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
關注政府改革數十年了，也曾寫過多篇文章﹔實不相瞞，本人從未像今天這樣對政府改革有信心。並非盲目樂觀，我的信心是來自一些可觀察的事實。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中央政府去年取消和下放416項行政審批，而今年再取消200項。此舉釜底抽薪，待以時日政府機構改革將有大成應當無疑問。
時下學界有一觀點，認為相對於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改革滯后了。若從時間序列看，這其實不是事實。事實是，政府改革與國企改革於上世紀80年代初同步啟動。不是嗎？當年國企改革最引人注目的舉措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說白了，就是政府放權讓利、給企業鬆綁。這樣從時間節點看，怎能說政府改革滯后呢？若與經濟體制轉軌相比，實際也是政府改革在先，中央明確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1992年，而政府改革比這早得多。
若說政府改革滯后不是指改革時間而是指效果，我贊成。回顧以往的政府改革，動作較大的有七次，且重點皆是改機構。所以這麼做，初衷是想“撤廟趕和尚”逼政府瘦身。然而效果卻讓人遺憾，機構不僅未明顯消腫，而且有些部門的人員還不減反增。何以如此？我曾說過，根源在行政審批。這些年政府改革的經驗表明，有審批權與沒審批權的部門比，前者人員精簡要難得多：一是搞審批要有人手﹔二是審批權背后有利益，利益所系，當事者當然不願被精簡。
近來媒體紛紛預測，說新一輪的官員“下海潮”即將來臨。既然大家都這麼看，不應該是空穴來風吧？“下海潮”到來的確切時間雖說不准，但苗頭已可看出。起因是前年底中央政治局頒布“八項規定”，而去年在全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官場進行整肅，享樂與奢靡之風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跟著中辦、國辦又對職務消費與公務接待作了嚴格限定。有官員說，如今已“官不聊生”，此說法雖有夸張，但今天的官員不如從前過得滋潤倒也是事實。
不知是否與此有關，據人社部透露，今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比去年減少了36.09萬。對此媒體議論紛紛，而我的看法，人們不願報考公務員或現有公務員有人要棄官另謀職業，並非壞事，盡可悉聽尊便。國人官本位觀念由來已久，現在有這種轉變實屬不易。無心插柳，可看作是中央出台“八項規定”的意外收獲，用不著大驚小怪。
然而想深一層，公務員特權被限制，政府改革是否就可大功告成？我想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限制特權肯定對精簡機構有助，但僅此並不夠，關鍵還在審批權。官員明裡的特權被限制了，可若行政審批不改，暗裡的權錢交易還會有。雖說腐敗有黨紀國法管，問題是權錢交易很隱蔽，法網恢恢也難免百密一疏。有漏網之魚，自然就有人心存僥幸而去鋌而走險。試想，這些年中央反腐的力度不謂不大，可為何權錢交易仍屢禁不止？說到底，直接或間接都與審批權有關。
據我所知，以往很多人挖空心思進政府機關，福利待遇相對高是一方面﹔而更看重的還是審批權。明顯的，比公務員工資福利好的職業多的是，為啥千軍萬馬要擠獨木橋？原因無他，不過是指望日后能掌握審批權，隻要審批權在手，便可呼風喚雨。想當年，大學畢業后不少同學選擇進機關，私下裡交流，差不多都是這想法。再說，中國自古就崇尚“學而優則仕”，若“讀書做官”是為了實現報國抱負無可厚非﹔但也不排除有人是沖著“官本位”去的。所謂“官本位”其實就是“審批權”本位，要是沒有審批權，皮之不存何來“官本位”？
若行政審批制不改，機構改革會阻力重重。事實確也如此，看看這些年的機構改革，哪一次不是雷大雨小？僅“大部制改革”就搞了兩回，可人員又精簡了多少呢？想想也是，官員不比企業員工，大權在握，要精簡官員談何容易！所以我有個判斷，除非中央大手壓縮行政審批，將審批制改為備案制，讓官員無法再以權謀私，不然機構改革會曠日持久，無論怎麼改都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最后我提三點建議：第一，政府改革應先改“審批”再改“機構”，絕不能倒過來，否則會勞民傷財、事倍功半﹔第二，改革審批不是完全不要審批，有關國家安全與公共服務的項目，該審批的還得審批，但審批過程要有監督，能公開的一律公開﹔第三，取消哪些審批要由中央頂層設計，不能由審批者自己定。本來就是與虎謀皮，將選擇權交給審批者是啥結果我不說相信大家也知道。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