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寫了一本新書《21世紀資本論》（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震撼了陷於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難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諾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評論稱該書引發了“皮凱蒂恐慌”，《紐約時報》評論的標題是（皮凱蒂的書）“較勁斯密（和馬克思）”，美國《新共和》周刊把這位經濟學家在西方的影響描寫為新出現的搖滾歌星！皮凱蒂的書揭露了300年來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擴大的總趨勢，猶如《共產黨宣言》的開頭“一個幽靈”在西方游蕩。不過這次的幽靈，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反思資本主義。詭異的是，《紐約時報》為何把《21世紀資本論》說成是同時和亞當·斯密與馬克思較勁呢？西方媒體把嚴肅的經濟科學研究政治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皮凱蒂批評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例如庫茨涅茨收入不平等的鐘形曲線和索洛的內生增長論，正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經濟自由化，反對中國獨立自主的產業政策，主張放棄中國道路轉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論依據。所以，皮凱蒂對西方經濟學的反思，間接涉及中國國內關於堅持中國道路還是仿效美英模式的爭論，以及中國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們認真思考。
一、皮凱蒂對資本收入比例演化的歷史觀察
在經濟學界，從來都是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教訓全世界，這次卻是法國非主流經濟學家教訓美英主流經濟學派，原因有四：
第一，皮凱蒂認為要研究不平等趨勢，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歷史趨勢的參照系，應當是法國，而非英國與美國。為什麼？英國的光榮革命不徹底，至今貴族精英的地位穩固。要研究貧富差距和原始財富的繼承，英國不能代表多數經過徹底資本主義革命的國家。美國的增長也不典型，因為獨立戰爭時美國人口隻有300萬，如今人口3億，國土面積從建國初期的80萬平方公裡擴展到目前的900多萬平方公裡。美國人口與領土的巨幅擴張，當然可能淡化貧富差距的后果。法國大革命時人口約3000萬，300年后隻增加到6000萬，和歐洲多數國家的人口增長幅度類似。更為重要的是，法國大革命廢除了一切特權。如果法國的貧富差距也有不斷增長的趨勢，經濟學含義就更為深刻：即使有資本主義的法律平等，也不能保証社會的經濟平等。這是皮凱蒂經驗觀察的革命性發現！這對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在判斷中國模式的優劣時，一切以英美模式為准的做法提出了嚴肅的挑戰。
第二，斯密的國富論沒有對國家財富給出測量方法。皮凱蒂分析不平等的趨勢，沒有採用含義不明的基尼系數，而是把馬克思收入分配的資本與勞動的兩分法數據化。皮凱蒂揭示的資本收益一直遠超勞動收益的歷史趨勢怵目驚心，一舉粉碎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自動達到一般均衡和最優分配的神話。皮凱蒂分析當代的資本結構，排除了政府債務，因為國內居民購買的政府公債，其資產淨值為零。皮凱蒂把國家資本明確定義為四項資本之和——農地、房產、其他國內產業資本和外國資本的淨值，然后分別考察其價值的歷史演變。
如果讀者記得曾在國內名噪一時的暢銷書《金融的邏輯》，就會發現該書對金融危機的教訓沒有任何嚴肅的反思，卻用華爾街過去的致富故事來為今日美國虛擬經濟擠出實體經濟的金融投機辯護。該書作者在金融危機之后還在宣揚自由市場如何“藏富於民”，否認西方缺乏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是制造貧富分化的主要工具。與該作者的崇美邏輯相反，皮凱蒂發現：即使在法制完備的西方發達國家，大部分財富依然集中於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隻講私有產權，沒有累進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印度和俄國，更是將國家財富集中於少數大家族和寡頭手中。皮凱蒂用自己在美國和法國大學任教經歷的對比，批評美國主流經濟學玩弄數學、脫離實際的弊病，非常值得那些僅從教科書上學習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們反思。美國名校的經濟學專業不見得會教給經濟學人分析當代問題的科學方法。
第三，皮凱蒂使用了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法國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1700—2012）收入、資本、人口、增長率等歷史數據，加上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以及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要感謝耶魯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她對中國、印度數據的研究擴展了皮凱蒂的視野。皮凱蒂分析收入結構中勞動和資本的分成比例，發現了“不平等的結構”。他對21世紀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也做了細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債、歐洲的財產稅、中國的資本擴張、美國的移民改革、多國貿易保護、債務問題、社會資本積累和自然資本惡化等等方面。
