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7年全黨整風運動

（一）背景及醞釀

中國共產黨經受住執政初期的考驗，交上了一份出色的執政成績單。新中國成立僅七年時間，黨帶領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努力恢復國民經濟，同時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並通過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大陸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創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作出正確結論，指出目前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滿懷豪情地宣布，社會主義革命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說，這次大會的任務，就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於是，我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任務來得如此之快，中共中央在倍感振奮、充滿憧憬的同時，深感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要性、緊迫性。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充分肯定七大以來的工作，指出11年來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已經成了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績，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已經提高了一步。他同時指出： “但是我們還有嚴重的缺點。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就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志進步的。”毛澤東強調：“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整風的任務。

鄧小平在中共黨的八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也談到堅持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的重要性。他指出，黨之所以成為先進部隊，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群眾，僅僅因為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並且努力幫助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爭。正確地實行群眾路線，我們就能得到成功，反之我們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就會遭受損失。由於我們黨現在已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以及由此對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黨認真地宣傳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也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鄧小平分析了官僚主義傾向的種種表現，指出貫徹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是長期的斗爭，必須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他談了五點，其中指出：“各地區各部門黨的組織，必須運用過去整黨工作的經驗，採取群眾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每隔一定時期，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工作作風的整頓，特別著重檢查群眾路線的執行情況。”這同樣提到了整風問題。

圍繞執政黨建設，中共八大還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國內外的一些突發事件，促使中共中央進一步思考並下決心整風。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既揭了蓋子，有利於破除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又捅了婁子，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起震動和混亂。出於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不滿，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離心傾向和內亂苗頭。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地區因工人要求未得到滿足，引發流血沖突。10月，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發生持續數周的大規模騷亂，提出實行多黨制、退出華沙條約。

中國國內也出現不安定因素。同年9月起，由於城市糧肉、日用品等供應短缺，以及學生就業、復員轉業軍人安置遇到困難等原因，全國相繼發生不少罷工、罷課、游行請願事件。石家庄某校部分畢業生因就業願望落空，竟然組織示威游行，並張貼令人瞠目的標語，諸如“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農村也不消停，有些地方鬧缺糧、鬧退社，發生毆打干部、哄鬧事件。知識界批評黨和政府的聲音也多起來了，其矛頭之一是針對干部作風，有些意見提得還很尖銳。國內少數人鬧事的起因是什麼？如何看待鬧事的性質？採取何種方法解決？這成為黨中央、毛澤東尤為關注的問題。

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嚴肅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表示，中央准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他強調，“我們主張和風細雨”， “這樣就很得人心，就能夠團結全國人民，調動六億人口中的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6、327、328頁。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分析說，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於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並改正﹔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后退，毫無原則，什麼要求都答應。毛澤東表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他強調，要密切聯系群眾，克服官僚主義。要以匈牙利領導人為鑒戒，多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搞清楚群眾的情況。總之，要照辯証法辦事。《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3、354、357、358、361頁。

同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后經整理修改，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刊發於6月19日的《人民日報》。經過長時間思考，毛澤東就相關問題作了詳細闡述，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他明確指出，我們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包括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此時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澤東分析說，發生少數人鬧事，主要原因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再就是對群眾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我們不贊成鬧事，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他強調，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這番重要論述承續並發展了黨的八大精神，很有思想高度，同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胸懷——面對黨群關系不和諧的一面，主動並側重查找自身原因，明確提出克服官僚主義，並為此醞釀黨內整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開吸收160名黨外文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首先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黨內外代表舉行了6次座談，12日又在會上講話，一再談到整風話題。毛澤東表示，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整風主要是批評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整風的方法同延安整風一樣，先研究、學習一些文件，每個人在此基礎上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方面，發揚優點和正確的方面。黨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缺點和錯誤也還不少，因此要進行整風。毛澤東以自信的口吻說，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工農基本群眾是在我們方面。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如果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會更加主動，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毛澤東對黨外人士寄予厚望。他說，建設新中國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談到改造和團結知識分子的問題，毛澤東分析說，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解決思想問題，要採取“放”而不是“收”的方針，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毛澤東表示，我們准備用這個放的方針來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改變他們現在的面貌。我國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願意進步的，願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

毛澤東在這兩個會議上的講話經傳達后，在黨內外引起熱烈討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又分赴各地，就開展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進行思想動員。在濟南、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他強調：“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經過數月醞釀和吹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在黨內外產生強烈反響。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時機成熟了。

（二）整風運動的展開與反右派斗爭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內稱毛澤東同志兩個報告的傳達引起了黨內黨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指示》闡明了整風運動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導思想、主題，以及具體要求、方法步驟等。《指示》指出，幾年以來，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這次整風運動以毛澤東所作的兩個報告作為指導思想，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主題。各級黨委必須組織對這兩個報告的學習，據此來總結和改進工作。整風首先從縣級以上、軍隊團級以上的黨的組織以及大的廠礦和大專學校的黨的組織開始，並且首先從檢查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開始。

