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奇：“快文化”之殤

　　劉奇 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著有《劉奇文叢》六卷。

　　劉 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之快，舉世稱奇。短短30多年，幾億人擺脫了貧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是個了不起的壯舉，令國人歡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們發現，“快”已經成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價值標杆，成為一種浸透人們生活的文化現象。人們都在急匆匆地生活，來不及感受，來不及感動。盡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經濟社會的運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經初露動力機制失范、平衡機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諧、社會理性失控的端倪。人們額手拭目：“快文化”要把我們帶向哪裡？

　　是什麼孕育了“快文化”

　　“快文化”起於青萍之末，發於群體共鳴，成於價值導向。“快文化”能夠在不長的時間內形成一種風靡社會的文化現象，有著復雜的時代背景，是多種因素的凝結、多重力量的聚合。

　　一是“窮怕了”的求變心態促使“快”。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陷於集體貧困，尤其是“三年飢荒”，成為國人刻骨銘心的記憶和揮之不去的陰霾。今天，祖祖輩輩的貧困鏈已經打破，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吃不飽的現象基本杜絕。但“餓怕了”、“窮怕了”的心理卻揮之不去，加上對未來缺乏穩定的預期，沒富起來的人似乎擔心哪一天一夜之間溫飽又會成為問題，而富起來的人似乎擔心哪一天自己掙得的財富會一下子付諸東流，於是，當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斷推開阻礙發展的“水泥板塊”時，“終於逮住機會”的人們，就拼命搶時間，爭速度。一度亞健康遍及社會，過勞死屢見不鮮。

　　二是國際比較差距牽引“快”。改革開放前人們對外部世界了解不多，自我感覺良好，當時一個普遍的心態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難，需要我們去解救，有那麼多人不如我們，自己當然很幸福。國門一打開，頓時傻了眼，當大多數中國人想求一輛自行車而不得的時候，美國幾乎家家院子裡都停著兩輛汽車。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老百姓急了，政府也坐不住了，趕緊追趕，參照坐標即為發達國家。這種追趕，對於有著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泱泱大國來說，更多地涂上了急於求成的理想主義、揚我國威的愛國主義和自尊自強的民族主義色彩，使“快”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由於差距過大，別人還在繼續趕路，短時間接上軌絕非易事，於是想盡一切辦法，動用一切力量去追趕。心理學上有一個很經典的愛斯基摩結構，這種“快”就類似於愛斯基摩結構中拉雪橇的“力狗”，拼命追趕，越跑越快，越追不上，越要加速。

　　三是現代科技傳導“快”。欲望、技術和智慧構成了現代哲學最基本的話語體系。技術是實現欲望的工具，現代科技則是“快”的翅膀。美國一位知名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在2005年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他認為，在源代碼、搜索技術等十大現代科技的傳導下，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平、越來越快。科技的傳導，使天涯成為咫尺，大家互相看著比著，誰跟不上時代的節奏，誰就可能被這個時代淘汰。於是，你追我趕，唯恐落后。

　　四是不斷吊高的社會胃口推進“快”。馬斯洛理論表明，一旦一種需求得到滿足，就會有另一種需求滋生出來。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年代，人們共同的欲望隻有一個吃飽，吃飽了就是幸福，后來吃飽之后，人們的欲望卻變成無數個。人們現在的興奮點是要千方百計地趕超別人，不是求更好，而是求最好。動輒全國第一，世界第一，再不濟也要弄個區域第一，無節制地擴張欲望，超現實地盲目追求，導致發展越快，攀比越嚴重，對物質佔有的欲望越強。

　　五是政績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當官要趁小”，一些帶著這種觀念的人，為了趕上當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績。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無限的，為了把有限的任期變為無限向上的資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內干出一番看得見摸得著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來。為適應這樣的潛規則，一些地方政府變成了“生產突擊隊”，千方百計在短時間內生產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比如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檔次，吸引領導眼球，來不及考慮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先整幾個“地標建筑”忽悠一下。更為可怕的是，在政績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價趕工期，求速度，導致朱镕基所說的“王八蛋工程”屢見不鮮，不僅一般的道路、橋梁、樓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軍事建筑，飛機場、火車站有的也一樣弱不禁風。一項研究表明，歷次政府換屆都會推進GDP快速增高。“換屆效應”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已引起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有工程，才有政績，有政績，才能升遷。快出政績，才能快速升遷，你要從長計議，為子孫謀，沒誰看得見，或被視為無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這就是造政績者的心理邏輯。

