年公布的《懲治貪污暫行條例》規定：克扣軍餉，從購買軍工用品中舞弊，倒賣軍用品，強佔強募財物，以軍舟、軍馬、航空機裝運違禁漏稅物品，有意擾亂金融，違令收募捐稅公債，擅提截留公款者，判處死刑、無期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見國民黨軍政人員貪污腐敗的嚴重性。1939年1月，蔣介石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的講話頗為沉痛，“到了現在，本黨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無聲”，“散漫凌亂，紀律廢弛，不但喪失了黨魂，幾乎連軀殼也不復存在”，“一般民眾不僅對黨無信仰，而且表示蔑視”。在黨外人士和一般民眾看來，“黨部就是衙門”，“黨部委員就是官僚”，“‘官僚’這兩個字 ， 就是貪污偷懶、敷衍虛偽的總名稱”。蔣把國民黨的表現歸納為：懶惰、虛偽、散漫、遲滯。“由於黨的腐朽，有能力有獻身精神的黨員離開了黨，而黨外有才華的人又不願加入”。“一般民眾對本黨沒有信仰，就是對我們抗戰的政府沒有正確的信仰。我們抗戰而不能取得民眾的信仰，這是絕大的危險！”蔣介石說：講這樣的話使他深感悲痛，“國家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國民黨正在衰弱中死亡。除非國民黨現在自己重新振作起來，否則歷史不會給它第二次機會了。”
在國民黨一黨訓政之下，八年抗戰國民黨貪污腐敗沉疴日重，抗戰勝利后變“接收”為“劫收”，更使國民黨病入膏肓。國民黨內曾有革新派呼吁改革，1946年7月《革新》周刊創刊號刊登《我們的呼聲》，檢討整日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不離口的國民黨並沒有實行三民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展國營民營事業諸端也均未實行。隻看見官僚資本，以及其他寄生者之投機橫行，腐蝕國民經濟，使全國大多數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今日的本黨，已為官僚主義及派系主義所腐蝕，政府各機關多泄沓因循，虛張粉飾，喪失為理想而奮斗的精神。各級官吏多瞞上欺下，鮮有救國救民的抱負，無論政府機關或黨務機關，一切措施多與人民相隔離，成為腐敗的衙門”。 “黨離黨員，黨員離黨﹔黨離民眾，民眾離黨﹔上層有黨，下層無黨﹔都市有黨，鄉村無黨﹔做官有黨，做事無黨﹔為私有黨，為公無黨﹔空談有黨，實行無黨﹔黨內有黨，黨外無黨﹔黨的頭大，黨的腳小﹔黨的名存，黨的實亡。” 1947年秋天國民黨員、三青團員進行重新登記時，僅有107萬、8800 人，比抗戰勝利后總清查時的262萬、9975名減少60%。
對於失去大陸的原因，蔣介石並不認為共產黨“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完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本黨，組織瓦解，紀綱廢弛，精神衰落，藩籬盡失之所招致。”
二是自我埋葬的蘇聯共產黨。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已22年，究竟是什麼導致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國內外政治界、學術界對其原因進行了多視角多方位的探討和研究，論文著述不計其數，包括《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概括說來主要觀點有：“三大壟斷”說（即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真理，即本書所持觀點）﹔體制弊端說（黨的組織制度的衰敗是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改革失敗說﹔蛻化變質說﹔精英叛變說﹔黨群疏離說﹔腐敗亡黨說﹔“斯大林模式”說﹔和平演變說﹔戈氏葬送說﹔民族矛盾說﹔軍備競賽說﹔輿論失控說等等，對蘇共敗亡的原因認識不盡相同，但不同的認識會導致不同借鑒。
作者認為，蘇共之所以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最深層次原因是權力制度結構造成的，這種權力制度結構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從政黨的外部結構來講，蘇共實行純粹的一黨制，從名義上和實際上都不允許其他政黨的存在，蘇共高度壟斷國家和社會的一切權力，掌握國家政權也掌控著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生活。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的領導者都必須是共產黨員。因無政黨外部的監督和制約，就不能夠聽到不同的聲音，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一黨制的種種弊端在蘇共身上表現的最為突出。
第二，從蘇共內部權力來源講，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均由上級委派，構成了層層向上負責的權力金字塔。長期的干部委派制導致蘇共脫離群眾，在政治上逐漸蛻變成一個游離於黨員和群眾的監督之外的特權階層。特權階層享有特殊工資、特殊供給、特殊住房、特殊服務、特殊教育的權利，人數達到50萬至70萬人，加上家屬約為300萬人。特權階層的滋生必然導致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賣官鬻爵，就連黨委書記也都明碼標價，“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l0萬盧布”。黨的特權、腐敗階層的產生嚴重敗壞了黨的風氣，腐蝕了社會風氣，損害了黨的形象，制造了巨大的社會鴻溝，瓦解了蘇共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嚴重敗壞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聲譽。更大的危害在於，黨的特權、腐敗階層利用對國家資源所擁有的支配權，大肆侵吞國家和社會的財富，“斬斷”了自己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就必然改變黨的原有的性質與宗旨，這樣的黨最終就必然被人民群眾所拋棄。
