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延安整風運動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不過，此時在中國共產黨內，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尚未完全樹立起來，以教條主義為主要形態的主觀主義仍有不小影響，且有重新滋蔓之勢，主要代表依舊是王明。

1937年11月29日，在共產國際工作了六年的王明乘蘇聯專機抵達延安。毛澤東親自冒雪到機場迎接，興奮得將帽子拋向空中，口呼“烏拉”，並在致詞時稱王明“是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失望了。王明因背景特殊，在延安頗受追崇，四處作報告。他熟悉馬列經典，演講時引經據典口若懸河。在全黨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普遍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進步青年，被視為“馬列主義理論家”。當時延安有個較為流行的說法，叫“王明的理論，博古的口才，毛澤東的實踐”。其實，王明缺乏在國內的實際工作經驗，講得很空洞。不久，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強調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矛頭直接針對毛澤東提出的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保持獨立性、堅決反對投降主義的主張。由於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少與會者表示附和，就統戰工作做了自我批評。事實上，蘇聯當時擔心自己兩面受敵（德、日），希望中國戰場能拖住日本，故唯恐國共合作破裂。但如果中共放棄斗爭，一味對國民黨妥協遷就，就會淪為國民黨的附庸，其反制作用和自身力量的發展壯大就會落空，也就很難出現和維持全面抗戰的局面。后來國民黨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血的事實証明王明是錯的。除意見對立外，王明還有宗派主義毛病，鬧獨立性，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有心爭當領袖。因此，王明的回國反而給黨的工作造成干擾和混亂。

好在有毛澤東等人的堅持，好在共產國際在了解情況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由王稼祥回國傳達了這一指示，這才使中共穩住陣腳。1938年9月末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在認識上達成一致，及時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所造成的困擾。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強調這是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抓住了要害：黨內反復出現、帶來嚴重危害的“左”傾和右傾錯誤，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觀主義，其共同特征是理論脫離實際，即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或書本出發，或照搬外國經驗。強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就是強調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毛澤東表示，希望這次全會之后，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他說：“在擔負重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然而，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后，王明隨即將他1931年撰寫、集中反映其“左”傾錯誤路線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他在自序中表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斷定不能作為昨日之是。”這釋放了兩個信號：一是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排斥毛澤東所講但老祖宗和共產國際沒有說過的“新話”﹔二是有意掩蓋“左”傾錯誤使黨蒙受嚴重失敗的歷史，為自己辯白。這使毛澤東愈發意識到清除黨內主觀主義影響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很顯然，不解決思想作風、思想路線問題，全黨就很難真正實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也就無法有效應對日趨嚴峻復雜的抗戰局面。但是，在路線問題上掰扯清楚並非易事：一來黨在過去長期為主觀主義統治，遵義會議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歷史問題作結論，“左”的傳統在中共黨內仍有不小影響﹔二來王明等人自稱執行的是“國際路線”，而中共黨內長期存在對共產國際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結，人們的認識一下子不容易轉過彎來。

毛澤東很注意策略，從總結黨史上的經驗教訓入手，以統一黨內高級干部的思想為重點，耐心等待時機成熟。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回顧黨史，指出蘇維埃后期“左”的政策是路線錯誤。但這沒有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1941年3月、4月，毛澤東著手將自己過去寫的幾篇農村調查報告結集出版，特意寫了序和跋。他在序言中說，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批評了“欽差大臣”現象，指出：“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舊事重提，矛頭直指王明等教條主義者。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第一句話就是“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明確提出了整頓黨的作風即整風問題，對主觀主義提出了尖銳批評。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用，都是極壞的作風。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實事求是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即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歷史，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強調：“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這篇講話是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的指導性文獻之一。7月和8月，中央相繼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並成立調查研究局，由毛澤東挂帥，開始組織具體的調研工作。

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重點討論黨在十年內戰后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自1940年秋開始主持編纂黨的重要歷史文獻，此時從中挑出86件，以散頁形式發給大家閱讀研究。1941年12月，這些文獻匯編為《六大以來》選集本，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在延安出版，時稱“黨書”。 有文獻作依據，黨史上是否存在“左”傾路線錯誤以及路線斗爭的是非，就一目了然了。會議因此得以順利召開，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基本形成共識，為延安整風運動定下基調。不少人在會上對自己在歷史上所犯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唯獨王明絲毫不作自我批評，在遭到眾人批評后，稱病不肯到會。他聲稱抗戰以來中央的路線是錯的，要到共產國際打官司。而此時蘇聯正全力抗擊德軍的入侵，已無暇顧及中共事務。

會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學習組，延安及各根據地成立高級學習組，任務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和六大以來的決議。於是，整風學習在高級干部中普遍開展起來，為隨后在全黨范圍開展整風打下了基礎。毛澤東認為，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作斗爭並加以克服，需要進行全黨動員。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戰以來發展了70多萬新黨員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提出了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的任務。同年底，黨員總數從抗戰初期的4萬多人猛增到50余萬人。黨的組織已走出狹小圈子，黨已成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大黨。 ，大多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迫切需要對他們進行系統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

