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風運動
伴隨著新中國成立和中國大陸的解放,中國共產黨威望日增,要求入黨者十分踴躍。1949年是黨組織快速發展的一年,全年共吸收新黨員140萬人。到1951年4月,黨員總數已從1949年9月的448萬余人猛增至580萬人﹔在全國建立了近25萬個基層支部,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大黨。新黨員給黨增添了新鮮血液,但不少人在思想認識上沒有達到應有高度,思想作風不純﹔當時黨員的構成仍以農民居多,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據1949年下半年的統計,在326萬多名地方黨員中,農民出身的佔83%﹔文盲半文盲佔69%,小學文化程度佔27.66%。 有人甚至抱著投機心理蒙混入黨。一些經歷過血雨腥風槍林彈雨考驗的老黨員則染上驕傲自滿的懈怠情緒。有位農民出身的老黨員寫有一副對聯,文曰“土改不忘共產黨結婚感謝毛主席”,橫批為“革命成功”,向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此話是劉少奇1947年在東北解放區一次干部會議上講的,形容翻身農民的幸福生活,被廣泛引用。不過,人多地少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即便是在幅員遼闊的東北,農民在土改后也很難達到戶均30畝地的水平,而且30畝地與一頭牛也不匹配。筆者推測,“三十畝地”應作“三四畝地”。 的生活。有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個人意識膨脹,爭名利,鬧地位,講排場。艱苦奮斗講得少了,貪圖享受乃至腐化墮落的現象多起來了。據北京市統計,進城僅一年,已有88名干部因為貪污舞弊受到查處。再就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有所滋長。有些基層干部為完成征糧、收稅等任務,竟然粗暴地抓人吊打。在執掌全國政權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內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要做到“兩個務必”,是多麼及時和重要。
基於防微杜漸的考慮,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我們的黨已成為全國范圍內執政的黨,為了更好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密切聯系群眾,克服官僚主義,決定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朱德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5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董必武任書記),代替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強調首先是整頓干部作風,密切黨和人民的聯系。5月21日,又發出《關於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的決定》,指出發展黨員工作必須採取嚴格審查的方針和穩步前進的辦法。6月上旬,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就整風工作作了具體部署,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在和各項工作任務密切結合而不是相分離的條件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全黨整風運動自1950年下半年開始,經分批整訓,於同年底結束。整風的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整風的主要任務是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整風的主要方式是閱讀指定文件,總結工作,查找問題,分析情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整個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進行組織動員,查找各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二是結合實際,著力解決問題﹔三是進行個人思想的總結和反思。
《學習》雜志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是黨的喉舌。1950 年,該刊發表一篇署名“申峰”的自我剖析文章。作者是一名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談這次整風對自己的觸動。文章寫道:由於我參加革命的動機是抗日,所以,日寇投降以后,認為和平已經到來,革命事業已成功,革命功臣們應該享受一番了。特別在進入張家口以后,看見城市裡花花綠綠,高樓大廈、沙發地毯、小汽車、大飯館、影劇院、女學生等,都吸引人。我想:這些哪種不需要呢?可以說沒有一種不需要。抗戰七八年,又沒有老婆又沒錢。要撈到這些,現在不是一個好時機嗎?從那時起,腦子裡經常盤算著如何達到這些目的。整天滿街上跑,找熟人介紹對象,打聽哪個合作社掙錢多,就想法入股,或從利潤低的轉到高的合作社中去。講修飾,講穿戴,買雙皮鞋,做身呢子衣服,房子裡安上個收音機,買輛漂亮的自行車。每天不是盤算這個,就是盤算那個。又嫌機關伙食壞,經常上飯館。整日裡就混混沌沌,不做工作,使工作陷於停頓狀態。通過學習,思想覺悟有了提高,認識到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應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個革命干部應是吃苦在先,享福在后,迷惑於眼前的花花綠綠,就想享受,就是因為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在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開展的這次整風運動,時間雖短,意義重大,為同年冬季揭幕的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作了作風整頓和思想准備。
(二)整黨運動
1951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共八個要點,第六條為“整黨及建黨”。《要點》就此指出:1.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這是主要方面,必須加以肯定,並向各級干部講明白。但是存在著問題,必須加以整理,並對新區建黨採取慎重的態度,這方面也要講明白。2.整黨、建黨,均須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實行嚴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動。3.整黨,應以三年時間實現之。其步驟,應是以一年時間(1951年)普遍進行關於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使所有黨員明白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准,並訓練組織工作人員。同時,進行典型試驗。然后,根據經驗進行整黨,但城市可以在1951年進行整黨。整黨時,首先將“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然后對“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區別,對其中經過教育而仍確實不合黨員條件者勸其退黨,務使這些退黨者自願地退出,不要傷感情,不要重復1948年“搬石頭”的經驗。根據黨組織現狀,當時把黨員分為四部分人:1.具備黨員條件的﹔2.不完全具備黨員條件,或者有較嚴重的毛病,必須加以改正提高的﹔3.不夠黨員條件的消極落后分子﹔4.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分子、投機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等。 4.城市及新區建黨必須採取慎重的方針。城市著重在產業工人中建立黨的組織。鄉村須在土改完畢始能吸收經過教育合於黨員條件者建立黨的支部,在頭兩年內鄉村支部一般不要超過十個黨員。無論在城市和鄉村,均應對於願意接受黨的教育的積極分子,進行關於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經過這種教育然后將其中確實合於黨員條件者吸收入黨。《要點》第八條是“整風”,規定一年一次,冬季進行,時間要短,任務是檢查工作,總結工作經驗,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錯誤,借以教育干部。
