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抗日根據地與黨的作風建設

1937年8月下旬，即全國抗戰爆發不久，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立了全面抗戰路線，決定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

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八路軍、新四軍獨立開展游擊戰爭，有力策應了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並深入敵后開辟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極大威脅了日寇在佔領區的統治，牽制了日寇攻勢。在中國軍隊頑強抵抗下，日寇兵力損耗較大，其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狂言成為夢囈。1938年10月佔領廣州、武漢后，日寇戰線越拉越長，已無力繼續發動大的攻勢。抗日戰爭逐漸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抗戰大勢則從國民黨主導的片面抗戰盧溝橋事變十日后，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說：“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但由於政治上的局限，國民黨無力也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抗戰，而是實行單純的政府抗戰，故為片面抗戰。 向共產黨領導的全面抗戰過渡。敵后游擊戰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

日寇兵力不足，雖侵佔中國大片國土，但隻能控制城市和交通干線，無法對廣大農村和小城鎮實施有效統治。挺進淪陷區開展游擊戰爭因此擁有廣闊的空間。不過，在山區、平原和河湖港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其條件之艱苦、環境之險惡是異乎尋常的：與日寇相比，八路軍、新四軍總共才5萬多人，兵力對比懸殊，武器裝備也極為簡陋﹔長期堅持和發展游擊戰爭必須要有后方作為依托，而在陌生環境中，在優勢日偽軍包圍下，在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下，創建抗日根據地很不容易，在根據地站穩腳跟也不容易。若想擴充兵員、壯大武裝，若想鞏固並擴大抗日根據地，關鍵是發動和組織民眾，贏得廣大民眾的擁護與支持，即開展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這就牽涉中國共產黨以怎樣一種作風開展工作、打開局面的問題。

（一）深入發動群眾，大打人民戰爭

早在全國抗戰爆發之前，毛澤東就指出了動員全國人民投身抗戰的重要性，號召全黨重視動員和爭取群眾的工作。1937年5月，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題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講話。關於干部問題，著重談了在新形勢下干部應該具有的素質與作風。他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好的干部。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毛澤東強調：“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群眾的努力。”這對全黨加強作風建設、發動群眾開展全面抗戰，起了很好的動員作用。毛澤東本人正是這樣做的，他在這段時間忘我工作，研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並將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通過讀報了解國內外形勢，潛心研究軍事等問題，及時作出新的理論概括。這使得他能夠見微知著，對時局具有敏銳洞察力和科學預見。

1938年春，毛澤東在延安作題為《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條分縷析，批駁了“亡國論”、“速勝論”，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國民黨將領白崇禧大為折服，將該文精神歸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兩句話。但白崇禧並不能真正參透其中的精髓。毛澤東在講演中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著名論點，蘊涵著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毛澤東分析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毛澤東強調，要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尊重士兵、尊重人民，是搞好官兵關系、軍民關系的根本態度。在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斗，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是堅持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並爭取最后勝利的最基本條件。

毛澤東對青年寄予厚望。1939年5月1日，他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撰寫《五四運動》一文，希望全國青年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他滿懷激情地說：“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全國青年們，努力啊！”三天后，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講演，從中國革命的高度闡述青年運動的方向，盛贊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他說，延安的青年們干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他們的政治方向、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所以說，延安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范。

在毛澤東的正確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敵后，英勇殺敵收復失地，大聲吶喊喚起人民，匯成一道道抗日的鐵流。巍巍太行，冀中平原，大江南北，五指山下，到處都活躍著抗日健兒的身影。在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群眾被廣泛動員和組織起來，除青壯年踴躍參軍外，還成立了各種抗日群眾組織，諸如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兒童團、農會、武委會、文建會等。這就使侵華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率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聶榮臻深有感觸地說：“人民群眾一經發動起來，就有了足以抗擊日本侵略軍的‘人山’和‘人海’。”《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頁。 到1940年，共產黨領導的正規部隊已從5萬多人壯大到近50萬人，另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16塊抗日根據地，加上陝甘寧邊區，總人口接近1億。

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使日軍如坐針氈，無法穩住佔領區局面，其有生力量不斷被消耗和削弱。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軍在華北發動大規模攻勢，陸續有105個團約20余萬人參戰，主要破襲正太、平漢等鐵路干線，拔除鐵路兩側的日軍據點，並展開反“掃蕩”作戰，共計斃傷日軍2萬余人、偽軍5000余人，生俘日軍281人、偽軍18407人，破壞鐵路474公裡、公路1500多公裡，史稱“百團大戰”。此役有力打擊了日軍氣焰，振奮了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用事實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所謂共產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誣蔑之詞，大漲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