　　六是“日新月異”的價值標杆催生“快”。“日新月異”是漢語詞匯中形容變化快最常用的修飾語。現在說哪個地方日新月異，就是對其最大的褒獎。“日新月異”已然成為人們價值標准、審美判斷的一個標杆。一些地方對下面的要求是兩個月組織一次檢查，隻看新項目、新成績，舊的不看，逼得下面隻好不顧一切造新的，變著花樣出政績。這個標杆有兩個核心刻度，一是“新、異”，二是“日、月”，前者強調發展的狀態，越新越異越好，后者強調變化的時間，越短越頻越好。在這種度量標尺的丈量下，一個個標新立異的事物在短時間內應運而生，進而演化成集體時尚。比如，幾乎所有的建筑師都想搞出一個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結果中國成了世界奇形怪狀建筑物的試驗場。中國城市不僅比賽長“胖”，競相擴張地盤，還比賽長“高”，摩天大樓一個比一個壯觀。“日新月異”的價值預設還會直接導致一個后果：求統一而廢個性，追逐新而忘記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異，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忽略了應該堅守的東西，應該傳承的東西。積澱了幾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蘊含著許多人類文明的基因，但在當下“快文化”的沖洗下，已是鳳毛麟角。城市一樣化，集體無個性。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新月異”一旦成為工作標尺，人們就可以對制定的規劃和已有的成果視而不見，甚至否定歷史從頭再來，導致“規劃”成“鬼話”。在中國歷史上，推倒重來的折騰差不多就是中國王朝更替的規律。

　　七是動力機制失范盲目“快”。動力機制，是人類社會賴以運行的最根本、最基礎、最普遍的機制。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發展失去了規則，“快”就像脫缰的野馬，任意狂奔。隻要對自己有直接好處的就大干快上，沒有直接好處的就拖著不干﹔不該快的快，該快的不快。當今世界的競爭主要集中在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和信息技術三個前沿科技方面，這三大技術我們與世界相差甚遠，本應快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卻沒能快起來。相反，不該快的，快得驚人。近幾年出現的“三圈”就是明顯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開放以來已有3億畝土地被圈佔。二是“圈錢”，利用股票市場為企業圈錢，股民數萬億的資本不翼而飛。三是“圈人”，兩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我們引以為豪的人口紅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業掠走。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動力機制失范最容易導致一些部門根據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項目。根據中國民航局2009年3月發布的統計公報，中國境內航空通航機場共有158個，許多中小機場利用率低，甚至出現“無機可飛”的閑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仍斥巨資改擴建和新建機場。在動力機制失范的情況下，許多狂想都會出現，許多狂“快”都會產生。

　　今天，在960多萬平方公裡的場域內，人人像一個高速運轉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經不止是節約時間這個單純的理由，其背后有著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經不止是人們的生活節奏，而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文化現象。

　　“快文化”要把我們帶到哪裡

　　“快”是一把雙刃劍，合乎規律、不越邊界、遵循科學的“快”能指向天堂，反之，隻能把我們帶向相反的地方。這是由“快文化”的特性決定的。

　　一是加速性。媒體報道，英國懷斯曼教授和英國文化委員會聯合調查結果顯示，過去十年，人們步行的速度加快了10%，大街上到處是步履匆匆的行人。跟物理學上的加速度原理一樣，在社會學上，發展中的事物一旦失去約束，就如同物體之間失去摩擦力，也會呈現出越來越快的加速度發展態勢。

　　在這種“越來越快”的大環境下，“以快論英雄”的畸形偏好被社會普遍接受，“快”意味著一切，隻要能快，就是本事。導致一些人在追求“快”的道路上，不擇手段，不計成本，不顧后果。這種超越規律的加速，就像一輛疾馳的列車，想減速都很難，更不要說停下來。《共產黨宣言》裡有一句話：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這可以用來解讀快文化的加速性帶來的后果。

