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左”的錯誤的發展

（一）相關背景

關於發起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的背景，還得從1958年說起。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了趕超英國的目標。隨后，黨相繼發動“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的提出和實施，真切反映了舉國上下盡快改變落后面貌、實現強國之夢的強烈願望，但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急於求成的一面，致使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風行一時，帶來嚴重后果。黨中央和毛澤東初步覺察后，試圖糾正“左”的錯誤，但這一進程很快就受到阻滯。1959年廬山會議從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認定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結成了“反黨集團”，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在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右傾機會主義”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產生於19世紀90年代，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歪曲、篡改、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思潮，因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以完整形式提出了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而得名，亦稱伯恩斯坦主義。 的同義語。該文分析說：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挂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裡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因此，從糾“左”迅速轉為反右，並不是態度的搖擺不定。這恰好說明在毛澤東眼裡，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

廬山會議后，全黨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斗爭，導致把意見分歧定性為階級斗爭的錯誤進一步蔓延，嚴重破壞了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助長了個人崇拜和一言堂、家長制現象。在“左”的錯誤主導下，加之連續三年（1959—1961年）嚴重自然災害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國民經濟陷入困境，糧食等極度短缺，給國家造成嚴重損失，給人民帶來災難性后果。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共中央在1960年著手調整政策，並根據毛澤東的倡議，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講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問題。他表示，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說話的方法。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毛澤東批評地方上的有些第一書記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並舉“霸王別姬”為例，說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毛澤東還帶頭作自我批評，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劉少奇在講話時認為，目前的困難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錯誤引起的。他引用了在湖南調研時當地農民說的一句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還指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是錯誤的。有的同志說，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這也是不正確的。“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眾的、冒裡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蠻干的那種加引號的“左”派。那種“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們在黨內的具體斗爭中，應該有什麼反什麼，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要實事求是地進行黨內斗爭。

鄧小平在會上講黨的建設，強調要堅持黨的優良傳統。他指出，最近幾年，許多同志忙於具體工作，不大談黨的問題，不大注意黨的建設。黨的優良傳統有相當程度的削弱，給工作帶來很大危害。首要原因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夠﹔其次是在這幾年的黨內斗爭中發生了一些偏差。由於沒有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運動中斗爭過火等原因，這幾年在黨內滋長了一種不如實反映情況、不講老實話、怕講老實話的壞風氣。堅持黨的優良的傳統作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們黨是一個執政黨。進了城，執了政，做官的條件是具備的，這就最容易沾染官氣。事實上，我們許多同志確實已經沾染了不少官氣。所以，我們每天每時都要注意執政黨的特點。認識了這個特點，我們就能更加注意堅持黨的優良傳統。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除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聯系群眾、及時糾正錯誤等以外，必須注意健全黨的生活，包括堅持民主集中制。

在小組發言中，周恩來批評了這幾年的浮夸和說假話現象，認為這是黨風不純的表現，強調要堅持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他表示：“我們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要盡快恢復起來，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要恢復起來，現在被擱在一邊的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通通都要恢復起來。”朱德談到黨內斗爭擴大化問題。他說，在群眾運動中，往往一個偏向來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傾向來了，也帶群眾性，制止不住，要到失敗了，吃了虧，才制止得住。反右比較容易，因為資產階級的東西比較容易識別，好制止一些。“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他強調，解決黨內問題還是要和風細雨，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陳雲指出，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

七千人大會的寬鬆和諧氣氛是近些年少有的，對黨風問題所作的剖析是深刻的。會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增強了全黨團結奮斗、戰勝困難的信心。在全黨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國民經濟逐漸復蘇，形勢趨於好轉。

但是，“左”的錯誤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糾正，黨內特別是中央領導層的意見分歧也未完全消除。隨著中蘇關系交惡等時勢的變化，黨內政治生活又出現反復。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1958年又提出中蘇共建長波電台和潛艇艦隊，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致使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逐漸擴大。1960年4月，中共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文，其中寫道：“以鐵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適應帝國主義者的需要，提出對於列寧學說（即現代的馬克思學說）的修正。”實際上文章批判的矛頭是指向赫魯曉夫。蘇聯隨即予以回應，拉開中蘇論戰的序幕。同年夏，又撤回所有援華專家、撕毀合同、中斷援助，導致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急劇惡化。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現代修正主義的判斷，直接影響到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判斷。