百團大戰使日寇大為震驚。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叫囂要在四個月內徹底消滅華北的共產黨和八路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發起更大規模的“掃蕩”。1941年至1942年，日軍糾集偽軍反復“掃蕩”，一次出兵在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達27次，千人以上到萬人的達132次，實行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到處制造無人區﹔同時在佔領區實施“清鄉”和“治安強化運動”，在雙方拉鋸區（即“游擊區”）大修公路網、碉堡群、封鎖溝，以阻遏八路軍深入。華中抗日根據地也遭到日軍大規模進攻。在日寇大舉進犯下，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人口降到五千萬以下，兵力也有不小折損。敵后抗戰進入最困難時期。

面對日寇的瘋狂進攻，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主力部隊在戰局不利時分散到地方，待局面好轉再重新集結作戰。優秀電視連續劇《亮劍》，真實再現了晉西北軍民在反“掃蕩”中浴血奮戰的歷史場景。華北根據地軍民還因地制宜，創造了不少有效的作戰方式：在山區開展麻雀戰，在平原進行地道戰、破襲戰，普遍運用地雷戰，在水網地帶展開游擊戰﹔武裝工作隊深入敵佔區，鋤漢奸、策動偽軍反正、宣傳和動員群眾，使敵人聞風喪膽。反映這類抗戰題材的優秀影視作品很多，如《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敵后武工隊》、《回民支隊》、《狼牙山五壯士》、《苦菜花》、《雞毛信》、《小兵張嘎》、《烈火金剛》、《浴血太行》、《烽火雁翎》、《新兒女英雄傳》等。《東進序曲》、《歷史的天空》、《新四軍》、《沙家浜》等影視作品，則反映了南方新四軍艱苦卓絕、彪炳史冊的抗戰經歷。一個個鮮活的英雄形象，一幕幕誓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悲壯畫面，一段段軍民團結共赴國難的感人情節，生動詮釋了這段可歌可泣氣壯山河的歷史，展現了中華民族的錚錚鐵骨和人民戰爭的偉大力量。

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形勢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也度過最困難時期。各地抗日武裝恢復乃至擴大原有的根據地，並逐漸發起局部反攻，開辟新的根據地。1944年，共計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收復大片失地，包括攻克20余座縣城。到1945年春，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達18個（一說19個），人口約9550萬人，面積約95萬平方公裡，在戰略上形成對日軍盤踞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線的包圍﹔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的正規部隊發展到91萬人，另有民兵220萬人。

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鉗制和消滅大量日軍，殲滅大部分偽軍，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有力策應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沒有敵后戰場，抗日戰爭就難以長期支撐並取得最后勝利。沒有黨的群眾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也就不會出現全民族抗戰的局面，形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敵后戰場和人民戰爭。

（二）充分保障民主，努力改善民生

淪陷區人民飽受日寇鐵蹄的踐踏與蹂躪，不甘做亡國奴，有著強烈的抗日願望。中國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擁有深厚的民意基礎。不過，要想在敵后站穩腳跟，使民眾心悅誠服地聚攏在黨的旗幟下抗戰，單靠抗日這一口號是不夠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共提出三項基本要求，即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全民族抗戰，共產黨是倡導者和堅決執行者﹔至於后兩項要求，則在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得到貫徹和體現。

1937年9月，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正式改稱陝甘寧邊區政府（同年11月至次年1月一度改稱陝甘寧特區政府），下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總后方。在政權建設上，邊區起始便實行普選。凡年滿18歲者，不分種族、階級、黨派、性別、職業、宗教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村級基層政權，系直接選舉產生。鑒於農民大多不識字，無法填寫選票，便採用“擲豆子”方法，在幾名候選人身后各放一隻空碗，選民投誰就把豆子擲進誰的碗內。各級議會（1938年11月改稱參議會）和政府、司法機關，通過間接選舉產生。1939年初，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選出正副議長、邊區政府正副主席等。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要把邊區建設成為“抗戰的堡壘”和“民主的模范”。朱德感慨地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1940年3月，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規定政權機關的人員構成採用“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佔1/3。這與國民黨搞獨裁統治形成鮮明對照，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以及政治上的胸襟與自信。中共中央強調，黨在政府工作中的領導地位和優勢，是靠政策的正確、黨員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擁護來實現的。1941年11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精兵簡政”意見的開明紳士李鼎銘被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在黨外人士中產生不小反響。

通過先行探索與實踐，陝甘寧邊區成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成為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地方。在邊區的示范和帶動下，各敵后根據地也紛紛實行民主政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