第三，從蘇共自身制度結構來講，權力高度集中是革命性政黨的突出特征，革命性政黨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建立國家成為執政黨后，應逐步通過體制的變革克服權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蘇共則與此相反，由權力高度集中發展到斯大林個人專制，突出表現在該黨內部以制度化的暴力肅清異己分子，1937-1938年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大清洗完成了大換血，實現了對黨的領袖斯大林絕對正確歷史地位的塑造。斯大林時期拒絕改革，赫魯曉夫執政11年則是“唯意志論”的隨意性改革，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僵化保守延誤改革，后在兩年四個月中就有三位蘇共領導人先后病逝，最后積重難返，到戈爾巴喬夫自我埋葬式的改革，將蘇共和蘇聯徹底置於死地。
第四，蘇共的權力制度結構導致黨魂泯滅、黨德喪失、黨風腐敗。蘇共歷史上的“肅反”和“大清洗”，對黨自身肌體造成了極大傷害。換血前的蘇共，相信“黨的一切都是對的”，換血后的蘇共，相信“黨的領袖的一切都是對的”。蘇共大清洗后最可怕的變化是，黨的新成員們習慣於告密和揭發的文化。習慣於看領導的眼色行事，習慣於通過出賣靈魂的方式，獲取物質和權力上的享受。這樣的政黨文化嚴重敗壞了黨的風氣。同時特權腐敗階層使蘇共在黨德失去了道德制高點。及至后來蘇共全盤否定黨的歷史，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抽空了黨的靈魂。
1989年前后，蘇聯國內曾經做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令人十分吃驚：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隻佔7%，代表工人的隻佔4%，代表全體黨員的隻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顯然，在民眾心裡，執政黨隻代表少數掌權者的利益，成為少數特權者手中的工具。在蘇共歷史上，黨靠自己清廉、勇於犧牲奉獻的作風和形象激勵過千千萬萬的人獻身於黨和國家的事業。但是當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斗力、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的衰退是必然的。當這座權力金字塔大廈轟然倒塌時，人民漠然地站在遠處，無動於衷。歸根到底，蘇共滅亡起決定作用的是“這一模式本身的一系列原則性結構缺陷”，“特殊的世界實力政治格局下的不利的外部環境”只是催化劑。
我們必須承認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共與蘇共在政黨特性和組織特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同一民族文化土壤中先后執政，受同樣的傳統社會文化影響。國民黨與蘇共同時由於均是由革命性政黨發展而來，政黨取得政權的機制與議會民主型不同，一旦失去執政地位即進入歷史的山洞，歷史不會再給它第二次機會。蘇共和國民黨取得政權的方式都是革命式的，它們的前車之鑒就具有特別的惕勵作用。
三 政黨制度的形成方式既是“長成的”也是“做成的”
英國19世紀著名政治思想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其《代議制政府》一書中說:“一國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從該國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長起來的一種有機的產物，”“而決不是故意的目的的產物。”“如果充分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通常是持久的，經過連續不斷的凝聚，就構成適合該國人民的政體。”因此他的論斷是政治制度包括政黨制度“不是做成的，而是長成的”。 當今世界各類政黨制度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運作方式和規則，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點。但是各國政黨制度的形成都同本國的國情密切相關，都會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性。政黨制度是一個具有生命的復雜體系，這一肌體與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的傳承相互交融。就西方主要國家而言，政黨制度的產生與各國憲政歷史密切相連。憲法作為政治共同體法律秩序的基礎，在國家與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人們共同遵循的價值基礎和依據。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在社會政治現實中配置政治權力，支配著政治權力形成和行使的過程，規范社會各個領域的政治體制，影響和決定著政黨政治的運行方式和機制。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大多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在議會或總統選舉的過程中形成並逐步發展成熟的。規范性的表達途徑使政黨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內競爭，而不是暴力相向導致國家分裂，這樣就形成了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可見凡是由本國社會歷史發展而來的政黨制度都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這樣的政黨制度適合本國國情，深深根植於本民族土壤之中，具有較強的抗風險防震蕩的能力。