該文件有些具體規定和要求，折射出此次整風的特點或創新之處。《指示》強調，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開會隻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多進行個別的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斗爭大會。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歡迎非黨員自願參加整風運動。在整風期間，提倡各級領導干部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並且逐步形成一種永久的制度，以徹底改變許多領導人員脫離群眾的現象。5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規定了四條細則，要求從各級黨的少數主要干部首先做起。 各單位整風時應組織領導小組，由黨委第一書記親自負責。整風計劃應該貫徹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並且必須使整風運動的進行同工作的改進結合起來，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解決結合起來，防止關門整風、妨害工作。

此次整風是整頓三風，與延安時期整頓三風相比，用反對官僚主義代替了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三風的排列順序也有變化。毛澤東起初講“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此時的正式表述為“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這反映了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整頓三風之輕重緩急的認識：官僚主義是眾矢之的，所以被放在首位﹔高崗、饒漱石事件發生后，凸顯了增強黨的團結、防止分裂的重要性，所以反宗派主義被放在第二位﹔黨內存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現象，但在思想路線上並無異議，反主觀主義因而被放在末位。總之，反官僚主義是這次整風運動的重中之重。

4月3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就全黨整風運動進行吹風和動員。毛澤東說，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這時提整風比較自然。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5月1日，《人民日報》刊發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標志著整風運動的全面展開。

次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內部矛盾已經在我國歷史舞台上代替敵我矛盾而居於主要地位。要在全國採取擴大民主生活、擴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使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矛盾變得容易發現和容易順利解決，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感覺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樣，他們就會更容易地脫離舊時代的影響，更積極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社論強調，這次整風運動的目的，也就是要全黨學會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以便完滿地完成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建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任務。《人民日報》接著又相繼刊發《同群眾同甘共苦》、《為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等文，為整風運動鼓與呼。

開門整風是解放戰爭時期新創的做法，當時邀請黨外群眾（主要是農民）幫助整黨。這一次是通過統一戰線的方式，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幫助整風。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尚屬首次。5 月4 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內雲：最近兩個月以來，在各種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會議上和報紙刊物上所展開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和對於黨政所犯錯誤缺點的批評，對於黨與人民政府改正錯誤，提高威信，極為有益，應當繼續展開，深入批判，不要停頓或間斷。《指示》說，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議好，他們暫時不要表態，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隻要我黨整風成功，我黨就會取得完全的主動，那時就可以推動社會各界整風了（這裡首先指知識界）。

根據這一指示，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后召開13 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各級黨政機關和高校、科研機構、文藝單位的黨組織也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群眾意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迅速進入高潮。

在黨的號召和鼓勵下，黨外人士暢所欲言，所提意見雖然尖銳，但大多比較中肯。例如，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胡子昂認為黨群關系“敬而不親，親而不密”﹔民主建國會副秘書長譚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閔剛侯批評統戰部“統上不統下”﹔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批評“以黨代政”現象，但對黨組（黨委）領導制度表示肯定﹔民革副主席張治中建議從思想認識、制度、生活和交往等方面，改善黨與黨外人士的關系﹔無黨派人士張奚若批評黨內有四種偏差，一是好大喜功（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二是急功近利（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用速成的辦法去做），三是鄙視既往（輕視歷史的繼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條），四是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將來還沒建立起來，就把過去打倒）﹔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提出要發揚民主、健全法制，抓緊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種單行法規，等等。

另一方面，某些意見明顯流於偏頗。有人甚至借機宣泄對現實的不滿情緒，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一些黨外人士對此予以回應，說了公道話。例如，無黨派人士、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認為，目前有些批評不夠實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現象，如對北京大學的批評，壞的地方說得很詳細，好的地方一點也不說，這是無法令人心服的。他表示：“單純批評黨委制不好是不對的，黨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揚。‘牆’必須從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兩方面拆，單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民革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也持這種態度。5月25日，他在民革中央座談會上發言，批評一些人提的意見有擺脫共產黨領導的意思，結果在會后收到一封匿名信。該信辱罵他“為虎作倀”、“無恥之尤”，勸他“及早回頭”，“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又說如果共產黨隻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盧郁文后來在公開場合宣讀了這封信。他質問道：“我不理解有人為什麼隻許說反面話不許說正面話，對講了正面話的人就這樣仇視。”“我們應當深思，我們對共產黨的批評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出發？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在20多年后追憶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4頁。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這股思潮十分關注和警覺。5月14日，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提出目前不要反駁，各地報紙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兩天后，又發出由毛澤東執筆的指示。該文說，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90%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該文同時指出：“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該文重申暫時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靜觀事態的發展。

反共言論果然在繼續發酵。一些黨外人士的言論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如認為共產黨搞“黨黨相護”、“黨天下”﹔有人甚至提出“輪流坐庄”。5月19日，在“大鳴”、“大放”氛圍下，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引發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辯論”。有學生在演講中說，現在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局面日趨失控。