從整風迅速轉入整黨的部署和動員,同時規定每年冬季仍進行整風,標志著黨的建設工作在向縱深推進。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作報告,分析了革命勝利后黨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閉幕當天,作了題為《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的總結,強調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新形勢下,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員的條件必須更加提高,提到盡可能的適當的高度,才能擔負起比過去更偉大更艱苦的革命任務和經濟文化建設任務。會議通過《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關於發展新黨員的決議》,對整黨及建黨工作作了具體部署。
這次整黨運動,是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尤其是那些新近建立黨組織和發展新黨員較多的地區,旨在普遍地提高黨員素質,純潔黨的隊伍。由於基層黨組織主要集中在農村,所以整黨實際上是農村整黨。共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做准備工作,第二階段是全面鋪開。
在准備工作階段,重點做三項工作:一是挑選一批經過考驗、對黨完全忠實、作風正派,又有整黨與建黨知識和工作能力的干部,加以訓練,然后派到基層組織去進行整黨﹔二是對黨員普遍進行一次關於怎樣做共產黨員的教育,使所有的黨員都明白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准﹔三是先選擇幾個支部進行整黨的典型試驗,從中獲取經驗,以免在整黨中犯錯誤。
關於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准,中共中央強調,要通過教育,使黨員切實了解下列各點:1.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2.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一切黨員必須具有為徹底實現黨的這些目的而堅持奮斗的決心。3.必須下定決心,終身英勇地堅持革命斗爭。4.一切共產黨員的斗爭和工作,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5.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黨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服從人民的即黨的公共利益。6.經常地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檢討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並及時地加以糾正。7.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虛心地聽取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及時地向黨反映,並把黨的政策向人民群眾作宣傳解釋,使黨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領導群眾前進。8.必須努力學習,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的覺悟更加提高。中共中央指出,上述八項及其他的一些條件(例如歷史清楚、對黨忠誠等),是每個共產黨員所應該和必須具有的條件。
具體整黨時,主要以支部為單位,分批進行。先在支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然后進行黨員登記、審查,根據不同情況作出組織處理。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凡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參加過反動黨團或落后會道門、在組織上及思想上仍未與之斷絕聯系的分子,有嚴重內奸嫌疑的分子,投機分子等),堅決清除出黨。對各種有毛病的黨員,則本著與人為善的態度和治病救人的精神,幫助他們提高覺悟,改正錯誤和缺點。至於拒絕黨的教育或經教育改造無效的消極分子,則採取妥善方法使其退黨,或撤銷他們的黨籍。
1951年12月1日,即整黨期間,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決定》指出:進城兩三年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証明七屆二中全會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時候了,否則就會犯大錯誤。1952年元旦,毛澤東在團拜會上再次號召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淨。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反”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強調“‘三反’運動是一個更加現實與深刻有力的整黨運動”。群眾性的“三反”運動以縣以上領導干部為重點,主要在城市、在機關展開﹔整黨運動以縣以下基層黨支部為重點,主要在農村展開。兩者的結合,使整黨的氛圍更加濃厚。
在追查貪污犯即“打老虎”階段,一些重大貪污案件浮出水面,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劉青山、張子善案。劉青山、張子善在分別擔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天津行署專員期間,利用職權狼狽為奸,假借經營機關生產之名,盜竊國家救災糧款、治河專款、干部家屬救濟糧款、地方糧款,克扣治河民工糧款、機場建筑款,並騙取國家銀行貸款從事非法經營等,涉案金額高達171.6272億元1955年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的人民幣,並回收舊的人民幣,折合比率為1元新幣等於1萬元舊幣。 ,生活極為腐化。劉、張二人均有20年左右黨齡,在民主革命時期表現突出,功勞不小,卻在和平環境下私欲膨脹、貪污腐化,從人民功臣淪為人民罪人。此案震驚全國, 被稱為“共和國反腐第一案”。劉、張被開除出黨,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保定公審后伏法,時年均不到40歲。毛澤東對說情者斷然表示:“正是他們兩人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錯誤的干部。”香港一家報紙驚呼“共產黨殺了共產黨”。其實,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鏟除黨內敗類的決心。劉青山在伏法前懺悔說:“拿我做個典型吧,處理算了,在歷史上說也有用。”張子善的遺言是:“傷痛!萬分傷痛!現在已經來不及說別的了,隻有接受這血的教訓!”