七千人大會后，圍繞如何估計目前的困難，如何看待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現象，中央領導層在認識上產生較大分歧。毛澤東批評有些人把形勢說成是一片黑暗，看不見光明﹔批評包產到戶是在搞資本主義。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離京調研考察，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劉認為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周恩來、陳雲等持類似態度。關於包產到戶，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人均表示贊成和支持。 而台灣國民黨當局揚言反攻大陸，美國偵察機頻繁侵犯我國領空，中印邊界的緊張對峙，蘇聯在中蘇邊境挑起沖突，以及新疆伊犁等地發生邊民外逃事件，又增添了局勢的緊張氣氛。在這節骨眼上，彭德懷兩度給中央寫申訴信，被毛澤東視為是在不恰當的時機向中央施壓。於是，1962年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沒有延續七千人大會的寬鬆氛圍，而是再現了廬山會議的緊張氣氛。

八屆十中全會重點批判了所謂的“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因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而受到嚴厲批判，農村工作部被撤銷。對“翻案風”的批判除對准彭德懷外，還硬扯上了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僅僅因為習仲勛關心過小說《劉志丹》的創作。康生硬說該書是為高崗翻案，認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致使習仲勛等人無辜蒙冤。全會決定成立兩個專案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勛等人進行審查。由毛澤東修改審定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指出，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廬山會議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於勝利地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進攻，維護了黨的路線和黨的團結。公報強調：“無論在現在和在將來，我們黨都必須提高警惕，正確地進行在兩條戰線上的斗爭，既要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隻有這樣，才能永遠保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不斷地加強黨的團結，不斷地提高黨的戰斗力。”

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難度極大、充滿風險挑戰的嶄新而又偉大的事業，在探索中出現意見分歧是很正常的。而國內外形勢的急遽變化，使毛澤東越來越擔心黨內會出現修正主義，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進而將這種意見分歧視為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必然反映。這種政治上的“左”的思想最初體現在廬山會議，在八屆十中全會又有進一步發展，突出表現為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告誡全黨警惕並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迫於經濟壓力，全會在經濟領域仍決定糾正“左”的偏差，使經濟調整工作在會后得以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為了避免因強調階級斗爭而影響經濟工作，毛澤東和黨中央還採納劉少奇的建議，規定這次全會的精神隻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干部。不過，全會批判“黑暗風”，已暗含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人的批評和不滿。

同期，中蘇兩黨的論戰也趨於升級。為了批駁蘇共中央在公開信中對中方的攻訐，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國共產黨連續發表九篇理論文章（簡稱“九評”），首次點名指斥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對外搞“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對內搞“全民國家”、“全民黨”，致使十月革命的故鄉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在“九評”過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從國際上的反修斗爭聯想到中國國內的反修防修問題，故而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二）主要脈絡

社教運動的重點是農村，且醞釀已久，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初的整風整社運動。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穩定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業人口佔我國總人口的大多數。鑒於農村的嚴峻形勢，中央決定糾“左”，以農村作為國民經濟調整的突破口。而要搞好農村工作，就必須解決作風不實的問題。1960年3月，山東歷城縣委在一份報告中說：該縣在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上存在許多缺點，突出表現為“五多”、“五少”：會議活動多，深入實際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總結經驗少﹔蹲在機關多，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的組織工作少。縣委認為這種官僚主義作風助長了基層干部的命令主義和浮夸作假作風的滋長，採取了四條解決措施。中共中央為此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說“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風氣，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要求各地號召整風，仿照歷城的辦法，克服五多五少現象。

同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以及《關於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指示》，號召放手發動群眾，普遍展開一個整風整社的群眾運動。“整風”指整頓農村基層干部的作風，堅決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即“農村三反”），徹底糾正“共產風”、浮夸風和命令風，反對干部特殊化，反對干部引用私人等﹔“整社”指徹底清理一平二調“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人民公社內部實行平均主義的供給制、食堂制（一平），對生產隊的勞力、財物無償調撥（二調）。 ，徹底糾正“共產風”，切實地把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的一系列必要的規章制度建立起來，把以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穩定下來，使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得到更好更大的發揮。文件還指出，運動搞得徹底的主要標志是：一平二調的遺留問題都已經全部解決﹔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風有了顯著的改進和提高﹔群眾真心滿意，情緒高，干勁足﹔農業生產出現了新的面貌。

