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的邏輯》，於是今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實踐中，在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民主政治並沒有得到穩定，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民主化改革。在俄進行休克療法的激進改革后，俄羅斯在一段時間內贏得了西方國家的高度贊美，普京執政后開始糾正激進民主化的弊端，一旦如此俄羅斯又被視為走回頭路而受到西方的一片責難。
前文我們引述過戈爾巴喬夫針對全人類利益的講話，在他以及他的接班人葉利欽的領導下，一個龐大帝國解體了。當時，他們幼稚地認為資本主義代表了全人類利益，隻要實行私有化，其他制度都會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當葉利欽的總理年輕才俊蓋達爾率領一幫經濟學家對俄羅斯進行私有化改造的時候，他們對自己的歷史是如此痛恨，似乎斯大林靠糧食為生，他們寧願以土為食。青年改革派，尤其是蓋達爾，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等自由主義導師的忠實信徒，他們認為，隻要將私有化、市場化徹底貫徹，私有制就會像變戲法一樣創造出無窮的財富來，俄羅斯就能走上繁榮富裕的康庄大道。自信使他們能夠看到俄羅斯的光明前途，卻讓他們對殘酷現實熟視無睹。后來他們被稱為“麥肯錫式”的革命者，即像管理咨詢顧問一樣對國家規劃下達命令，而實際對內部的具體情況卻一知半解。這種專家在任何改革社會中可以說比比皆是。鄧小平曾評價蘇聯的改革，在沒有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就進行政治改革，那麼經濟改革又由誰來推動呢？青年改革派沒有被困難阻嚇，他們找到了西方代理人來告訴他們如何實現私有化——西方國家為此成立一個新的援助機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私有化操刀手副總理丘拜斯甚至將私有認股權証的發行權交給西方投資銀行。在奉行強盜資本主義政策的堅定意志方面，改革者對侵吞國有財產的行為抱以完全寬容和容忍態度，甚至丘拜斯說：“他們不停地偷竊、偷竊、偷竊，他們什麼都偷，而且不可能被制止。但是，讓他們偷吧，把這些財產拿走，以后他們就會變成這些財產的所有者和優秀的管理者。”這是何等幼稚的改革者，他難道不清楚，路徑依賴如何能讓賊突然變成勤奮的創業者？
在這樣的改革者領導下，俄羅斯很快就在西方機構的建議和援助承諾下進行了徹底改革，國有資產証券化后雖然分給了國民，但很快資產被少數國外資本和國內寡頭控制，經濟一落千丈，而國有財富被大肆洗劫。當時俄羅斯改革派對美國已經達到頂禮膜拜的程度，美國經濟學家幫助葉利欽修改總統令，美國律師參與制定俄羅斯的法律條款和政府規定，美國財政部指導俄羅斯如何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這樣，伴隨著市場的完全自由開放，金融資本通過在俄羅斯設立大量金融機構並吸收盧布存款，評級機構唱衰企業狀況，俄羅斯人不計代價地出讓自己的証券，結果，整個國家的資產被人民自己完全自願、興高採烈地賣掉了。伴隨著盧布和美元自由兌換的金融政策，盧布很快就陷入了崩潰境地，而金融機構僅用借來的錢就完成了所有者轉換，美元成為了真正的帝王，幾年時間俄羅斯盧布兌美元貶值上萬倍，西方資本與俄羅斯國內腐敗勢力結合，以極小代價獲得了巨額的資產。
另外，完全自由市場化沒有考慮人們的心理因素（也許美國設計者正是考慮了人們的心理因素），在完全放開的外匯市場上，人們對經濟的悲觀預期成為自我實現的原因，不僅國外資金在撤離，就是俄羅斯本國公民也在將所有盧布換成美元，所以，在國家層面不管如何投放外匯都無法阻止本幣貶值。這是一個市場，卻是可以因為情緒波動而徹底混亂的市場。到1998年，俄羅斯經濟徹底崩潰，偌大一個國家反倒不如比利時的經濟狀況。
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實際上是青年改革派在西方理論的指導和切實幫助下，對俄羅斯正常發展的一次扼殺，這些改革者根本稱不上是政治家，難得俄羅斯會推出這群孩子氣的青年主持國家改革。他們空有理論，沒有方法﹔空有熱情，沒有誠懇與實干﹔空有理想，而所作所為又背棄信仰。這是俄羅斯不成熟民主的惡果，雖有了民主的形式，但實際發展戰略、國家計劃卻掌握在國際資本手中，掌握在對手的甜言蜜語裡。布熱津斯基在講述老布什的這段歷史時坦率地講道：
“盡管葉利欽受到歡迎，俄羅斯混亂的政府被美歐當作民主小兄弟來擁抱，但俄羅斯社會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貧困。到1992年，經濟已經惡化至堪比大蕭條時期。更糟糕的是一大堆西方經濟‘顧問’——其中相當多的是美國人——在‘私有化’俄羅斯的工業，尤其是能源資產國有化過程中，經常同俄羅斯‘改革者’們同謀，牟取私利。混亂與腐敗使得人們嘲笑俄羅斯官方和美國把俄羅斯稱作‘新的民主國家’。腐敗的遺產在布什政府下台后很久仍困擾著俄羅斯的民主發展。”
這不是俄國老共產黨員的評價，也不是中國政府的結論，而是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現仍為美國高級智囊的布熱津斯基實事求是的結論。而對此，中國一些精英仍在為如此失敗的改革叫好、吶喊。我們難以理解，到底是因為無知，還是因為自己的立場已經完全被西方資本俘獲而無法分清事實。
當然，對俄羅斯的民主化操作結果美國是不會承認的，一旦發生與幻想不符的現實情況，西方國家會立即表白，似乎通過言語譴責就能與這種強盜資本主義脫離干系，表明他們要的不是這種民主和經濟狀況，他們的理論和思想沒有得到真正理解和切實貫徹，他們並不承擔這種“劣質民主”的道義責任，所有混亂和倒退都與他們無關，這就好像自己的大腦不承認自己的手曾偷過東西一樣。無論西方如何譴責，最終受益的都是西方國家，外國公司和本國少數特權階層以極低代價受讓了優質資產，寡頭資本家又向西方國家轉移了大量財富。西方社會指責這些人是強盜，但並沒有說不與強盜做生意，也沒有阻止強盜將贓物轉移，更沒有為那些受到強盜掠奪的民眾提供幫助。將在歷史中為二戰勝利付出巨大代價的一個驕傲民族肢解后又殘酷地掠奪了它的一切，卻期望這個民族不覺醒不反思，仍然拜服在西方民主的動聽說辭下，扭斷自身的尊嚴和信心，這可能嗎？普京是這種覺醒的代表，他將民主與愛國主義統一起來，務實處理國內經濟政策。在混亂經濟與混亂民主狀態下，他打擊寡頭、整頓秩序、重振經濟，這不正是這個國家需要的嗎？
西方卻逐步將普京視為民主的敵人，在選舉過程中極力鼓動反對派進行民主運動，希望通過類似“顏色革命”的運動實現領導人的更替。美國大使甚至在競選期間接見反對派代表，如果在美國競選期間外國大使到美國支持反對者或者佔領華爾街的領導者，美國會認為這是友好舉動嗎？這是對反對派明確的支持，是對他國民主進程的鮮明操控。西方國家以實際行動給俄羅斯民族上了生動的一課，俄羅斯是有記憶的，不會再輕易相信脫離社會現實的所謂民主給他們帶來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