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來看，都很難說中國出現了加快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戰略機遇期
在必要條件具備之前開放短期跨境資本流動，不僅不會“倒逼”出國內金融體系改革，而且會對國內金融體系和金融穩定造成損壞
資本項目開放是目前的熱門話題之一，但在開放的條件與時機等問題上，經濟學界尚未形成共識。近日，《經濟日報》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
記者：您一直認為，從國內外的形勢來看，很難說中國正處於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的戰略機遇期，為什麼？
余永定：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資本流動的波動性明顯增加，發展中國家金融穩定受到更為嚴重的沖擊。大致來說，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導致一系列發展中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而在2010年11月美聯儲推出QE2、2012年9月推出QE3之后，國際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導致發展中國家貨幣大幅度升值。2013年5月、6月，美聯儲開始為QE退出做輿論准備，結果又引起資本回流美國、發展中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事實說明，從全球經濟、金融環境的角度來看，自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特別是2012年以來，很難說中國得到了一個開放資本項目的戰略機遇期。
顯然，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也不支持出現戰略機遇期的觀點。地方政府債和企業債務飆升，中國的債務總額對GDP的比例上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如果沒有資本管制，金融亂象會發展到更嚴重的地步。
總之，無論從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來看，都很難說中國出現了加快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戰略機遇期。
記者：有觀點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能夠倒逼國內的金融體制改革，這個理由是否成立？
余永定：泛泛地說資本項目開放可以“倒逼”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弄清，到底通過開放哪些資本項目可以“倒逼”出何種體制改革。例如，通過對海外投資者進一步開放A股市場，中國股市的種種弊端是否可以糾正？允許企業在海外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自由融資，是否可以推動國內利率市場化的形成？不僅如此，我們還必須知道特定資本項目的開放對中國金融穩定、經濟安全和國民福利會造成何種沖擊，我們又有何應對之策。
記者：近年來，我國推行的人民幣跨境結算對資本項目開放產生了哪些影響？
余永定：自2009年推行人民幣跨境結算以來，中國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資本項目下的一些子項目，而這些子項目大都同短期資本跨境流動有關。通過人民幣國際化，短期跨境資本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繞道”自由進出中國金融市場。
盡管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變化是由眾多因素決定的，但很難否認，資本管制的放鬆是中國最近幾年來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在正常情況下，套利活動要冒匯率貶值的風險。但由於人民幣的穩定升值，套利活動成為無風險生意。在實現匯率市場化之前就開放短期資本跨境流動，必然導致無風險套利的發生。而無風險套利活動對中國可以說是有百弊而無一利。因此，在必要條件具備之前開放短期跨境資本流動，不僅不會“倒逼”出國內金融體系改革，而且會對國內金融體系和金融穩定造成損壞。
記者：我國目前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否意味著可以從容應對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沖擊？
余永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資本項目完全開放是中國經濟體制的所有改革中最為敏感、風險最大的改革。一旦中國完全解除資本管制，中國金融體系就完全暴露在國際投機資本的強大“炮火”之下。盡管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中國金融體系的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例如，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超過43萬億元。如果居民把存款中的10％由人民幣轉換為美元，就相當於近8000億美元。如果解除對“個人資本流動”項目的限制，一旦居民把較高比例的人民幣存款轉換為外幣資產，就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因此，資本項目完全放開仍需時日。
（本報記者 張 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