英、美政黨制度產生歷史証明上述觀點的正確性。英國政治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后秉持漸進的原則形成和發展的，漸進、累積性的及總體和平的政治變革開始於17世紀。隨著從國王向議會的權力轉移，政黨形成，內閣制度確立。再隨著擴大選舉權的1832年和1867年改革法案實施，議會制的兩黨制逐漸形成。到20世紀初，“影子內閣”制度產生並漸趨完備。英國實行內閣制，從形式上看，由內閣負責行政，議會負責立法，行政與立法分立﹔但從事實上看，行政、立法兩權已經由執政黨連結起來，不再分立與制衡。也就是說議會和內閣這兩部機器，同用政黨這部馬達來推動，所以“議會和內閣只是憲政的表象，實際運作權力的主體是政黨”。 同時由於英國政黨的組織特性、嚴格紀律、領導方式與憲政體制的運作互相影響，才使得英國議會制兩黨制得以確立和發展。
在西方國家中，隻有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是在沒有形成國家特性和國民性格之前，按照一定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設計並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根據成文憲法設計建構的聯邦制、權力制衡和司法審查是美國憲政體制的根本特征。美國的憲政體制在運行的歷史過程中衍生出總統制的兩黨制。美國兩大政黨組織鬆散，毫無紀律可言，因此從國家到政黨權力集中的程度遠遜於英國。有兩種情況在美國總統制下會發生，但在英國內閣制下則不可能發生：一是行政權和國會兩院分別掌握在不同的政黨手中時，等於在憲政體制上的權力對立之外疊加了第二層的政黨對立，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因而更加強化﹔二是如果行政權與國會中一院的多數黨同屬一黨，權力的分立也會強化。這是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特性和制衡精神在政黨制度中的體現。政黨政治與分權的、聯邦制的憲政體制互為表裡，使得總統制的兩黨制得益於結構鬆弛、無紀律可言的政黨組織配合，能夠順利運行。由此可見，美國的政黨制度並不是人為設計的產物，而是適應美國國情和憲政體制運行的需要自然生產的。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也是對“長成論”的有力佐証。當代中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人民爭民主求獨立的斗爭中形成的，也是與多黨制和一黨訓政制度在中國的破產分不開的。中國政黨產生於1905年。中華民國建立后，人們以為向往已久的議會制多黨內閣制即可實現，幾個月內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數百個政黨，並進行著目不暇接的分化組合。英國政治學家艾倫﹒韋爾把15個或20個以上的小黨彼此展開競爭稱為“原子化多黨制”，一般發生於推翻專制統治、黨禁初開之時，“是在民主化早期發展階段出現的一種現象”。 民國初年出現的“原子化多黨制”非真正的多黨政治，因沒有一個政黨能成為政治的中堅力量。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實行一黨訓政制度，軍事圍剿和特務統治是國民黨一黨統治的突出特征。抗戰后期，結束一黨訓政制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一致呼聲。抗戰勝利后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使中國的天空出現了議會民主多黨政治的一線曙光。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合作，為實現這一目標進行了不懈努力。然而國民黨為繼續其一黨專政，不惜發動內戰，並宣布民盟等民主黨派為“非法組織”。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各民主黨派參加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斗爭，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就成為歷史走向的必然。在協商建國、民主建政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的特殊歷史發展道路決定了多黨合作制度既區別於一黨制、又區別於多黨制。這種特殊性建立於歷史發展的政治基礎之上，是不可以逆轉和假設的。政黨制度符合國情與否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政治資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而決定了其競爭力的高低。正是由於多黨合作制度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展的產物，深深地根植於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的沃土之中，所以能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而卓然挺立，表現出強大的防震蕩抗風險的能力。不僅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多黨制風潮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並且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在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方面不斷完善，為改革開放以來巨大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政治制度又是“做成的”。人類的政治智慧可以作用於政治制度包括政黨制度，凡是成功的政黨制度都是與時俱進而非僵化不變，都會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這是一條普遍規律。在這方面德、法兩國有的成功案例。
