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不容回避的現實
“中國崛起”，不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崛起、怎樣崛起的現實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戰略家們就開始思考中國崛起的歷史軌跡。保羅·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就開始討論中國崛起的起點和條件。他指出：“中國是主要大國中最窮的一個，同時所處的戰略地位也許最不好。”這是中國崛起的兩大制約因素，我們也可以把它確定為中國崛起的兩大指標體系，即經濟實力和戰略地位。但是，保羅·肯尼迪又極其深刻地預見到中國崛起的兩大條件：一是中國領導人形成了“一個宏偉的、思想連貫和富於遠見的戰略，這方面將勝過莫斯科、華盛頓和東京，更不必說西歐了”﹔二是中國將“保持經濟發展持續上升，這個國家可望在幾十年內發生巨大變化”。保羅·肯尼迪不愧是一個富有遠見的戰略家，在幾十年前就明確地道出了中國崛起的內在邏輯。
自保羅·肯尼迪比較詳細地提出“中國崛起”這個命題以后，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頻頻問世。奧弗霍爾特的《中國的崛起》一書，極大地沖擊了人們的常規思考方式，嚴謹而又實事求是地正面論証了這個重大命題，他認為中國崛起“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並預測“中國崛起”將“改變亞洲的經濟態勢”，“改變中國的政治”，“並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觀”。然而，也有一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人戴著有色眼鏡，散布“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企圖阻撓“中國崛起”。相對來說，中國學者以“韜光養晦”心態，對21世紀“中國崛起”這一重大課題顯得謹慎、冷靜得多。
2012年11月29日，履新不久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總書記撫今追昔，展望未來，提出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中國崛起”這一現實賦予了新的時代涵義。從此，“中國夢”成為“中國崛起”最通俗、最全面的概括和闡發，她像一支精神火炬迅速照耀和溫暖了全球炎黃子孫，激發和凝聚了磅礡的中國力量，顯示出了巨大的包容性、鮮明的人民性、深厚的人文性、強烈的時代性，引領著中國人的美好理想。
中國崛起，歷史的必然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歷史且燦爛文明從未中斷過的泱泱大國，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科學技術，曾經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巨大的貢獻，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在中華民族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世界歷史上少有的輝煌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漢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現在世界上還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稱作漢語，把中國學稱作漢學，足見它的影響。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呈現出一幅時清海宴、文懷遠人、和睦萬邦的景象。毛澤東描繪這一時期強大而可親，是治國的理想境界。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只是到了19世紀才劇降到隻佔0.4%。在180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30％。據《世界經濟千年史》作者麥迪森的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比重，1000年為22.7％，1500年為25％，1600年為29.2％，1700年為22.3％，1820年為32.9％，1870年為17.2％，1913年為8.9％，1950年為4.5％，1973年為4.6％，1998年為11.5％。1500年到1820年，中國農業文明和農業經濟達到高峰﹔l8世紀末，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總量中所佔的份額超過整個歐洲總和的5個百分點，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日本的9倍。那時美國剛剛建國，中國GDP在世界總份額中佔到將近1/3，其地位比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還要高。德國人貢德·弗蘭克曾經說過，直到l9世紀之前，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
但是，由於封建統治者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驕傲心理和閉關鎖國的封閉意識，對外界事物愚昧無知，再加上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欺凌和掠奪，使得中國漸漸積貧積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停滯。1820年到1949年，中國農業文明進入迅速衰落期，國力衰微，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慘境地。中國的重新崛起，成為近代百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的夢想。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后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1949年新中國成立，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成為“中國崛起”的“脊梁”，領導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開始了“中國崛起”的艱難歷程。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中國重新崛起成為歷史的必然，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如何崛起，中國的抉擇
“中國崛起”是一個“正在進行”時，其核心是中國在國際體系和世界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適應性、相關性、影響力和創造力。由於中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1/5，因此“中國崛起”與西方和日本崛起的特點不同，“中國崛起”的過程必然是從人口大國到綜合國力強國的轉型過程，其崛起模式及崛起方式，不僅影響中國自身發展，而且也會影響世界的發展進程。
選擇崛起的道路，首先要清楚是一種什麼樣的崛起。中國不是通過戰爭崛起，而是和平崛起﹔不是舊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方式崛起，而是合作與援助崛起﹔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崛起。因此，分析自身的優勢和劣勢，了解“中國崛起”面臨的機遇和障礙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認，中國在從1949年至1978年用了30年時間，進入“崛起准備期”，再從1979年至2020年用40年時間，才真正進入“崛起起飛期”。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這種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又是不平衡崛起、不協調崛起、不匹配崛起，因此，期間積累了大量矛盾。
從國內來看，財富的急劇增加卻加速了貧富的兩極分化﹔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資源環境的日益脆弱﹔市場經濟發育與法治社會、民主政治發育並不配套，導致腐敗嚴重，權力和資源交易成為慣性﹔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老齡化社會到來﹔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攻堅期，每前進一步受到的阻力加大，改革成本大幅度提高，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惡性案件頻發﹔恐怖主義、極端勢力不斷制造事端，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民生改善任務繁重……
從國際來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領土尚未完全統一的大國，西方敵對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千方百計以台灣問題、西藏問題、疆獨問題干擾中國的發展，挑戰中國的底線﹔周邊的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家，在東海釣魚島、南海等地制造事端﹔美國借口戰略東移，拉幫結伙，頻頻在中國周邊進行軍事演習，企圖對中國形成半月形包圍圈，遏制“中國崛起”……