敵后抗戰，中國共產黨依靠的主體力量依然是農民。如何既保障貧農的經濟利益，同時又不排斥地主、富農，不與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相沖突，是一個兩難問題。中共中央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在抗戰之初便廢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隨后決定實行減租減息政策。1939年冬，各根據地相繼開始實行減租減息。減租採用“二五減租”之法，將原來的租額減少25%﹔減息的辦法是規定年利率一般為1/10，上限不得超過一分半﹔其余雜租、勞役和各種高利貸一概取締。減租減息減輕了貧農所承受的封建剝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極大調動了其生產和抗日的積極性﹔同時又兼顧了地主以及富農、中農的利益，有利於聯合他們一致抗日。貧農交租，地主納稅，則使糧餉不致有涸轍之憂。

中國共產黨關心民間疾苦，重視傾聽群眾呼聲。1940年冬，時值華北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展開報復性“掃蕩”，國民黨政府卻不顧大局，完全停發八路軍的糧餉、彈藥、被服，並調集幾十萬大軍對陝甘寧邊區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切斷外界對邊區的一切援助。1941年，為解決邊區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供給問題，中共中央發行了500萬元公債，並將當年征收公糧的總額定為20萬石，比上年的9萬石增加一倍多。這引起邊區民眾的不滿。某日，邊區政府在雨天開會，在座的李縣長遭雷擊身亡。有個農民就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經調查，得知有些老百姓因公糧太多不高興，便阻止保衛部門將此事作為反革命事件處理，並抱著反省的心態研究政策。李鼎銘提議精兵簡政后，中共中央欣然採納，於1941年12月發出精兵簡政指示，並明確規定各根據地脫離生產的人員不得超過總人口的3%。毛澤東將之稱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陝甘寧邊區先后三次精簡。所謂精兵簡政，就是本著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反對官僚主義這五個目的，壓縮主力部隊充實地方武裝，精簡指揮機關人員充實連隊，同時壓縮政權機構，將精簡下來的干部充實基層。通過精簡龐大的機構，各抗日根據地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順應了困難時期的戰爭環境，同時減少了消費性支出，從而減輕了財政壓力，休養了民力。各敵后根據地依照中央指示，也紛紛落實精兵簡政。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的會上，毛澤東從作風角度講了一番話。他鄭重指出，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隻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麼，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隻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麼，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淨。毛澤東說：我覺得，在無論哪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群眾觀點因而脫離群眾的同志。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3—934頁。

在軍政、軍民關系上，陝甘寧邊區起初有不和諧的一面：部分官兵對地方黨委和政府不夠尊重，存在違犯群眾紀律、侵犯群眾利益的現象﹔有些政府人員與群眾則忽視擁護軍隊，甚至把維護人民利益與擁護軍隊對立起來。為密切軍政、軍民關系，1943年初，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倡導下，邊區政府發布《關於擁護軍隊的決定》，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發布《關於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是年春節期間，陝甘寧邊區開展轟轟烈烈的擁政愛民、擁軍優抗“擁軍優抗”是“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簡稱，后來改稱“擁軍優屬”。 運動，主要內容是：舉行軍民聯歡，部隊宣布擁政愛民公約，聽取群眾意見和批評﹔政府隆重慰問駐軍，看望抗日軍人家屬和殘廢軍人等。同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根據地嗣后普遍地、無例外地每年舉行一次“雙擁”運動﹔軍隊和黨政方面徹底檢查各自的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群眾性的自我批評，並徹底改正。“雙擁”工作從此蔚然成風，形成常態化、制度化，內容更加豐富，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軍政、軍民團結，鞏固了抗日根據地。

實行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分別涉及民族、民權、民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群眾投身抗戰所遵循的途徑和原則，即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是全民族抗戰的主體力量，緊緊依靠群眾，密切聯系群眾，集中民智，體恤民情，關心民瘼。在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人人各得其所，社會面貌一新。根據地人民通過切身體驗，深化了對黨的認識，堅定了跟黨走的決心，紛紛匯聚在黨的旗幟下，從而掀起人民戰爭的驚濤駭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敵后戰場，並對淪陷區和大后方的人民產生極大影響。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引領下，我國實現了自近代以來空前強大的政治團結，有力支撐了全民族抗戰局面。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國民黨沒有做、做不成的事，中國共產黨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國共兩黨在作風上的區別，在於中國共產黨具有群眾觀點，堅持群眾路線。