皮凱蒂對歷史數據的分析，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各國數據明確顯示：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增加而非減少貧富差距！換言之，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茨依據美國歷史數據發現的鐘形曲線（也稱為倒U 形曲線，聲稱美國技術進步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會先增加后減少，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時的不平等擴大，而無需政治干預），不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換言之，市場完善（或稱“完美市場”）不可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皮凱蒂還具體分析了諾獎經濟學家索洛的外生增長論為何沒有導致世界增長率的趨同和貧富差距的縮小，而內生增長論鼓吹的人力資本積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為鞏固特權而非擺脫貧困的工具。
皮凱蒂對庫茨涅茨和索洛理論的批評，對中國經濟學界關於中國轉型方向的爭論具有重大意義。因為批評中國經濟是“粗放增長”的經濟學家，把東亞奇跡扭曲為高儲蓄、高投資，沒有實質性的技術進步。主張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場自由化的經濟學家們，依據的正是索洛的內生增長論。在西方發達國家，哪有什麼要素市場沒被“扭曲”？工作許可和移民限制扭曲勞動力市場，最低工資法扭曲勞動力價格，土地用途分區扭曲土地市場，基准利率和稅收政策扭曲資本市場，放任美國金融寡頭扭曲大宗商品市場，第二次中東戰爭扭曲匯率市場和資本流向，如此等等。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競爭的時代，哪裡有空想資本主義所說的完美要素市場？現實主義者應該提出的問題是：在與美歐日的大國博弈中，如何利用市場規則和策略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哪些競爭策略是高明的遠見，哪些是短視甚至愚蠢的政策？以為市場化就是打造一個市場競爭的公平擂台，市場會自動選優汰劣，實現人類共同繁榮，這種空想資本主義的美夢來自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在西方的殖民史和經濟史上從來都不存在。筆者的朋友，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常常跟我說：“Do what American do, Don’t do what American say!”（照美國做的做，別照美國說的做），這才是西方高人的肺腑之言。
正如筆者在《經濟復雜性和均衡幻夢》一書所批評的，索洛把技術進步描寫為隨機沖擊的積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陳代謝，預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會趨同，完全違背歷史的事實。索洛理論唯一的“貢獻”，是用線性數學模型否定發展的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否定科學技術進步，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描寫非市場主導的研發機制。請問美國的航天工程、互聯網、GPS衛星和導航系統、全球海軍基地和信息監視網絡，也是私人產權和自由市場隨機創造的嗎？中國改革開放后30多年產業的迅速升級，離開中國前30年建立的、獨立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能成功嗎？為什麼二戰后早就建立私有產權和議會民主制的亞洲國家印度、土耳其和菲律賓，都沒有能力發展航天、衛星、高鐵、計算機等現代化工業，擺脫對西方的依賴呢？
第四，皮凱蒂觀察到，歷史上隻有兩個時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紀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化趨勢有所收斂，但是不久即產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是從一戰結束，到二戰之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惡化。總的歷史趨勢是資本收益率為經濟增長率的幾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經濟的內生機制，而是政治的外來干預，包括戰爭、革命和發展中國家的獨立運動，導致發達國家資產的大幅縮水﹔政府經濟干預包括房租管制、國有化、証券交易和資本流動的監管等等，都會影響市場的資產價格。新古典經濟學資產定價理論描寫的自由經濟和有效市場，完全是數理經濟學的烏托邦，和真實資本主義沒有關系。皮凱蒂的分析，對在國內經濟學界和媒體上泛濫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二、皮凱蒂的觀察盲區：蘇東競爭和馬歇爾計劃的影響
我們要指出的是，皮凱蒂對1945—1970年間美國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並不全面。他完全忽略這一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崛起，特別是蘇聯憲法中關於公民勞動權和休息權的規定，迫使西方資本不得不改善勞工福利的國際競爭壓力。東歐國家在此期間創造的充分就業、全民醫療和福利住房，雖然因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蘇聯廉價能源的供應而難以持續，但是冷戰時期的蘇東經濟逼迫德、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大幅增加了工會在收入分配中的話語權，完善其已有的社會福利制度。蘇聯瓦解之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削減工人已經得到的福利，致使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趨勢急劇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凱蒂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效應，不亞於戰爭對資本的摧毀效應。