12天后，中共中央又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將農村的歪風概括為“五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毛澤東有個判斷，認為全國農村有三分之一地區的形勢不好，“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湖北省委選擇問題嚴重的沔陽縣通海口公社進行摸底、試點，然后分批推廣﹔以重點糾正共產風為第一階段，以糾正“五風”為第二階段，以擴大整風整社成果、全力奪取1961年大豐收為第三階段。這一做法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

在第二階段，湖北省委工作隊進村扎根串連，發動群眾揭發問題，同時召開整風會議，引導干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結果發現，通海口公社由“五風”引起的人民內部矛盾已經發展到極為嚴重的程度。以這個公社的官路管理區為例，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打、罵、捆、吊，甚至抄家、關黑牢等手段，處罰過142人（有12戶被逼外逃），包括在大冷天把65歲的老頭打下水﹔有個社員向管理區揭發他弄虛作假，被扣上“組織造反”的帽子，罰“充軍”一個月。總支書記郭珍孝被社員揶揄為：“炊事員隨身帶，吃飯把小灶開﹔身穿綈布衣，腳穿金絨鞋﹔坐在辦公室，活像郭秀才！”管理區副主任譚中順是“重活溜，輕活吼，夜班搞兩頭，日班抓三手”。“兩頭”就是開始布置布置，最后趕上吃夜餐﹔“三手”就是早上安排，中午檢查，晚上總結。社員給四大生產隊支部書記鄧繼德的“畫像”是：“鄧繼德特殊化有名堂，說堂就有好幾堂，副業隊是他的小食堂，田間戰棚是他的爽心堂，生產隊是他的白虎堂，會議室是他的一言堂。”社員還歸納了“五比”：“社員白天睡覺是睡懶覺，干部白天睡覺是勞逸結合﹔社員吃東西是好吃鬼，干部吃東西是打牙祭﹔社員玩一下是東游西逛，干部玩一下是檢查生產﹔社員說閑話是夸白話，干部說閑話是商量工作﹔社員批評干部是調皮搗蛋，干部整社員是典型批判。”干部家屬受到特殊照顧，處處高人一等，被社員譏諷為“一人當官，拖帶滿屋”。全公社共有78個生產隊、442個小隊，兩年來各級干部有920人貪污，899人挪用公款，佔干部總數的30%左右。干部多吃多佔的現象最為普遍。公社機關用在請客送禮、招待上的物資數目很大，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許多東西多被干部佔了。特殊化風、命令風導致當地干群關系惡化，成為“貓鼠關系”，大大降低了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群眾將那些錯誤嚴重的干部看作“新的剝削階級”、“新地主”、“新惡霸”。湖北省委分析認為，這種現象的總根子還是“共產風”，“共產風”否定了三級所有制，刮走了一切的管理制度，一切權力都在干部手裡，加上這兩年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干部工作上有偏差，混進來一些壞人，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在革命隊伍中有很大程度的滋長。圍繞集中整治干部特殊化風和命令風，工作隊放手發揚民主，連續掀起三個高潮：一是揭開命令風的蓋子，大抓作風兌現﹔二是揭開特殊化風的蓋子，大抓經濟兌現﹔三是揭開干部政策方面的蓋子，大抓組織兌現。這次整治“五風”持續20多天，湖北省委認為這是一場深刻的民主教育和階級教育的群眾運動，密切了黨群關系，提高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中共中央批轉湖北省委〈關於沔陽縣通海口公社整風整社第二階段的總結報告〉》（196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109—123頁。

除湖北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外，廣東中山縣坦洲公社也對整風整社運動的基本經驗作了總結。1961年春，中共中央相繼下文，號召各地參照這兩個地方的做法進行整頓。在毛澤東力推下，全黨興起調查研究之風，深化了對國情的認識，推動了農村政策的調整。6月15日，中央發布《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共10章60條（簡稱“農業六十條”），其中的一處重大修改是取消了供給制。中央同時強調，農村的整風整社工作必須進行到底，不能草率結束。