戰后德國多黨制是汲取魏瑪共和國多黨林立、政治混亂，使納粹黨通過合法途徑上台、發動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深重災難的深刻教訓后進行改造而形成的。《基本法》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合作的聯邦國家”，“政黨參與形成人民的政治意志”， 確立了政黨的憲法地位，強調政黨的憲政作用，實行以政黨政治為運作基礎的議會制，把政黨看作是實現民主政治的中心力量。1967年制定的《政黨法》規定，政黨塑造民意的途徑有二：一是執掌政府大權，一是參加選舉。又規定一個政黨如在六年期間未參加任何聯邦或州的議會選舉，其政黨資格將被取消。在選舉制度上，採取了限制小黨參政的兩票制和“5％條款”，即在同一次選舉中，選民投票要同時投出兩票，分別選出一名選區議員和一個政黨。其中第二票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進入聯邦議院的政黨必須獲得全部選票的5%，才具備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的資格，所以“5％條款”也叫做“關門條款”。這一選舉制度的實行，導致長期以來形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為主，聯合自由民主黨或綠黨執政的“兩個半黨制”。為聯邦德國的政治穩定創造了條件。
法國一向是一個多黨制國家，也是多黨制的發源地。在第四共和國時期（1946年至1958年）實行議會制的憲政體制，多黨林立。各個政黨之間意識形態差距甚大，再加上議會選舉實行比例代表制，阻礙了政黨間的合作或合並。因此政局不穩，內閣更替頻繁。1958年依照戴高樂的理念制定了1789年革命以來的第16部憲法，糾正了第四共和國時期所產生的問題，鞏固行政權，限制立法權，將主管國防、外交的權力交給總統，實行總統和議會均由全民直選的半總統半議會制。這種“半總統半議會制”使得各政黨左右政局的能力大大削弱，糾正了多黨議會制弱點和不穩定性。長期以來法國雖多黨並存，但政黨的政治光譜色彩鮮明而典型，直到現在能左右法國政局的隻有四個黨派，即保衛共和聯盟、法國民主聯盟、法國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形成右、左兩翼主導與極右翼等小黨並存局面。第五共和國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征和獨特運作機制，並由此衍生出與之相適應的選舉制度與權力制衡機制。它兼有總統制和議會制這兩個政治體制的特點，是這兩種體制折衷和妥協的產物，但又不是總統制和議會制的簡單混合體。
由此可見，政黨制度與一個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不能強行簡單移植，同時政黨制度必須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人類政治智慧可以作用於政黨制度，對它進行限制或改進。在當代中國，多黨合作制度雖然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產生，但經歷過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多黨合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1989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意見》，明確了執政黨和參政黨各自的地位和性質，明確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明確了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基本點即“一個參加三個參與”。中共十六大以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向前進。中共十七大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戰略高度，對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做出全面部署，要求人民政協推動制度創新和工作創新，更加奮發有為地履行好自身職能。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這些舉措使得當代中國政黨制度呈現與時俱進的態勢。
四 中國共產黨近十年政黨轉型的表現和特征
辦好中國事情的關鍵在黨。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參政的各民主黨派，作為政黨制度的一體兩面，構成當代中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反腐敗工作的開展深得民心，“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逐步改善權力制度結構，對權力產生、運行的每一環節進行監督。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作用，使黨和國家各項制度相互銜接，協調發展。建設廉潔政治，以最大力度懲治腐敗，以鑄黨魂、凝黨德、正黨風，深刻汲取蘇共的慘痛教訓，正在走出一條跳出執政黨衰敗的“周期率”的新路。
近1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正在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表現為提出依法治國、擴大執政基礎、強化執政意識、加強執政能力、構建和諧社會以及開展群眾路線教育。