　　二是省略性。一味圖快，隻求結果，隻能省略過程。朝為田舍郎，暮就想登天子堂，做任何事都巴不得一步登天。一些酒廠，省略窖藏甚至釀制的過程，用工業酒精與化學藥品勾兌，十年的味道，甚至百年的味道，十分鐘即可搞定﹔一些項目，不顧物理反應和化學變化的基本時間要求，壓縮工期，偷工減料，導致豆腐渣工程頻頻出現。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對媒體感慨：他在一家書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經典》竟然濃縮在200頁的篇幅裡。“隻想閱讀管理書籍的摘要，隻想在5年之內就趕上日本花50年所學的，這正是中國人打算做的。”大前先生的話可謂一語中的。

　　省略過程的“快”一旦成為文化，社會自然會弄虛作假，破壞程序，不講規則，少勞或不勞而獲。這是眼下中國人心浮氣躁的源頭。

　　三是裹挾性。文化具有與生俱來的同化力和裹挾性。快一旦成為文化，便形成“漩渦效應”，不管你該不該快，能不能快，願不願意快，不管你是工、是農、是學還是商，統統把你漩入其中，想躲都難。不少孩子希望家長是“富一代”、“權一代”，這樣可以一步跨過二十年，學生中比闊拼富，從幼兒園到大學普遍存在﹔一些研究者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論”而文，此風已泛濫成災，逼得評審者不得不用現代高科技手段檢測真偽。快文化的裹挾效應，導致跟風盲從，人人不必思考，不願思考，不想思考，也來不及思考，社會以順潮跟風、隨波逐流為能事。一個不善思考的社會，不知會滑向哪裡？

　　四是漸進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行為到心態再到制度。“快文化”起於青萍之末，開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隨著一個一個快速行為的累積，人的心態漸漸也發生了變化，不管做什麼事，都想方設法快一些，再快一些，形成事事爭快的定勢。這種求快的心態又逐漸由己而人，推而廣之，“快”不再只是隱匿於人們心中的自我節律，而是登堂入室，成為寫在紙上挂在牆上的管理和治理的硬性約束。翻看近30年的規章制度和各地領導講話，不難發現，各種“快”的表達詞匯步步升級，一個比一個給力。第二，從單項到局部再到整體。一開始只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單項工作，進而就擴展到越來越多的領域，直到流布整個社會，形成濃厚的“快”的氛圍。現在，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飲料，學習是速成班，就連愛情也追求速配、閃婚。第三，從物質到精神再到文化。“快”最初的表現形式多為物質性，比如項目的快速推進，經濟增長的幾何式遞增﹔漸漸地，這種“快”浸潤到人的大腦，進入精神層面，越來越多的人在追求財富時繃緊神經，隻爭朝夕。誰快誰就可能先富起來，誰快誰就可能先提上來，一部分人的自覺行為慢慢演繹成一個群體一個社會的生活樣法，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文化。

　　一種文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人的大腦，又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如果不及早防備，就會出現“溫水煮青蛙”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風險源是維護社會和諧需防范的四大風險源（其余三個是經濟風險源、社會風險源、政治風險源）中的最大風險源。

　　五是非理性。置身在“快文化”的氛圍中，就像“身在廬山”的觀者，看不清本來面目，再加上對發展的飢渴和崇拜，人們對“快”常常表現出非理性的色彩。隻琢磨快的速度，不考慮快的結果﹔隻琢磨跟風趕潮，不考慮是福是禍。早在2005年，全國就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3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務區，至於什麼是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要具備哪些條件，則考慮的不多。全國目前耗費巨資建有各類主題公園3000個，隻有10%贏利，20%勉強維持，70%虧損。

　　六是變異性。在通常情況下，快能節約時間，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對“快”的溢美之詞不絕於耳。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結果會發生質的變化。一塊石頭扔到水裡會立即沉下，但如果改變它的運行速度，它就會浮在水面疾駛。《孫子兵法》說：“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在社會學上，不當的速度也會導致質的變化，使結果南轅北轍。“過猶不及”、“欲速則不達”是古人經驗的總結。曹操急於成就統一大業最終敗走華容道，拿破侖急於進攻俄國遭遇另一個滑鐵盧。我國解放初期的“極左冒進”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本來人們追求“快”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數，但現實中，人們發現，GDP的快速增長反而與內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馳。更令人擔憂的是，快文化使社會上一些人中彌漫著一股暴戾之氣，動輒惡言相傷，拳腳相向，甚至動刀子、潑硫酸，更甚者雇凶殺對手、殺朋友、殺父母。