5月19日紐約時報發表的布魯克斯的專欄“大辯論”，深刻揭示了蘇聯瓦解后，西方世界誤以為沒有了競爭者，導致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凱蒂也沒有注意到美國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實質是美國大規模資本擴張的“非均衡戰略”。我們一直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是封閉社會的永動機模型，因為生命和社會系統的本質是“非均衡”。中國改革的成功和蘇東轉型的悲劇，突顯了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戰略與休克療法的“均衡思維”的不同后果。我們可以想見，二戰結束后，美國軍火工業失去大量訂單，大批退伍軍人急需工作。如果當時的美國政府也推行這次金融危機中伯南克主張的“再平衡”政策：美國大批削減“過剩產能”，歐洲大規模削減“公共財政”，等於在危機中推行反凱恩斯的貨幣主義政策，結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蕭條。多虧美國當時務實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用馬歇爾計劃向西歐、日本大規模輸出美國的剩余產能，不但創造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和西歐、日本的復興，同時也使美國產品佔領英法等老牌帝國的傳統市場，並擴張到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全球市場。同時期，美國國內還實行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率管制，鼓勵普通居民擁有自己居住的房產，大大抵制了社會主義模式對美國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戰時期美國的政治經濟免於受到西歐社會主義思潮的沖擊。同樣幸運的是，雖然弗裡德曼等西方權威經濟學家多次向中國推銷休克療法的改革藥方，但在價格闖關中碰壁的中國領導人很快轉向兼顧穩定和改革的雙軌制，為中國企業學會市場競爭贏得了寶貴的戰略機遇。和蘇東自廢武功的經濟轉型相比，中國上山下鄉出身的干部，對國際競爭策略的判斷能力，遠高於西方名校訓練出來的著名經濟學家。
此次金融危機中，美歐日等國由於利益集團的阻礙，使凱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難行，才導致今日西方經濟在大衰退中停滯不前。國內一些崇美的經濟學家跟在伯南克的后面，呼吁中國也要推行美歐失敗的“再平衡”政策，表面上是拉動消費、壓縮投資、削減過剩產能，實質是要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林毅夫批評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論，大方向要比主張要素市場自由化的人們高明得多。
已故鄧英淘在《再造中國》中提出的西水東調新途徑（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大風出版社，香港，2010年），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中提出的建立長期戰略基金（史正富：《超常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都是用開發大西北的戰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過剩產能”的好建議，比美國當年的馬歇爾計劃更具戰略眼光。因為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國的人口資源布局，而且渝新歐鐵路打造了新的亞歐“漢莎同盟”，為建設遠洋海軍爭取了時間，可以最終發展中國主導的亞歐經濟圈，突破美國包圍中國的全球戰略。我們如果把鄧英淘、史正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和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論相比（包括拉動消費、壓縮投資、推行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張），無疑是高下立判。
三、空想資本主義的由來和非議
中國的改革開放全面引進了西方技術，也大量輸入了西方的社會科學。在“和國際接軌”的口號下，中國的產業技術迅速升級，中國的學術界和媒體也出現了思想上的“雙軌制”，並引發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混亂。在一次經濟學會議上，我親耳聽到一位專家發言說：馬克思和科斯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我當場笑了起來：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科斯認為私有制是萬善之源。兩人觀點針鋒相對，怎麼會都偉大呢？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盲目崇拜西方名家，不能分辨西方學者的良莠不齊。平心而論，國內盡信洋教條的媒體經濟學家對中國與世界的觀察，還不如實戰中成長的干部和企業家！
應該指出，國內外流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並沒有指明市場萬能論的理論根源。對比16—19世紀西方出現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例如托馬斯·莫爾、聖西門和傅裡葉等按勞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筆者認為，用“空想資本主義”來描寫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理論更為確切。空想資本主義在當代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們就用皮凱蒂的數據來分析空想資本主義如何誤導大眾，理解現實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出路。
空想資本主義的第一個代表人物，必然是亞當·斯密。紐約時報評論的標題就指明，皮凱蒂的矛頭主要指向斯密，捎帶了馬克思，但是說不清斯密的問題在哪裡。
