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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真:你最需讀懂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2014年07月08日07:54   

透過托克維爾鞭辟入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關聯,看到舊的思想觀念在21世紀的遺留,看到專制制度對社會人心的腐蝕,看到民主的缺乏如何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

《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於1856年,作者是法國歷史學家亞力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1805-1859)。136年后即1992年才有由馮棠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本。

反思法國大革命的力作

要了解《舊制度與大革命》,必須了解法國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的歷史變遷。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推翻了封建君主制,1792年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但1804年拿破侖成為法國皇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拿破侖帝國),結束了短暫的共和國歲月。1848年二月革命,成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並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擔任總統,但僅僅在四年后便“帝制恢復”,1852年法蘭西第二帝國創立。1870年普法戰爭結束,法國再次恢復共和制,創立第三共和,並一度於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建立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巴黎公社,但旋即失敗。法國民眾在普魯士軍隊撤走后,再次恢復了第三共和。1940年法國被納粹德國佔領,二戰結束后開始了第四共和國,直到1958年5月。是年在阿爾及爾的軍官和法國居民發動叛變,法國總統請戴高樂再次出山,收拾殘局。戴高樂迅速成立緊急政府,並立即通過另一部共和國憲法(即現行憲法,是法國歷史上的第16部憲法),至此,第四共和結束,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即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由此可見,雖然法蘭西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詞從法國大革命中來,但法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十分艱難曲折,是經歷過多次折騰的。

托克維爾的公務活動始於1839年,這年他在故鄉諾曼底省的眾議員競選中當選議員,當時他隻有34歲。托克維爾進入眾議院后,本想深入到極其廣泛的政治生活中心,但他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同國家並無實際聯系的死氣沉沉的封閉的世界,每天都感覺不到有留在這裡的必要。托克維爾年輕時,看到過拿破侖帝國的崩潰,看到過波旁王朝的復辟。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目睹了1848年的革命和第二共和的建立。他與同時代的青年一樣,熱烈地歡迎新制度,滿懷激情地跟著這個實驗發展前進。凡是走向民主的事件,一直受到托克維爾的關心。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上加速前進的革命,是托克維爾最為關注的對象。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強了他認為社會必須走向民主的信念,他決定到似乎已將民主提出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解決了的美國看一看。他考察了民主在美國的情況,從中聯系民主在歐洲的進展。他考察新大陸帶來的成果是《美國的民主》。1835年該書(上卷)一問世,即取得了公認的輝煌成就,曾多次再版並為他在1838年進入人文和政治科學院打開了大門,也使他在1941年成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他個人在同胞中獲得了良好的聲譽。另一方面,由於出身於貴族家庭,他的名字也被一些人詆毀。托克維爾家族的歷史在幾個世紀中同諾曼底的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系:他的一位祖父曾跟隨征服者紀姆堯跨過英吉利海峽征服英格蘭,所以這個家庭在諾曼底地方影響很大。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托克維爾的父親差一點上了斷頭台,是熱月9日政變救了他。他的父親在熱月9日復辟期間,當過一任省長和一屆貴族院議員。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

作為眾議院議員,托克維爾參與了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並曾於1849年6-10月一度在秩序黨的內閣中任外交部長。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在這部著作中,浸透著他對拿破侖三世專制制度的仇恨和對法蘭西民族命運的思考。在法國60多年來經歷幾次革命之后,托克維爾認為共和國是建立明智而公正的自由的最后機會。他把1789年后的60年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統稱之為“大革命”。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把注意力集中於大革命的深刻原因,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他閱讀、利用了前人從未接觸過的大量檔案資料,注意在歐洲歷史的一般規律中抓住法國歷史的特殊規律加以分析,並努力尋找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揭露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系,深刻分析法蘭西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歷史的箴言,是一本開啟先河的著作。然而《舊制度與大革命》同其他著作相比,篇幅較小,既簡要明了,有時甚至極端洗練,又邏輯性極強﹔既避免了抽象的概念,又具有厚重的內涵和復雜的內容,往往使不願意遵循耐心解讀文本這一嚴酷守則的匆忙讀者無所適從。因此,在筆者靜下心來反復閱讀之后,才有可能對其中之精義領略一二,給大家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 雅克•路易•達維特

最客觀冷靜的哲學思辨

首先,《舊制度與大革命》詮釋的核心問題是“歷史”與“革命”的連續性。在某種意義上托克維爾為革命辯護,在另一種意義上則批判革命,但是他始終強調“連續性”的本質。他在替革命辯護時,証明革命並非如反對派所言的那樣標新立異,那樣荒誕不經,革命爆發的根源恰恰是舊社會貴族的衰落、階層的分離、文人抽象的理論原則,它實現的都是先前所有各個時代已經准備好的來自歷史、來自舊制度的東西﹔在他以批判的眼光論述革命時,托克維爾力圖喚醒人們對革命的可怕后果的憂慮,即拿破侖的新型專制代替了路易十六的國王統治,人民歷盡千辛萬苦卻隻迎來“多數人的暴政”,竟還能可悲地安於享受這“革命的成果”——“奴役下的平等”。托克維爾尖銳地指責封建制度中早已孕育的邪惡萌芽,經過革命“毫無疑問繁衍和惡化到了極點”,它正是“歷史”的流弊對“革命”宣告了勝利。托克維爾以異乎常人的哲學思辨,洞穿時間的隔膜,撥開歷史的虛幻與假象的迷霧,得出分析的結果:大革命這一場社會政治運動,是一項需要長期才能成就的事業。

