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懷玉
當地時間6月22日上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申請通過現場審議，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自2006年3月58名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聯名提案倡議大運河申遺以來，中國大運河申遺已經走過了8年多的歷程。
大運河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半是天工，半是人為”，大運河是自然與先人創造的杰作。在兩千多年的反復改造、創新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天人合一”的思想。大運河申遺首倡者、已故文物學家羅哲文先生在三年前接受本報採訪時曾表示，“大運河利用江河湖泊和各種水體，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很多區段水網縱橫，河渠交錯，很難分辨人工與自然的界限，天工、人巧交融在一起，難解難分，這也正是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獨特之處。”
中國大運河，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大運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和安徽8個省市，涉及27段河道和58處遺址點，河道總長1011公裡。
在世界運河史上，中國大運河的開鑿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長，工程技術成就最高，流域面積最廣，從初創至今的兩千余年間一直在發揮重大運輸功能。“大運河是‘活’的大運河。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它一直發揮著重要紐帶作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阮儀三說。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苑利表示，大運河沿岸保留至今的古村古鎮就像一串串珍珠，沿河分布，成為中國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分布地，是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實物資料。
“在中國多種文化融合為一個統一體的過程中，大運河發揮了‘高速公路’的連通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表示，文化是由環境造成的，中國地域廣，文化種類多，大運河便利了國家管理，也使各地之間能夠互相交流、取長補短。作為古代中國的大動脈，大運河在文化交流、經濟繁榮、政治統一、民族認同等方面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大運河工程以其鮮明的國家系統工程性質而獨樹一幟，是由國家投資開鑿並負責維護和整治的國家級綜合工程。”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光亞提出，中國大運河對維系大一統的古代中央政權，維護國家穩定、繁榮和資源平衡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留下了“以變應變”、“實踐理性”和“天人合一”等豐厚的思想遺產。“它不只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更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保護是申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國家從一開始就明確了大運河申遺與保護的關系，申遺只是一種推動保護的方式，保護好大運河遺產，揭示和展示大運河遺產所蘊含的杰出的普遍價值以及深層次的中國文化特色，並將之傳承后代，這是申遺的基本宗旨。”朱光亞告訴記者，大運河保護規劃是申遺背景下的規劃，大運河申遺是保護規劃基礎上的合理提升和凝練。
“保護好大運河這一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既是我們申遺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申遺的落腳點。”苑利認為，保護是申遺之本。如果忘卻這一根本，隻想借助文化遺產謀取利益，最終隻能破壞遺產，申遺所帶來的很可能是更大的破壞。
申遺工作的全面推進客觀上促進了大運河的保護工作。朱光亞認為，申遺進程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人們逐步摸清了大運河遺產的資源狀況、河道變遷、研究資料以及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內容等基本信息，編制了較為系統的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國際層面的比較研究也得到深化，大運河遺產“杰出的普遍價值”得到了梳理和升華。
“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並不是中國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的終結，而是一個起點。今后我們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使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保護，更多地向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展示、傳播其歷史文化。”劉慶柱強調。
“后申遺時代”：探索建立活態遺產保護體系
申遺結果落定，大運河遺產保護隨之進入“后申遺時代”。如何實現保護和開發的動態平衡，確保大運河遺產既能夠得到原生態的保護，又能實現傳承和發揚光大，任重而道遠。
阮儀三表示，大運河地跨8個省市，其保護要結合各地特點有計劃地整體規劃。
“各省市必須具有宏觀視野，在運河保護中實現綜合協同。”劉慶柱指出，申遺本身是國家行為，申遺前后的管理也是國家行為，但是國家很難包管全部，各地方作為國家的一級政府，應充分意識到地方行為是國家行為的組成部分，處理好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嚴格按照既定規劃行事，在保護好的前提下科學利用。同時，應充分發揮專門管理機構的作用，實現科學、有效管理。
從申遺進程和運河保護現狀看，政府層面的制度建設無疑極其重要。“加強制度建設，可以說是整個中國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的重要標志。”苑利表示，在制度建設中，專門針對物質文化遺產人為干預的提前申報制度、項目可行性分析制度、零沖擊報告制度，專門針對瀕危遺產的臨時性指定制度，專門針對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的行業准入制度等應該放在優先位置、盡早建立。
“立法是當務之急，全社會參與則是終極目標。全社會參與的活態保護是最好的保護。”“大運河遺產小道”倡導者、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傳播與公眾參與委員會專家委員齊欣認為，大運河申遺促進了“社會化保護”的發生發展，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文化遺產保護是一個社會化的進程。保護不可能隻靠政府，一定要有社會力量尤其是群體組織的加入，最終形成全社會積極參與的綜合體系。
“保護和開發如何實現動態平衡是關鍵，也是難點。”揚州大學水利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劉懷玉認為，運河保護應是動態的保護，以保護歷史原真性、風貌完整性、生活延續性為准則，以敬畏之心、科學態度，審慎推進運河保護和開發。適當發展運河文化產業是解決運河保護和開發之間矛盾的最佳選擇，以運河軟資源（文化）開發為主，以硬資源（物質）開發為輔，在文化科技應用中傳承運河文化，弘揚運河精神。
齊欣認為，大運河形成了一個文化遺產“風貌保護區”，它涵蓋文化遺產、工業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類型。如何在風貌區中保護這些遺產，世界上尚未有成功的先例，有待於繼續探索，世界上最好的例子或許正會在大運河的保護過程中出現。“在這一點上，因為有了大運河，中國可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阮儀三也表示，與以往的文化遺產不同，大運河是“活著”的遺產，並且正在發展著。因此，應當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採取統一的措施，探索建立一套新的保護體系，不能僅僅劃個地段靜止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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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運河申遺大事記
2006年3月，58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提交《應高度重視京杭大運河的保護和啟動申遺工作》的提案，標志民間申遺開始轉為國家行為。5月，國務院將大運河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月，國家文物局公布了我國重新設定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將大運河列入其中。
2007年9月，中國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在揚州正式揭牌，國家文物局確定揚州作為中國大運河申遺牽頭城市。
2008年3月，大運河沿線33個城市成立“大運河申遺城市聯盟”，會議達成並發表了“大運河保護與申遺揚州共識”。
2009年4月，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工作制度》、《大運河保護和申遺2009—2010年工作計劃》等文件。
2013年1月，國家文物局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本，標志著大運河申遺進入最后沖刺階段。9月，接受國際專家現場評估考察。
2014年6月，申遺文本提交世界遺產大會審查。
（劉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