亞當·斯密是個真誠的空想資本主義者。他在《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觀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標題上強調“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斯密顯然意識到領土和人口對市場規模的制約，他也清楚殖民擴張和掠奪戰爭能夠擴大市場規模。但這顯然不符合他內心中“人的天賦中的本性”。於是，斯密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細節裡，悄悄加上了“看不見的手”的寓言，想象從自利出發的自由貿易可以協調區域間的勞動分工，無需戰爭和政治的干預。此外，盡管斯密把《國富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標題，卻沒有給出國富的定義。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內引用霍布斯的話，承認“財富就是權勢”，卻又爭辯說：光擁有財富不等於立即取得政治權力。善良的倫理學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評地主和資本家為富不仁，認為英國的殖民擴張得不償失，一面企圖用道德情操來緩和市場經濟的社會矛盾。（斯密：《道德情操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但是，皮凱蒂的歷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在歷史上並未實現，市場機制不能保証分工和諧和社會公平。到了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供求平衡的微觀理論完全否定馬克思從宏觀歷史角度提出的市場經濟生產社會化與私有制的無政府傾向的內在矛盾，必然造成資本對勞動的統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的數理模型，連斯密注意到的非線性約束（即市場規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因此就完全失去了理解內生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的能力。
皮凱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了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空想資本主義理論的破滅：分工加貿易不見得能導致國富，因為發達國家控制的資本積累主導了財富的分配。工業化和殖民主義導致富國和窮國的貧富分化，並引發一系列的戰爭和革命。決定市場份額的不僅是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是武力的比較優勢。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約資本的貪得無厭。革命和戰爭導致西方富國的興衰和產業中心的轉移，沒有一個富國能長久保持國際分工格局的霸權，私有產權界定的資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發和毀滅。所以資本也無法積累到無窮。
空想資本主義的第二個代表人物，當屬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凱恩斯是英國的戰爭理財高手。在大蕭條期間誕生的凱恩斯經濟學，實質是西方戰時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計劃經濟）的產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經濟周期受到馬克思的影響，注意到迂回生產和內生貨幣的運動，發現央行的信用擴張是經濟周期的重要來源。但是，哈耶克后期的空想資本主義達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蕭條時期主張政府無所作為，強調市場經濟有自身恢復能力，猶如建議重病患者無需求醫問藥，隻需聽天由命。戰后，哈耶克反對通脹政策的藥方是廢除中央銀行，這等於放棄國家為戰爭籌款的鑄幣權。這讓同樣鼓吹自由經濟、但主張央行獨裁貨幣政策的弗裡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的內生貨幣論。哈耶克被趕出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邊緣化為經濟哲學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預言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和福利社會必然失去資本主義制度的個人“自由”（皮凱蒂看到的只是少數富人的選擇自由）。歷史現實卻是歐美的福利社會走向驕奢和破產之路，而非計劃與奴役之路。雖然哈耶克是一個有見地的貨幣經濟學家，卻是失敗的政治經濟學家。即使他最終獲得諾獎的桂冠，也無法實踐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政策。撒切爾夫人對哈耶克的口頭贊美，只是把哈耶克作為打擊工會、關閉虧損國企、推行私有化的理論武器，但是從來不理會哈耶克的廢除央行方案，因為這將使英國老牌的金融業成為美國資本的附庸。英國國有鐵路的私有化完全失敗，經濟自由化加速了產業的空心化。要不是馬島戰爭挽救了撒切爾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爾夫人改革勞工市場的政策也難以推行。
國內某些奧地利學派的推崇者，把哈耶克的經濟哲學作為反對凱恩斯政策和中國國企的理論武器。他們全然不明白哈耶克不懂國際政治的歷史教訓，也無視跨國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壟斷因素，也對金融寡頭搞垮美國實體經濟的現實熟視無睹。美國后凱恩斯派經濟學雜志的主編告訴我，奧地利學派是無法執政的，因為自稱保守主義的小布什總統，實質是軍事凱恩斯主義者。這使我意識到，結束美國大蕭條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美國加入二戰。撒切爾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頭，賣軍事凱恩斯主義的狗肉。皮凱蒂對一戰到二戰后資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說明70后的皮凱蒂比國內的空想資本主義者更懂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國內的空想資本主義者最不願意承認的歷史事實，是新中國成立前30年建成的獨立自主的工業和科技體系突破了西方強權對國際分工體系的控制。東西方的空想資本主義經濟學，都不願意承認古典經濟學的起點是政治經濟學，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觀經濟學。
