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濤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以下簡稱《失敗》）自2012年3月出版以來，就被認為是一本從政治和經濟角度研究宏觀社會發展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被視為提供了一種詮釋國富國窮問題的新思維。梳理作者2002年以來的一系列論著，則會發現，《失敗》一書其實是對作者之前觀點的一場顛覆。
制度組合論的解釋過於含糊
《失敗》一書首先指出：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組合構成良性循環：激勵投資和創新，允許創造性破壞，從而帶來經濟繁榮﹔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組合構成惡性循環：投資和創新受到抑制，創造性破壞無法實現，經濟發展停滯﹔攫取性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組合可以產生增長，但不可持續﹔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的組合則極為少見。
《失敗》一書的這種制度組合論，並不是什麼創新。尤其是包容性與攫取性的劃分，與諾思、瓦斯利和溫格斯特等人2006年以來所提出的“受限進入的社會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開放進入的社會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自然國（natural states）和穩定憲政體制（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四個組合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失敗》明確強調，不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決定性的。這一觀點，在《失敗》一書的第二章就亮明了：“本書將說明，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隻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續地允許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存在。攫取性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組合之所以無法產生持續繁榮，是因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當權者刺激經濟只是為了更好地攫取資源或短期內實現某種政治目標，一旦當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發展影響到統治穩定時，當權者就會抑制包容性經濟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顯然意識到，包容性政治制度不能隻用“為大多數人提供政治參與機會”來刻畫，至少國家需要有足夠的施政能力。因此，又特別強調了包容性政治制度還需要“多元但足夠集中”。但遺憾的是，由於對這個“多元但足夠集中”的解釋極為含糊，對不可持續的增長又缺乏時限的說明，《失敗》一書就將“為什麼國家會失敗”和“為什麼國家會成功”的問題引入了一種近乎詭辯的循環邏輯之中：如果遇到了政治包容—經濟包容組合的例外（如海地、前獨聯體國家），《失敗》一書就可以說是它們盡管多元，但卻缺乏足夠的集中﹔如果遇到了政治掠奪—經濟包容型的例外（如新加坡、卡塔爾、沙特），《失敗》一書就可以說它們不可持續，因為對於持續多久才算持續，《失敗》一書從來就沒有答案。
在《失敗》一書所描述的政治包容—經濟包容的良性循環中，政治包容要求政治有必要的集中，與之對應的經濟包容則包含對私有產權的尊重。然而在《失敗》一書所列出的“成功國家”的歷史上，這兩者卻很少並存。
制度漂移的分析視角缺乏系統性
《失敗》一書認為，成功國家，如英美等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包容性制度，並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關鍵的歷史節點（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上的重大事件和細小的初始差別（small initial differences）導致了這一結果。關鍵時期是指“一個社會中破壞既有政治與經濟平衡的大事件”，如黑死病和大西洋貿易路線。借助於大事件，細微的初始差別得以放大，形成各不相同的制度，這就是所謂制度漂移。
為了論証這種制度漂移的觀點，《失敗》一書多次提到黑死病和南北美的發展差異。黑死病動搖了西歐的封建體制，使技術進步、人口流動和私有產權成為可能，使東西歐的發展路徑產生了差異。南美有黃金，易於攫取，所以殖民者建立了攫取性制度，英國人沒有這種偶然的幸運，反而成就了北美的經濟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偶然。
歷史上的大事件的確存在，但觀察大事件的視角應當是系統的和聯系的，而不是孤立的。以黑死病對東西歐的不同影響為例，《失敗》一書首先忽視了東西歐地理和人口分布的差異。東歐的大部分國家是內陸國家，在相當長時間裡沒有類似西歐的商業中心，大宗貿易很難發展起來，這反過來導致大城市很少且人口密度低。而在西歐，多數國家擁有較好的可航行的河流和沿海水域，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得西歐便於進行商業上的相互聯系，使西歐的貿易網絡早在12 世紀后半期便建立起來。在南北美的不平等發展上，《失敗》一書均沿襲了“包容歸因於偶然，攫取必然失敗”的分析路徑，但卻忽視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某一國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與另一國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關。
國富國窮不存在唯一的成功方案
在《失敗》一書中，政治制度被視為啟動良性循環的因素。但在2006年的另一部著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兩人則更多地強調了經濟結構對政治制度的影響。在該書中，他們指出，政治制度從攫取（專制）轉為包容（民主）的過程是統治者與民眾的博弈過程，成本和收益的比較是統治者選擇寬容讓步或繼續專制的根本原因，而經濟結構在成本收益的權衡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與《失敗》一書相對，我們可以在演化發展經濟學家賴納特、張夏准那裡看到完全不同的國富國窮觀。賴納特指出，所有關於產權、民主以及地理位置、氣候、病毒細菌疾病決定經濟發展的解釋都沒有觸及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一國如何選擇以及選擇怎樣的產業活動。產權及其他制度體系固然重要，但從因果關系上說，產權和制度本身並不創造國民財富，它們只是國民財富創造過程中的支撐體系，私有產權與其他制度體系是經濟活動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賴納特看來，經濟活動與政治之間的確存在很強的關聯性，但決定性的是前者。產業活動的選擇決定了財富創造與分配的方式，進而決定了社會階層的形成，從而形成了相應的社會權利訴求和表達。民主、市民社會、平等自由的訴求隻能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在缺乏合適的經濟活動時，它們無法生根。
《失敗》一書只是制度決定論的一個極致的、荒謬的翻版。國富國窮並非某一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在歷史特定性條件下多種因素組合的結果。問題的復雜性和關鍵的技巧在於，在不具備富國當初致富的內外部條件下，如何發揮國家和社會的作用去創造最適合的條件，但可以確定的是，並不存在一個唯一的成功方案。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