盡管我國面臨著重新崛起的重重障礙，然而“中國崛起”趨勢不可阻擋，中國作為大國的穩定性、增長潛力、開放度和抗波動能力都是其他轉型和發展中經濟體所不具備的。一是中國已經積蓄了“中國崛起”的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能源生產國、第一大貿易國，國家財政收入突破12萬億元，這一巨大能量的釋放，有能力促使“中國崛起”。二是已經建立起了“中國崛起”的理論、制度和道路。實踐証明，這種理論、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既能發揮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資源，又能夠高效地發揮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集中資源應對風險、化解矛盾，這是“中國崛起”的制度保障。三是 “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凝聚了整個民族的力量，煥發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這是“中國崛起”的精神支柱和軟實力。四是“中國崛起”的社會結構已具雛形，中產者成為社會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構建起了“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結構，能夠經得起社會變化的風浪，這是“中國崛起”的社會基礎。五是“中國崛起”的產業結構和市場潛力逐漸形成，中國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形成了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新材料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旅游業、文化產業、高端制造業等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競爭力，消費市場巨大，這是“中國崛起”的內生力量。六是國際舞台上，中國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強大的綜合國力、政治力、軍事力以及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中國的聲音正越來越被大多數國家的人們所接受。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黎舉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說的，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的夢。歷經苦難的中國人民珍惜和平。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中國人已經選擇了一條“中國崛起”的正確道路，那就是既不能沿襲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蘇聯式的重工業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採用高消費、高消耗、高排放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還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充分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有效利用和節約稀缺的自然資源，大力引進和開發知識資源，有較高的人文發展指標水平和居民生活質量，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消除生活貧困和知識貧困，走綠色發展道路，建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適度消費、公平消費、綠色消費的生活體系，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實現充分就業，促進人類發展。
中國崛起， 一個有權威的領導核心和領袖人物至關重要
大國崛起需要科技、人才、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支撐，科技是“中國崛起”之基，創新是“中國崛起”之魂。但是，“中國崛起”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動態發展過程，不僅是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崛起，還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探索、創新和展示，它必然對現存制度帶來巨大的壓力，因此，一個有權威的領導核心和領袖人物至關重要，他是“中國崛起”的核心要素。
縱觀古今中外，但凡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中興和崛起，必然有一個出色的領袖人物。漢代中興得益於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唐貞觀之治來自於唐太宗李世民的高瞻遠矚﹔康乾盛世與康熙乾隆等英主不無關系。當然，歷史不是這些封建帝王創造的，也不是所謂的英雄創造的。但是，一個國家在崛起進程中，雄才大略的領袖人物的作用至關重要。實際上，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崛起時，領袖人物發揮了核心作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如果沒有林肯的膽略和氣魄，可能就沒有今天美國的強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如果沒有羅斯福的非凡領導，恐怕就沒有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
中國是個發展中大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復雜，尤其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有一個能力和魅力出類拔萃，能夠舉重若輕、“鎮得住”、“玩得轉”的領導人物來完成“中國崛起”這一偉大歷史使命。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領導集體中要有一個說了算的人。他還以中國在崛起准備期中實踐現身說法，“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正是因為鄧小平這個領袖人物的作用，中國才在危難中開啟改革開放，才有了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影響和地位。
領袖人物的個人素質關系到“中國崛起”的方向和速度。“中國崛起”需要這樣的領袖人物：一要個性鮮明，自身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親和力，在關系到祖國命運前途的關鍵問題上，要敢於擔當﹔二要有戰略思維能力。戰略性的決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戰略性的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中國崛起”需要強大的戰略決策能力，要站得高、看得遠，有全局觀、大局觀，在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面前，信仰堅定，行動果敢，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駕馭和掌舵中國這艘“超級航母”，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正路“和平崛起”﹔三要具有影響世界的“軟實力”。領袖代表著國家的形象，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引導著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和認知，影響著“中國崛起”進程中青年人的方向，因為青年一代的價值觀更具有世界性，其思維的開放性和多元性是“中國崛起”發生歷史性變化的體現，對於中國崛起是積極因素，在未來中國的發展進程中可以減少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摩擦，成為推動“中國崛起”內部變革的力量﹔四是領袖人物必須既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又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涵養。“中國崛起”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作為領袖必須及時洞察世界風雲變化，對世界的發展、國際的動向了然於心，這樣才能在喧囂的輿論風雲中站得穩，才不致落入諸如“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圈套中。“中國崛起”是在中國的昨天、今天的基礎上崛起，因此，領袖必須熟知中國的國情和文化，立足於中國的文化基礎實現“中國崛起”。
領袖的魅力是“中國崛起”的核心元素之一。縱觀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一年多來的實踐，可以說是向人民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習近平作為這個領導集體中的“領袖”，具備了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崛起”的“中國夢”所需要的所有潛質和特征。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中國崛起”。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