空想資本主義的第三位大師，當屬剛去世的芝加哥大學的諾獎經濟學家科斯。宣稱觀察真實世界的科斯對大蕭條、二戰、冷戰和中東戰爭熟視無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否認新古典經濟學承認的市場失敗，反對克服污染等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預。他認為利害雙方的自願交易可以化解社會沖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條件下，社會利益沖突的化解隻需界定產權、兩方交易，無需法庭、社會仲裁等第三方干預。新制度經濟學成為最徹底的無政府經濟學理論，把空想資本主義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雖然科斯強調界定產權的重要，他本人卻小心翼翼地避開收入分配問題。但是，科斯在中國的弟子們，並不滿足於科斯的謹慎小心。例如，有的人用科斯理論批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隻對交易成本為零的社會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會的交易成本幾乎為零，但是沒有剩余價值），當代社會中的交易成本遠大於零，所以無法界定企業家的剩余價值。可惜，無情的數據勝過邏輯的雄辯。皮凱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資本主義社會財富不平等的趨勢，也就是資本剝奪勞工的趨勢。我們期待不用數據觀察真實世界的科斯弟子們能夠認真回應皮凱蒂的挑戰。
四、不平等的起源和對策
《紐約時報》的評論注意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方向正確，但是具體推測有誤。馬克思預言了資本無限積累的趨勢，同時推論資本回報率會遞減，這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皮凱蒂的數據發現，西方的資本回報率相當穩定，只是數次被革命和戰爭打斷。皮凱蒂雖然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代表者的模型，但是因為他的經驗分析單位是國家而非產業，也就沒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長論和內生增長論的理論模型。
筆者2012年在國際熊彼特學會上提出的“代謝增長論”，對上述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馬克思觀察到的資本報酬遞減，對每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成立，但是對一個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未必成立。因為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真實動力不是資本積累，而是科技進步帶來的新的資源開發。科技進步的特征是小波式的新陳代謝：例如玉米、土豆的引入提高了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煤、石油、核能的發現，大大增加了人均的能量消耗和活動空間。任何單一技術的發現和利用都服從 S形的邏輯斯蒂小波曲線，在產業不確定性極大的初期，早期研發受非盈利的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的支持。應用前景明朗時，市場力量才大舉涌入，把市場推廣轉化為資本擴張和資本收益。但是在技術飽和期，壟斷兼並加劇，資本收益停滯，要求政府實施反壟斷法，才能鼓勵新技術淘汰舊技術。在產業衰落期，過時企業破產或轉型，部分早期投入的資本“創造性毀滅”，導致資本周期性的波動與代謝，更需政府和社會介入，幫助夕陽產業的工人轉型。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超過英國，但是在兩次大戰中敗給英法美的聯軍，不是輸在技術創新的競爭，而是輸在資源和市場規模的競爭，也就是軍備規模的競爭。同理，中國崛起不僅是因為要素價格的比較優勢，而且是因為中國的規模優勢、建國前30年培養的軍事工程師和農村技術員的人才優勢，加上政府的戰略遠見，得以在開放競爭中全力更新科學技術和工業產能﹔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也把虛擬經濟擠出實體經濟的熱錢游戲擋在國門之外。這使中國把握了工業能力快速升級的歷史機遇，避免了蘇東自廢武功的歷史悲劇。屢屢唱響美國資本、唱衰中國產業的媒體經濟學家，似乎不理解世界變局的大勢所趨。
斯密對資本主義真正的洞見，不是什麼“看不見的手”，而是“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我們注意到市場競爭的實質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市場份額競爭。壟斷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方法是用價格戰、專利戰、兼並戰等手段排除競爭對手，控制市場份額，然后控制市場的定價權。空想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假設兩人的平等對稱博弈，現實市場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對稱博弈。市場贏家不一定是創新的企業家，很可能是投機的金融家。假如你讀過意大利佛羅倫薩美蒂奇家族銀行的發家史，你就知道文藝復興的金主，其實是教皇權力和金融家金錢交易和權錢勾結的產物。美國的民主政治退化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護：美國選舉大額捐款不設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釋為保護“言論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錢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凱蒂的“全球累進財產稅”的實現概率幾近於零，因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進財產稅，和各國同時進入共產主義一樣困難。