　　“快”有規律，“快”要適度，“快”須順勢。當快不快，必生懈怠﹔不當快而快，必受其害，結果會背離初衷，適得其反。

　　“快文化”如何降溫退燒

　　當“快”成為一種文化，其影響和作用就遠遠超出了“快”的應有之義，成為與“科學發展”相背離的一種社會現象。“快文化”亟待消解。

　　首先，應弄清為何而快，為誰而快。《舊唐書》裡有一句話“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毫無疑問，“快”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是“人”，是“百姓苦樂”。“人”是任何社會存在的終極目標。因此，求“快”之道，必須圍繞四個“人”字展開。

　　問題一：是不是為了“全體人”？在快的急行軍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個群體，而是所有的人。決不能隻顧自己跑得快，而將一部分人甩掉不管。

　　問題二：是不是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質產品，又要精神產品，還要政治產品。隻顧物質產品快速增長，隻能形成一個“經濟人社會”，物欲橫流，人多趨利﹔隻顧精神產品快速增長，隻能形成一個“烏托邦社會”，虛無縹緲，空中樓閣﹔隻顧政治產品快速增長，隻能形成一個“政治人社會”，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頗的快都是毫無意義的快，關鍵要看這個“快”是否扣緊了社會價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航向，是否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多種需求。

　　問題三：是不是為了“多代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不可謂不快，但當中也存在對歷史、對現實和對未來的透支。如幾千萬年甚至上億年形成的自然風景遭到破壞，很難修復﹔如污染環境幾代人受害，過度消耗資源與子孫爭飯吃。因此，求“快”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全社會都應思考一個問題，“今天我要快發展，我拿什麼比明天”？

　　問題四：是不是為了“具體人”？人，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為人民服務”，“文革”時喊得最響，人人胸前都挂著這個牌子，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談服務。任何一項政策的設計都必須細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標人群，不能籠而統之、大而化之、省略主體、虛化主體、空喊口號。

　　其次，應在制度層面予以規正和約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爭論”原則，特別是在經濟發展上，隻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貓黑貓都是好貓。這在特殊時期的正效應是十分巨大的。但由於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給不足和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等問題，給“快文化”的滋生、發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筆。因此，要從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須從制度上予以規正和約束。

　　一是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成功走過兩步，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賽程過半”。可以說在“量”的問題上，我們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但是，在“質”的問題上，存在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資本主導勞動、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發展、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問題。今后，要實現質與量的統一、快與好的統一、物與人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是建立一套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如果仍然堅持“以快論英雄”，那麼轉變發展方式注定是一句空話。所以，必須建立一套嚴格的評價考核制度，把快文化裝進“籠子裡”，讓快文化在規定的邊界裡運行。在新的評價體系中，應重新設計評價標准和考核內容，比如再也不能單純“以快論成敗”，而要以好為先，好中求快﹔再也不能老盯著GDP，而要關注HI（幸福指數）和HDI（人類發展指數）﹔再也不能把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等涉及民生和公平的數據擱置一邊，而要作為預期性甚至是約束性指標硬性規定。黨的十八大以后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對不同地區的考核要採用不同的指標體系，尤其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要求實行責任終身追究制，這就從根本上抑制了“隻要壘起金山銀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行為發生。

　　三是分類指導。國家雖然已經在總體規劃中制定了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四大主體功能區，但是多年形成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慣性，仍在“激勵”著我們不少的干部。沒有條件為什麼要硬上呢？顯然是違背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事情為什麼非要硬來呢？各級各地在規劃和部署工作時，需要的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分類指導。

　　四是以“科學文化”取代“快文化”。以科學發展觀為全部內容的“科學文化”就是消解“快文化”最好的鑰匙。但問題在於，很多人只是把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大容器”，什麼東西都往裡面裝，不論什麼事情，隻要穿上“科學發展”的外衣，就算“科學”了。事實上，這種語境下的所謂“科學發展”只是貼上一個“科學”的標識，形式“科學”了，內容上依然故我。現在需要做的是把科學發展觀由“大容器”變為“過濾器”，所有的東西都要放到裡面過濾一下。