在糾正“五風”過程中，安徽少數農民突破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自發搞起包產到戶，效果明顯。在省委支持下，很快在全省推廣開來。其他一些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實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這一新實踐有效解決了戶與戶之間平均主義的勞動分配問題，所以受到農民歡迎，但也有人擔心這會瓦解集體經濟、引起兩極分化，由此在黨內形成意見分歧。八屆十中全會繼續高舉三面紅旗，批判“單干風”，否定了包產到戶，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強調：“要在農民中，在各級干部中，經常進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自此，農村整風整社運動過渡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嚴禁打人的通知》，便使用了這一概念。不過，從總體情況看，各地反應不夠迅速和主動。這說明大家在認識上並不一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3月1日正式發布），確定以“五反”運動作為在城市中開展社教運動的方式。至於農村社教運動怎麼搞，會議沒有拿出具體方案。湖南、河北主要是宣講、學習八屆十中全會的文件，糾正“單干風”。毛澤東在會上介紹了兩省的做法和“經驗”，認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要求各地總結自己的經驗，認真研究這兩個省的做法。

以這次會議為標志，城鄉社教運動開始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整風整社運動、城鄉社教運動之間有延續性，譬如均重視干部隊伍的作風建設，反對官僚主義等歪風，但又有著明顯區別：前者是糾“左”，而后者則向“左”的方向發展，運動的范圍也從農村擴大到了城市。

1963年2月中旬起，河北保定地區在開展農村社教運動時，普遍進行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工作，起到了整頓基層干部作風等作用。中共保定地委在寫給省委的報告中說：“事實再一次証明階級和階級斗爭確實是存在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是激烈的。在生產隊開展‘四清’實際具有農村‘五反’性質。這是又一次反擊資產階級向集體經濟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接著，毛澤東又對一些匯報材料作了批示並轉發，肯定了各地的一些成功經驗，如浙江仿效山西昔陽縣組織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東北地區用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河南進行農村社教時注意分步驟、試點，實行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政策。

以他的批語和這些材料為基礎，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草擬指導全國農村社教運動的文件並進行討論。他指出，農村社教運動的要點有五，即階級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強調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挖修正主義的根子，強調生產斗爭、科學實驗必須與階級斗爭相結合。5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式下發，共談了十個問題，既有關於理論或認識問題的闡釋，又論及農村社教的政策、方法和相關規定（諸如先進行試點，再分期分批推行）。關於“四清”，文件將黨的方針概括為16個字：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文件引用毛澤東對浙江材料的批語作為結束語，強調如果不抓階級斗爭，不要很多時間，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文件強調：“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認為“這一次教育運動完成以后，全國將會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差不多佔地球四分之一的人類出現了這樣的氣象，我們的國際主義的貢獻也就會更大了”。這一番話，反映了農村社教運動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以及毛澤東內心的深深憂慮和美好願望。

這份文件對全國農村社教運動起了指導和推進作用。不過，該文件把階級斗爭形勢和黨內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估計得過於嚴重，以致對實踐產生消極影響。在試點中，各地普遍出現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斗爭過火、打擊面過寬，以及工作隊包辦代替、將基層組織和原有干部拋在一邊等問題。於是，中共中央開始著手就相關具體政策制定一個文件。經反復討論修改，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該文件與先前下發的《決定（草案）》同為十條，分別簡稱“后十條”、“前十條”。“后十條”在糾偏上作了具體規定，如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強調搞運動不能耽誤生產，但指導思想上“左”的色彩更加濃厚：重提毛澤東歸納的社教運動的五個要點，並強調“階級斗爭是最基本的”，明確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11月14日，中共中央就印發和宣傳這兩個文件發出通知，強調“要使全國人家喻戶曉，做一次偉大的宣傳運動”。1964年3月22日，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組織干部宣講隊伍，把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

城市“五反”運動也在不斷推進。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作報告，其中談到領導干部要過好“五關”，即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關於過思想關，周恩來表示：“要堅持反省，與同志們交換意見，經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會生鏽，就會受到腐蝕。”關於官僚主義，周恩來列舉了20種表現，指出“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症”，“的確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險的”。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華北局和中南局的兩個文件，要求各地繼續抓緊進行“五反”運動。

與此同時，中蘇論戰也進入白熱化。1964年7月14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九評”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該文指出，除了無產階級政權遭武裝鎮壓而失敗外，人們對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復辟往往不注意不警惕，“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蛻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變’的道路”。這說明，這個沉重的話題是毛澤東等人此時的一個心結。在同年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著重談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問題。他估計說，我國有1/3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手裡。劉少奇贊同說，現在下邊發生的問題就是不追上邊，恰恰問題就出在上邊。為了推進社教運動，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主持﹔另著手根據新的經驗，對“后十條”加以修改，也由劉少奇主持。