五、中國創新的戰略和機遇
對西方體制的近距離觀察，給筆者找到破解皮凱蒂困境的中國機遇。
第一，國際競爭是制約美國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凍結中國存在美國銀行的資金，迫使蘇東國家把美元資金存在西歐銀行，形成歐洲美元市場，在1960年代有效制約了美國自利的貨幣政策。美聯儲降息如果低於歐洲美元的利息，美國就會資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國的投資。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無法刺激美國的投資和就業，因為美國資本看好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市場，對奧巴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國已經開始和主要貿易伙伴發展貨幣互換協議，如果中國在上海建立亞洲美元國債市場，將徹底動搖美元和美債的世界霸權。這是主張人民幣國際化的西方經濟學家不曾想過的世界格局。
第二，中國會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長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從而改變國際競爭的游戲規則。筆者注意到，美國和中國從每月的工資收入中扣除所得稅和福利稅並不困難，但是要征收財產稅和遺產稅阻力重重。類似的，台灣實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業化引發的地價高漲改變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財富和權力分配，也使台灣基礎設施建設的征地困難重重，使台灣經濟的停滯積重難返。相比之下，集體土地所有制的中國大陸，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突飛猛進。可見中國產權的混合所有制，在實踐中遠勝於西方和東亞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資本的超額收益，源於市場份額提成，而非勞動時間付酬，則在中國征收資本稅和遺產稅，又不打擊創新者的企業家精神，在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下是不難做到的。
在國際開放競爭的條件下，中國要建成新型（非均衡發展的）“和諧社會”（不是均衡封閉的“大同世界”），應當採取以下四項措施：
第一，干部政策要“按能授權”，讓實踐中業績競爭中涌現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掌握企業、學校和政府部門的實權。中國文化的“選賢任能”，毛澤東同志講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都是同樣的意思。家族企業和官員選拔，都要避免任人唯親。在干部政策上，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要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第二，勞動收入堅持“按勞（勞動時間）分配”。即使在新信息經濟的條件下，工人農民也要承認發明家和企業家的貢獻，即使按時間計算的勞動報酬有10—20倍的差距，在開放競爭的混合經濟中，科學家和企業家也可以帶動與之合作的農民和企事業職工共同富裕。
第三，財產性收入“按需設限”。每個人的生理需求有限，生命也有限。無論企業家和高管有多高的個人消費或旅行開銷，任何人也不可能每年花掉億萬元的財富。真正的不公平是前人創造的財富和權力，讓不勞而獲的后代繼承，使他們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食利者”。不平等交易和市場權勢源於收益按市場份額提成。假如一筆市場交易高達100億，則1%-5%的佣金就高達1-5億元，遠遠超過任何投資家和律師投入時間的勞動報酬。中小企業融資難，因為牟利的金融機構天生嫌貧愛富。如果對市場份額提成的財產性收入設立上限，超過企業家和高管生理消費能力的提成報酬，自動按法律存入銀行的特定賬戶，在年終、離職或過世后，特別賬戶中花不完的資產自動交納累進資產稅，或按個人遺願捐助社會，貧富分化問題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對社會的重大貢獻要“按功封爵”。為了樹立穩定的道德典范，減少反腐敗的阻力，筆者建議中國學習英國的爵位制度和法國的榮譽制度。對國計民生有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企業家、社會活動家進行獎勵，要“封爵”而不要“封官”。功臣“封爵”和開國將帥授銜一樣，比美國的富豪排名榜更能淨化社會的道德風氣。把家產主動捐獻給社會的善舉義士，也可以“封爵”褒獎。對功臣之后進行鼓勵，或者設立特殊獎學金，比貪官給后人留下房產、黃金更能保持上進家風。“按功封爵”可以消除功臣義士的后顧之憂，使更多的雷鋒和陳嘉庚在中國出現，使中國民風更能傳承優秀文化。西方文學藝術的高峰，諸如芭蕾舞、交響樂都是貴族文化。美國百老匯的精品大都來自歐洲。古人言，有恆產才有恆心，朝富夕貧的資本主義社會，毒品泛濫，醉生夢死，人口老化把階級斗爭轉化為代際斗爭。如果中國道路能融合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和混合經濟的競爭活力，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經驗，中國就一定可以走出皮凱蒂所說的不平等陷阱，實現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
2013年底，本人有機會和香港媒體見面。有香港記者問我：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我的回答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我期待和那些與我觀點不一致的學者繼續對話，就金融危機的教訓和中國道路的未來，進行科學、客觀的研究。我相信中國經濟學家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也可以建立新的學風，推進中國經濟學的與時俱進。
（作者：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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