其次,是對於大革命前歷史的解讀。人們通常喜歡以極其苛刻的文字描繪“偉大革命”誕生前的黑夜,賦予它一切最惡毒、最無情、最嚴酷的罪名。對18世紀后半期路易十六的統治的詬罵正是如此。然而,這只是不懂歷史的人的玩笑,托克維爾重新為我們塑造了那個溫文爾雅,甚至可以說是天下太平的年代。從查理四世以來,從未有任何一位君主如路易十六一般,關懷人民的命運仿佛如自己的命運。在他的敕令中,毫不隱晦地表達了對農民疾苦的深深同情,對賦稅平等的孜孜以求,對一切折磨臣民的古怪暴虐的制度的呵責。然而正是這危險的仁慈,喚醒了早已麻木的人民,與之一並迸發的是噴薄的仇恨、嫉妒與欲望,瞬間憤怒的人們以最野蠻、最激烈的革命將最溫和的國王和他的政府送上了斷頭台。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誕生一百年后,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也發表了相似的見解,他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通過諸多案例的統計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高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動員如何增加了人們對更好生活的期待,但是這種期待卻超過了現有政治體制所能承受的能力,結果就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不滿與沮喪心理,最終制造了混亂的局面甚至是革命。可見,縱使是15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一個想要知道“什麼是好政府,如何做好政府”政治家都應該認真領悟托克維爾的政治智慧。

再次,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對自由與民主的政治關懷,充滿了哲學的思辨。“在為大革命做准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后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這正是托克維爾對大革命最中肯的評價。舊制度對法國大革命最大的勝利就在於,舊社會中“國王-總監-總統”構成的金字塔式隱晦的集權模式,在革命者與人民的擁護下,搖身一變轉為擁有堅固合法性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度——拿破侖的第一帝國。革命前,政府盡可能小心翼翼地隱藏集權的真相,“依靠不合法和專橫的手段庇護政府官員”,而大革命以后,中央集權與官僚制度竟變得高尚而不可質疑,“政府已能合法地讓他們違反法律了”。對此,托克維爾深惡痛絕。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集中筆墨闡發了關於大革命對舊制度的行政風尚畸形回歸的洞察和深刻思考。

民主是什麼? 托克維爾將其定義為形式的平等,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其本質就是一種“多數決”,是公民就公共問題通過投票做出決策。但它往往成為下層人民表達心聲的極端手段,很容易成為極權主義的力量源泉﹔而自由,卻是一種古希臘式的“意見”,是公民就公共問題,相互評判,協商並達成一致的妥協。因而,自由是講究寬容、理性的對話,它尊重人的選擇,接受批評,不拘泥於某種絕對主義的東西,其背后關懷的是實質的平等。一個真正熱愛自由的民族,不會在剛剛推倒的舊皇宮的瓦礫中重新拾起“王權”的廢渣,並賦予其無上光榮的權力。他說:大革命中的法蘭西民族“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似乎追求自由的目標,其實只是為了牛奶與面包。革命者們無法去享受獲得自由的過程帶給他們的快樂,因為他們隻需要自由的結果,即物質上的福利。因此,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如上帝摧毀世界的憤怒的洪水,沖垮一切防止人民獲得利益的阻礙,卻又急不可耐地恢復帝國大廈,過著奴役下看似平等的物質富裕的生活。對自由的無知,更使得革命者以為絕對的平等就是社會正義。文人們的普遍原則和文學氣質,引導著民眾的想象力建立虛構的社會,以“人民”的名義約束公民的自由生活,形成聞所未聞的名為“民主專制制度的特殊專制形式”。在革命時代人們關注於未來的幻想,往往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和“奴役下的平等”。

最后,托克維爾特別重視民族特征和傳統對一個國家革命的影響。他在書中運用比較研究的方式,經常把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的歷史進行對比,特別指出它們之間的區別:美國沒有封建制度這個強大的敵人﹔英國貴族並未因革命喪失權力,他們與資產階級實行聯合統治﹔德國(除萊茵區外)的農奴制長期存在,農民不像法國那樣早已擁有土地。他甚至還批評18世紀法國思想家對中國專制主權的美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描繪了法國民族性的各種表現之后指出,唯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突如其來、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復、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托克維爾如何看待普遍性與特殊性、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辯証關系。'

歷史的箴言及其對當代的啟示

聯系我國20世紀發展歷史與21世紀的現實,《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許多論述對我們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對為什麼革命后建立新的制度最終是舊制度的翻版,托克維爾說:“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盡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

對於專制制度對社會人心造成的危害,托克維爾說:“專制制度奪走的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冷若冰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隻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經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幾乎無人不拼命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專制制度……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

對於空談抽象理論對國家的危害,托克維爾指出:“研究大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致﹔遵照邏輯法則,按照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是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夸之詞以及文學句式。”“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

托克維爾關於歷史的箴言還有很多,以上是筆者擇其要者並聯想現實最有感悟的一些內容。透過托克維爾鞭辟入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關聯,看到舊的思想觀念在21世紀的遺留,看到專制制度對社會人心的腐蝕,看到民主的缺乏如何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我們可以從這些論述中得出改革必須是漸進的,必須從點滴做起,改革開放隻有進行式,沒有完成式﹔我們還可以從這些論述中得到這樣的啟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雖然講述的是法國的歷史,但是,書中分析的社會政治規律,放在今天中國的背景下仍有其理論及現實意義。重讀該書以及延伸閱讀托克維爾的其他著作,如《美國的民主》上下冊、《托克維爾回憶錄》(這兩書都有中譯本),對於拓展視野、涵養文化、增長知識都是有意義的。

作者系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常委,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北京觀察(2013年1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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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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