“后十條”是在毛澤東主持下制定的，而“后十條”修正草案主要體現了劉少奇的意見。兩相比較，修正草案的階級斗爭火藥味更濃了，主要體現在：將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定為“主要解決干部中的‘四不清’問題和開展對敵斗爭”﹔認為敵人對干部拉攏腐蝕，實行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斷言一些基層干部已經蛻化變質，“成為階級敵人的代理人和保護人”。從具體內容看，修正草案吸收了一些新鮮經驗，但某些條文的改動對“后十條”是顛覆性的。例如，原先規定工作隊主要是給基層干部當“參謀”、出主意，進行幫助和指導，但決不能包辦代替﹔修正草案則提出“組織堅強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並強調“把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劉少奇推廣“桃園經驗”，要求領導干部下去蹲點，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還要求各省集中工作隊的力量打殲滅戰，各地委先搞一個縣，縣以下各行各業和城鎮的“五反”同時進行，以形成聲勢。這打亂了一些省份的部署，所以修正草案沒有發布前，黨內已有不同意見。1964年9月18日下發后，農村社教運動被推上一個新台階，但“左”的錯誤也得到進一步擴張。至1965年春，全國共抽調大約150萬名機關干部和高校師生參加工作隊，並且下鄉后包辦代替，將當地干部晾在一邊。在從敵人或蛻化變質分子手中奪權的名義下，各地紛紛展開奪權斗爭，致使原先的大多數干部被趕下台，引起后者的抵觸情緒。劉少奇要求各地克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傾向，並贊同湖南在問題嚴重地區實行“一切權力歸貧協”的做法。農村氣氛緊張，局面漸趨失控。城市社教運動也出現亂批亂斗現象。這顯然不是毛澤東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和結果。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目前社教運動中提出的一些問題。毛澤東、劉少奇在會上發生爭執。劉少奇認為，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說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要通過社教運動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認為，這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的提法才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這一分歧被寫進會議討論紀要。該紀要經毛澤東審定，在會議閉幕當天，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為題下發全黨，將這種分歧公開化，實際上是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中央在通知中指出，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准。該文件宣布統一提法，今后全國城鄉的社教運動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965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在這個運動中，要根據社會主義的徹底革命的原則，放手發動群眾，在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這四個方面進行清理和基本建設，正確地區別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人民群眾中進行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 ，取消“五反”的名稱。該文件肯定了個別新做法（例如，在基層組織癱瘓的地方，實行一切權力歸貧下中農協會），但更多的是對過去一些提法和做法進行糾偏。譬如，廢止了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的規定，提出要依靠大多數群眾和干部，實行群眾、干部、工作隊“三結合”。文件大量使用了“要”、“不要”之類的表述：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隻在少數人當中活動﹔在運動中，自始至終要抓生產和分配﹔要從當地情況出發，實事求是﹔要大膽放手發動群眾，不要像小腳女人，不要束手束腳﹔要深入細致，不要大轟大嗡﹔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簡單粗暴的做法﹔不是搞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對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要盡可能早一點解放出來﹔有些壞干部是會有集團的，但不要把集團劃得太多，劃得太寬﹔四清要落在建設上面。該文件最后說：“羅列一大堆表面現象，拼湊一大堆枯燥無味的條文，使人得不到要領，是煩瑣哲學。”其矛頭直指劉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條”修正草案等文件。話已經說得很重了。毛澤東后來將劉少奇主持城鄉社教運動的工作概括為“形‘左’而實右”。

“二十三條”下發后，大批基層干部獲得解放，理順了一些關系，農村局面有所改觀。城鄉社教運動進入新階段。

在社教運動之前尤其是在運動期間，為糾正黨員干部隊伍的不正之風，中共中央陸續出台了一些具體規定和政策，或發布重要指示。

1960年11月9日，中央就在京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特需供應作出指示，提出“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干部必須從嚴”，如果聽任某些干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后門”來取得額外供應，就會腐蝕干部的思想，就有出現“特殊化”的危險。