1942年2月，毛澤東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該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時，改名為《整頓黨的作風》，並刪去“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等句。 的報告，接著在中央宣傳部干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進行整風動員，闡明了整風的任務、方針和意義。這成為延安整風運動的嚆矢。4月3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5月下旬，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簡稱“總學委”）成立，毛澤東任主任，康生副之，成為領導整風運動的具體機構。6月8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遂從延安延伸到各敵后根據地，從高級干部擴大到全黨范圍。

整風運動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反對主觀主義放在了第一位。毛澤東號召全黨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個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他分析說，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現在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道理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馬恩列斯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關於宗派主義，毛澤東指出，這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其殘余在黨內依然存在，首先就是違背民主集中制，為個人利益、局部利益鬧獨立性﹔再就是山頭主義、鬧各種不團結。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好黨內的各種相互關系，同時處理好與非黨人員的關系，鏟除宗派主義殘余，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關於黨八股，毛澤東認為，它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他列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諸如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等，號召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

關於整風運動的意義，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隻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隻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隻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2頁。

整風的具體方法，主要是學習整風文件，按照整頓三風的要求，對照檢查個人的思想、工作、歷史以及本地區本部門的工作情況，進行自我批評或相互批評，提出努力方向。對犯過錯誤的人，採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進行和風細雨式的批評教育。毛澤東說，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隻要他不諱疾忌醫、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中共中央共把22個文件列為整風學習的必讀文件，包括中央相關文件，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以及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相關論述，而以毛澤東著述最多，計6篇，排序也在前面。這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毛澤東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已在全黨確立下來。在延安，機關停止一些不緊要的工作，學校停止一些課程，將學文件作為中心工作來抓。按照規定，對文件先瀏覽后精讀，要寫筆記，開討論會，還要進行考試。中央黨校的4道考題事先由毛澤東審定，第一道考題是：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教條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寫筆記是硬性要求，內容以自我反省、解剖思想為主，須接受單位的抽查。女作家丁玲寫有兩本學習筆記，分別冠名《脫胎換骨》和《革面洗心》。《解放日報》還陸續刊發一些反省文章，起了示范和動員作用。

文藝界人士是延安令人矚目的一個群體，大多來自上海等大城市，有愛國熱情，思想活躍，多才多藝，但與延安的政治環境融合得不夠緊。1942年5月，延安召開了為期21天的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講話並作總結，系統回答了文藝運動中許多有爭議的問題，指出革命文藝的根本方向是為人民、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強調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立場、態度問題。會后，延安文藝界切實整風，深入基層，創作出一大批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便是其一。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這從組織上確認了毛澤東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既成事實，加強了黨的一元化領導。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為中共放開手腳地解決黨內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便利。國民黨卻以為這是一個機會，鼓噪解散中國共產黨，並調重兵准備突襲陝甘寧邊區。事實再次証明王明的抗戰路線是錯的。中共中央沉著應對，打退了這股反共浪潮。在上述有利背景下，整風運動進入最后階段——在高級干部中反省和總結黨的歷史。大批敵后干部也被抽調來延安參加整風學習。不少人須長途跋涉，途中還得穿越日偽封鎖線﹔有人甚至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

同年9月7日至11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揭批王明在十年內戰期間和抗戰初期的路線錯誤﹔博古等人進一步作了自我批評。一些過去挨整的人對那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干部有過火行為，在毛澤東干預下得到及時制止。毛澤東強調，隻有弄清路線是非，全黨才能真正團結﹔黨內斗爭要避免歷史上的錯誤方法，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王明稱病，始終沒有參加會議。隨著討論的深入，黨史上的蓋子都揭開了，問題都擺出來了，大家的思想和認識大大統一。

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同時展開，鞏固了黨的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日寇已呈頹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不斷增強。毛澤東仍保持清醒，擔心驕傲懈怠情緒會在黨內滋蔓。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后，毛澤東十分贊賞，將該文作為整風文件看待，指示延安《解放日報》轉載，並在各解放區印單行本。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七大的籌備會，斷續開了11個月。1945年4月20日閉幕當天，在反復討論、醞釀和修改的基礎上，全會原則上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抗戰之前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作了結論，重點分析了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上的表現及其社會根源。《決議》宣布：“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延安整風運動至此順利結束。

延安整風運動前后歷時三年多，規模空前，部署周密，特點鮮明，富於創新，開創了在黨內開展大規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獨創了在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在中國共產黨作風建設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通過整風學習，妥善解決了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來了一次大掃除，有力推進了黨的作風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使全黨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實現了團結和統一，變得更加成熟和堅強。

延安整風運動也有失誤。為純潔隊伍，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提出對全黨干部進行一次認真審查，但對國民黨特務的滲入作了過度估計。不久，胡宗南試圖進攻邊區。延安在備戰聲中加緊審干反奸。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作題為《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掀起所謂“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結果，延安地區在十多天裡就清查出1400多個“特務”，造成許多冤假錯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及時發現並糾正了這一錯誤。這一教訓說明，“左”的傾向在黨內影響很深，對“左”傾錯誤的防范和斗爭是長期性的，遠非一次整風運動就能一勞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