　　再次，進入小康時代應提倡慢生活。印第安人有一個觀點，肉身和靈魂腳步的速度有時是不一樣的，肉身走得太快，會把靈魂走丟。按照他們的信仰，如果連續三天趕路，第四天必須停下來休息一天，以免靈魂趕不上匆匆的腳步。中國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學與這個故事異曲同工。老庄的清靜無為、道法自然蘊涵的是遵循自然節律的哲理。中國人請人吃飯，愛說“慢用”﹔吃完飯送客，愛說“慢走”。現在這些話成了單純的客套語，“慢”已經成了難得的奢侈。

　　一應合理引導社會需求。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諺語，“疾馳的快馬往往隻跑兩個驛站，從容的驢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國也有一句頗為相似的諺語“蒙蒙細雨能持久，暴風驟雨一掃即過”。這些諺語表明一個道理，慢些，就會更快﹔慢些，就會更遠，決不能用百米沖刺的速度去跑馬拉鬆。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應讓社會成員的胃口瘋長，不能什麼都要跟國外比，應冷靜地面對美國人均GDP已達4萬美元，中國人均GDP隻有幾千美元的現實。每個國人都應明白，“坐在寶馬裡傷心地哭”是假幸福，“騎在單車上會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種媒體應切實擔負起修復大眾審美偏離的責任，引導社會理性客觀地追求，不能隻講述功成名就后的風光無限，而應更多宣傳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艱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個案大肆渲染，而應更多地關注那些憑借規定動作穩扎穩打的平凡百姓﹔不能隻把鏡頭對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城市，而應更多地聚焦“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鄉村。

　　二應創造慢生活的寬鬆環境。一要建立並落實休假制度。美國總統每年都有法定的假期，《聖經》上說，上帝在第七天也是要休息的。我國雖然也規定了休假制度，但是真正執行的寥寥無幾，大家最缺的就是時間，除了忙還是忙。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一定要把休假制度作為一種常設制度並堅決執行。二要發展適合慢生活的舒適環境。目前全球共有25個國家140個城市建立了“慢城聯盟”，加入“慢城”必須符合世界慢城聯盟規定的“七大標准、四大前提、八條公約和五大行動准則”。他們共同的圖騰是蝸牛，慢城裡的汽車限速為20公裡，植物禁用農藥化肥。我國目前僅南京市高淳縣椏溪鎮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聯盟。三要營造慢生活的氛圍。意大利一個慢調生活組織提議設立“國際慢調生活日(SLOWDAY)”。記者卡爾·奧諾雷向美國國會建議將每年10月24日命名為“官方無手表日”，號召人們扔掉鬧鐘和手表，找回那些被工作擠佔掉的業余時間，尋求一種悠閑的生活方式，讓人們充分享受自由，享受高科技文明的便利，而不是做時間和技術的奴隸。

　　一個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興起，這是被“快文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類做出的行為反彈。如果說溫飽時代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當然，那麼在“生存”不成問題，“生活”成了問題的今天，再不惜一切求快，隻會徒增社會病，降低幸福感！

　　本文語粹

　　■快出政績，才能快速升遷，你要從長計議，很可能被淘汰出局，這就是造政績者的心理邏輯。

　　■應該堅守的東西、應該傳承的東西在當下“快文化”的沖洗下，已是鳳毛麟角。

　　■“快”已經不止是節約時間這個單純的理由，其背后有著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經不止是人們的生活節奏，而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文化現象。

　　■省略過程的“快”一旦成為文化，社會自然會弄虛作假，破壞程序，不講規則，這是眼下中國人心浮氣躁的源頭。

　　■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論”而文，此風已泛濫成災。

　　■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飲料，學習是速成班，就連愛情也追求速配、閃婚。

　　■在通常情況下，快能節約時間，提高效率。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結果會發生質的變化。

　　■在社會學上，不當的速度也會導致質的變化，使結果南轅北轍。

　　■決不能用百米沖刺的速度去跑馬拉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