1962年3月20日，中央下發通知，規定所有計劃外的工程一律停止施工，“特別是樓、館、堂、所，不論已經建設到什麼程度，必須立即停止施工”。

1963年1月15日，中央轉發對德州市委第一書記常玉等人腐化墮落、違法亂紀案件的處理報告的批語，指出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嚴重事件﹔要求各地選擇典型案件，在一定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進行處理（不登報），教育黨員干部，“要使每個黨員明確認識，我們黨處在執政的地位，黨對黨員、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寬，而是更嚴”。

1964年2月15日，中央下發《干部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目錄》（草案），要求各地各部門從目錄中圈定若干本書，在一定時間內組織地委書記以上干部閱讀﹔8月18日，又作出關於縣以上干部學習毛主席哲學著作的決定。

同年5月7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嚴格禁止樓館堂所建設的規定》，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門還進行樓館堂所的建設，這是嚴重的錯誤”﹔指出此舉不但同我國的經濟狀況很不適應，而且嚴重地脫離群眾，違反勤儉建國的原則，破壞黨和人民政府艱苦朴素的優良傳統。7月24日，又發布補充規定。

5月18日，中共中央就當前工作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發出指示，指出：有極少數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發生一些歪風，主要表現在不是學習解放軍和大慶油田的艱苦朴素、深入實際、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而是追求表面的華而不實的轟轟烈烈，滋長起一股形式主義和浮夸作風﹔不少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不下去蹲點，進行調查研究，而喜歡靠沒有准備的會議、煩瑣的表報和冗長的文件來指導工作，愛開那種多、大、長、重、空（即次數多、規模大、時間長、內容重復、內容空洞）的會議，愛發那種又多又煩瑣而毫無用處或者很少用處的表報、文件。每個會議不分有無必要，都要層層傳達，好些表報、文件還要層層加碼。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衙門化的作風，決不是革命的作風。

同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在全國各行各業開展的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運動中，形成了學解放軍、學大慶、學大寨的熱潮﹔各級領導機關、各種事業單位和廣大干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戮力同心艱苦奮斗，頂住壓力戰勝困難，使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鄭重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偉大目標。《人民日報》1965年元旦社論激情豪邁地說：“一年來，我國人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從一九六一年開始的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農業和工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突出地顯示我國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的增長。我國的經濟力量和國防力量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大。”

然而，“左”傾錯誤使這一發展勢頭蒙上陰影。“二十三條”糾正了此前社教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但總的來說，仍在指導思想上發展了“左”傾錯誤理論。它把十幾年來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概括為：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斗爭﹔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並說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們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一個“整”字，道出了決心和肅殺之氣。這為后來大揪黨內的所謂“走資派”提供了理論依據。

此外，在國際冷戰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分裂的背景下，我國周邊環境急遽惡化，黨中央被迫積極備戰。這對我國的經濟布局和工業發展造成很大掣肘，同時也更加強化了毛澤東等人的階級斗爭、反修斗爭意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均因提出與主流思想不協調的政策建議，受到錯誤批判直至免職。思想文化領域的氣氛也越發緊張，毛澤東嚴厲批評文藝界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作品太少，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哲學社會科學也展開過火的政治批判。例如，1964年，戚本禹等人認為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所寫“自述”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打著揪“叛徒”、彰“氣節”的旗號，發起對李秀成的大批判。著名學者羅爾綱認為李秀成是“偽降”而遭批判，學術問題被無端上升為政治問題。對楊獻珍“合二而一論”、孫冶方“生產價格論”、翦伯贊“歷史主義”的批判，均折射了這種緊張氛圍。

“二十三條”規定：“從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六七年內，全國搞完。”這是毛澤東對“四清”運動設計的時間表。不過，“二十三條”發布后，毛澤東對此反而談得少了。這個運動主要解決城鄉基層的問題，而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中央出了問題。他越來越覺得，單靠“四清”運動，已無法解決國內所有的緊迫問題，必須調整思路和對策。

社教運動前后歷時三年多，對克服官僚主義等現象、解決干部作風問題，起了積極作用﹔在淨化社會風氣、解決城鄉基層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對於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偏差，中共中央及時總結經驗，注意糾偏，並一再強調不要因運動耽誤生產，從而減少了負面影響。但是，由於片面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直至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場運動的大方向是錯的，客觀上為隨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二十三條”中“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語，后來被原封不動地寫進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