毛澤東迅速作出判斷。他認為，一部分知識分子新黨員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是共產黨的右派，而在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佔1%到10%，兩者互相呼應。最近這段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採烈”﹔多數黨外知識分子提出的批評合理或基本上合理，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不能一概抹殺，但“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 ，他們懷著敵對情緒”。毛澤東形容目前的態勢是“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表示“現在是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過一會我們幫助黨外人士整風”。以上這些話，見於6月12日印發黨內的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該文標題原為《走向反面》，系毛澤東於5月15日開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准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指出“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盧郁文收到匿名恐嚇信說起，認為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斗爭的信號。社論說：“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斗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斗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如此。”以此為嚆矢，大規模的反右派斗爭在全國拉開序幕。

中國共產黨原本希望通過黨內整風，以和風細雨的方式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改善黨群關系。在整風過程中，中共體現了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誠意，體現了發揮報紙的輿論監督作用的誠意。批評不同於恭維話，聽起來難免刺耳。而中共表現出了寬廣胸襟，認為黨外人士的批評基本上是善意、合理和正確的，有益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但是，有人借機對黨發難，使局面日趨失控，打亂了整風進程。於是，形勢急轉直下：從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轉為共產黨幫助黨外人士整風﹔從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為處理敵我矛盾﹔從和風細雨般的座談，轉為紛亂一時的“大鳴大放”，此時又轉為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這種轉變與初衷相違，但又在情理之中。

中共中央1981年6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這一年（指1957年，引者按）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地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決議》同時指出：“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這場政治風暴中，全國計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造成許多悲劇。這是個人及家庭的不幸，也是黨和國家的不幸，是時代的悲劇。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1964年，先后五批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帽。197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就右派案件進行復查。截至1981年底，僅有5人維持原案，其余均予改正。這體現了黨正視歷史、改正錯誤、一切向前看的態度。

這次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主動發起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一次有益嘗試。整風進程因反擊右派被打亂后，1957年7月，中共中央確定將整風分為四個階段：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著重整改階段，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

1958年5月，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作報告時，對整風運動作了總結，指出整風運動“已經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戰線上收到了偉大的成效”。他的總結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整風這條總綱帶動了黨和國家的全部工作。黨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發展為全民的整風運動，而全民的整風高潮，又進一步推動了全民的生產和建設高潮。2.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是我國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帶有決定意義的斗爭。由於這個斗爭的勝利，就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形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思想大解放，從而深刻改變了我國階級力量的對比。3.清除了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叛徒，這是黨的事業的一個大勝利。4.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各民族之間的友愛和團結出現了新的面貌。5.勞動人民中間的政治空氣，在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以后發生了深刻變化，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社會主義積極性都大大地提高了。6.隨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展開，在我國出現了人與人的關系的深刻變化，許多工作人員的命令主義作風有了很大改變。劉少奇強調說：“在整風運動中展開的這樣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尖銳的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和隨之而來的這樣平等的人與人的關系，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是不能設想的。”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52頁。

同年夏，整風運動與反右派斗爭結束。

正如劉少奇所總結的，這次整風運動意義重大。不過，整風、反右表面上看是並行的，實際上反右佔據主導，多少沖淡了整風。同時，整風的外部環境在前后大不一樣：反右派斗爭興起后，黨外人士人人自危，先前暢所欲言的局面已不復存在﹔有些單位或領導干部甚至借機整人，把針對單位或某個領導人的批評意見視為右派言論，將當事人劃為右派。整風的外部環境變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受到不小沖擊，黨接受黨外監督和輿論監督的力度大為削弱，致使整改、批評反省、提高打了折扣。總的來說，整黨運動進行得不夠徹底，有點虎頭蛇尾。

面對工作重心從革命向建設的轉移，面對新出現的人民內部矛盾，相當多的干部和黨員缺乏精神准備，思想仍停留在社會主義革命甚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習慣於用過去干革命、搞階級斗爭的思維來看問題，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一心想扭轉這種“左”的傾向，一再告誡全黨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並鼓勵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其態度是真誠的。1957年3月10日，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座談時，毛澤東說：“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准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反對官僚主義也是這樣。‘三反’的時候，有許多部長就是中央給他們端了梯子接下樓來的。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毛澤東起始就強調“和風細雨”，希望能形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而右派的挑舋性言論刺激了毛澤東，促使他作出新的判斷。“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毛澤東等人深知紅色江山來之不易，矢志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強國富民之夢，對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十分警覺，這種態度也是真誠的。就全黨而論，在反右、批右時，許多人潛意識中覺得越“左”越革命越保險，更何況不少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原本就具有“左”的傾向這種“左”的傾向與王明有共同點，都是犯了教條主義，思想僵化。區別在於前者把過去的經驗教條化，后者把外國（蘇聯）的經驗教條化。 。從這個角度說，對階級斗爭形勢作出錯誤判斷，混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導致反右派斗爭出現嚴重擴大化，是全黨上下合力造成的。而黨內的這種情緒很容易影響到一般群眾。從這個角度說，掀起反右派斗爭后，全黨全國都有一種向“左”轉的偏向。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改變了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也有類似表述，並附和毛澤東，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做法。劉少奇說：“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由於在群眾中放手地進行了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展開了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大辯論，由於採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放手地開展了對於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論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他們的政治覺悟和社會主義積極性都大大地提高了。”這為此后“左”的錯誤的發展埋下伏筆，為日后興起更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開了綠燈，增加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