中國共產黨轉型的第一個方面，表現為提出依法治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現在，實際上實踐了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特別是黨的領導體制，由原來的終身制轉變為現在的任期制。同時，強調制度的作用，重視制度的建設，從一個法理的、依法治國的角度來治國理政。此外，更加強調對社會的治理，更加重視大眾的需求，立足長遠面對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表現為擴大執政基礎。從最早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強調無產階級先鋒隊，到后來強調“兩個先鋒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政黨的階級基礎或者社會基礎要根據時代變化而變化，而從“兩個先鋒隊”到提出“三個代表”，實際上就是在強調社會基礎的擴大，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涵蓋到當中來。
第三個方面，表現為強化執政意識。這包含四個層面的內容。首先，中國共產黨逐漸意識到政權的得來不是天然的，是人民群眾的歷史選擇，要始終保持先進性。其次，尊重政黨政治的普遍規律，吸收世界執政黨成敗的經驗教訓。第三，重視處理國家的重大政治關系。從十六大以后，共產黨開始重視處理國家的重大政治關系，包括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五大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黨關系，把政黨關系作為國家重要政治關系來處理，就是注意強化執政意識的顯著表現。第四，重視黨內民主建設。黨內民主制度的建設主要是黨員的權利問題，包括如何讓黨員充分行使權利、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內的民主選舉，還包括黨管干部，並將黨管干部與民主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強調黨管干部，但不是少數人從少數人中選干部，而必須通過一定民主程序。
第四個方面，加強執政能力建設。 2000年以后，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方面，有五個方面的能力要求，即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總攬全局的能力。其實加強執政能力主要是強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以及如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
第五個方面，強調要構建和諧社會。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提升，社會各個階層之間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群體性事件特別是重大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強調構建和諧社會正是著眼於解決此類問題。總的一個目標，則是要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惟其如此，中國夢和每一個人的夢想才會實現。
第六個方面，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總書記經常講，“人心向背決定黨的生死存亡”，群眾路線教育是在重視贏得民心，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隻有把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理順了，才能破除四風。黨的作風建設具有長期性，黨的風清氣正，才能獲得社會民心，失去民心、離心離德，是非常可怕的。
從以上歸結來看，中國共產黨當下的轉型呈現出以下三個特征：
自覺性：中國共產黨的轉型可以同蘇共對比，蘇共到了勃涅日列夫時代遇到了很多矛盾和沖突，但是蘇共在這些矛盾和沖突面前表現得非常僵化，沒有任何回應。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共產黨有一個自覺轉型的舉動。
漸進性：逐步淡化意識形態。政黨轉型很重要的一個表現是淡化意識形態的爭論，到了2000年前后，我們逐步開始盡量少使用一些體現很強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匯和語言。這其實與時代相連。時代發生變遷，理論觀點也必須隨之發展變化。如此才能建立黨的社會基礎，才能夠爭取方方面面的支持。過於強調意識形態，是與整個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的方向是相違背的。
長期性：基於上述對於中國共產黨轉型的歸結和判斷，中國共產黨從執政方式和理論觀念，開始與時俱進，但還遠遠不夠，現代的社會，民意的表達來得比較及時，對於很多問題的處理，需要反應快，判別清。政黨轉型，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責任編輯張秀平女士為本書的修訂出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她要我在此之際可以說點自己想說的話，所以就以上拉拉雜雜，說了這些。不妥之處，尚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深深感謝張秀平女士，也感謝關心本書的各位大方之家。
作者周淑真謹識
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於時雨園
《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二版第六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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