同年10月,“三反”運動結束。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軍隊除外)參加運動的總人數為383.6萬人,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者120.3萬多人,其中黨員19.6萬多人。全國被貪污的贓款贓物合計6萬億元,已退回2萬億元。全國共有42人被處決,9人被判處死緩,67人被判處無期徒刑。通過厲行“三反”,起到了教育大多數干部、挽救犯錯誤的干部、清除貪腐分子的作用,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揚清風樹正氣。不過,運動開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現過火之處:全國被打出的“老虎”(貪污一千萬元以上)最多時達29.2萬多人,其中多半是把小貪污、公私不分、失職、浪費算成了“老虎”,或因贓物折價過高成了“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打錯了﹔很多地方發生“逼供信”偏向,有少數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殘。
“三反”斗爭使中央意識到,黨政軍機關從事生產易於引發嚴重的貪污浪費現象,是目前最普遍而必須解決的問題。1952年3月12日,政務院發布《關於統一處理機關生產的決定》,規定結束機關生產,一般限於本年4月30日以前交接完畢。
同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計18條。第二條的表述是:“一切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及其附屬機構的工作人員,凡侵吞、盜竊、騙取、套取國家財物,強索他人財物,收受賄賂以及其他假公濟私違法取利之行為,均為貪污罪。”
由於情況不同,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的整黨起訖時間不一。從全國范圍講,整黨運動在1954年春基本結束。共有各種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23.8萬人被清除出黨,另有9萬余人自願或被勸告退黨,合計32.8萬人。同期共吸收新黨員107萬人。截至1953年6月底,全國共新建8.2萬個黨支部,基層支部的總數達到32.8 萬個。黨員分布也適應了形勢需要,城市尤其是工礦企業的黨員數量大幅增加。經過整黨,既壯大了黨員隊伍,又純潔了黨員隊伍,黨員素質得到提高。
此次整黨具有以下一些鮮明特點:一是整黨與建黨相結合,與“三反”運動相結合,做到相互促進。二是參加人數最多,覆蓋區域最廣。這與中共成為執政黨是一致的。三是在整黨之前先行試點,然后再全面鋪開。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個新課題,如何在執政條件下搞好自身建設也是個新課題。面對新中國建立之初國內外錯綜復雜的形勢和各種繁重艱巨的任務,黨緊密結合中心工作,及時開展整風運動、整黨運動。通過整風、整黨,推動了黨的作風建設、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提高了黨員的政治素質,增強了黨的戰斗力,保証了黨組織的純潔性,保持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進而有效鞏固了新生政權,有力推進了以除舊布新為特征的各項建設事業。新中國成立僅兩三年時間,娼妓、吸食鴉片、賭博等舊社會遺留的惡習陋俗被蕩滌淨盡,形成新的社會風氣。這與中國共產黨重視自身的作風建設是分不開的。
整風、整黨雖收到顯著成效,但黨員總數持續增加據中組部統計,截至1956年6月底,全黨共有黨員1073.4萬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74%,其中十分之九是在黨的七大以后入黨的。 ,形勢和任務在變化,老問題尚未徹底解決,新情況新問題又不斷出現。這決定了黨風建設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1956年5月,周恩來贊許浙江昆曲《十五貫》具有現實意義,是改編古典劇本的典型。他說:“《十五貫》一針見血地諷刺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是成功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現在不是個別的。現代戲還沒有一個能這樣深刻地批判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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