自全國抗戰爆發后，毛澤東等人反復對群眾觀點、群眾路線進行理論闡釋，用以指導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貫徹執行，同時又通過新的實踐和思考來深化認識，及時進行新的理論概括。

1941年春，毛澤東編印昔日在中央蘇區搞的幾個農村調查材料。在為此所寫的序跋中，毛澤東重申要重視調查研究、了解下情，並特別強調在接觸群眾時應有的態度。他說，當年參加調查會的基層同志和普通農民“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他還指出，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即如何聯系和動員群眾反對敵人，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這說明毛澤東既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又重視結合新形勢進行新的思考。

1941年1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時，批評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保存著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作風，排斥、蔑視黨外人士。他說：“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同抗日的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這些黨外人士的道理。這就是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系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的道理。”他坦誠地說，希望黨外同志了解我們的主張，了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隻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次年2月，毛澤東以整頓黨的作風為題，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講話，再次針砭這種現象，強調對待人民群眾要有正確的作風，即“密切聯系群眾”。毛澤東說，馬恩列斯總是諄諄告誡我們，黨中央也總是叫我們，要密切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所以，一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根據，而是宗派主義思想在作怪，屬於主觀主義，與革命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

1943年6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將黨的群眾路線概括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並將它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統一起來。該文說，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斗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

同年1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招待會上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毛澤東引用民諺闡釋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上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

其他中共領導人也有不少論述。1943年4月，周恩來為給南方局干部作報告，草擬《領導與檢查報告大綱》。該文后來被輯入《周恩來選集》上卷，題作《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文中說，領導者的任務之一是面向群眾，不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面向群眾，要做到四個要求：與群眾接近和聯系，在某種程度上要與他們打成一片﹔傾聽群眾意見﹔向群眾學習﹔教育群眾，不做群眾的尾巴。文章強調：“領導黨的方式和領導群眾的方式是不同的，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絕不是命令﹔隻有在多數已經同意而少數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時可用多數的意見強制少數執行。領導群眾和結交朋友，領導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採訪時，動情地說：“我們的力量和權力來自人民……我們的一切辦法也都是人民創造的。由於依靠人民，我們就擊敗了敵人，戰勝了一切困難。我們隻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聯系群眾。如果脫離群眾，我們早就失敗了。”﹝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457頁。

劉少奇經常借用古希臘神話巨人安泰的故事，強調黨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極端重要性。他說，群眾和無產階級是共產黨的母親，如果我們脫離了母親——群眾，就會同安泰一樣，隨時可能被人勒死。

以上這些重要論述，科學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中進行革命活動的寶貴歷史經驗，深刻揭示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內涵，標志著黨的群眾路線已具有較為成熟和完整的理論形態。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抗戰烽火的洗禮下，黨在政治上、理論上正走向成熟。

（三）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治

艱苦卓絕的抗戰，需要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均體現了這一作風。

當時，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政工作人員，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和津貼費平均為銀幣5元。八路軍、新四軍待遇菲薄，衣單食薄，彈藥難繼，醫療簡陋。1941年起，由於日寇野蠻反扑，加上有些地方發生嚴重災荒，各敵后根據地面臨空前的經濟和財政困難。陝甘寧邊區作為后方，情況相對好些，但仍十分吃緊，“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2頁。 。延安還遭到日寇的數次大轟炸。國民黨試圖困死邊區，認為邊區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一心坐等邊區“塌台”。在艱難竭蹶之中，中共中央沒有束手待斃，而是號召各根據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即通過發展經濟來改變財政狀況：一面組織和幫助人民發展生產，一面建設公營經濟，發展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陝甘寧邊區率先行動起來，軍隊、黨政機關、學校按照“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要求，組成一支數萬人的勞動大軍，掀起大生產運動。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毛澤東在楊家嶺附近的山溝開墾了一塊菜地﹔周恩來、任弼時在中央直屬機關紡線比賽中被評為“紡線能手”。邊區地廣人稀，具備開荒的條件。朱德最早提出“屯田軍墾”的建議。1941年3月，在朱德實地考察后，王震率八路軍第一二○師三五九旅進駐荒無人煙的南泥灣，開挖窯洞作為營房，自制工具開荒種地。短短幾年，南泥灣變為“到處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該旅已做到“耕一余一”，即耕種一年庄稼，可保証全旅兩年的糧食自給，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模范。機關、學校也通過搞生產，實現了物資的大部自給。如此一來，老百姓的賦稅負擔大為減輕，日子一天天好起來。軍民的物質生活都得到改善，邊區原先經濟落后的狀況得到改變。各敵后根據地陸續開展大生產運動，邊生產邊戰斗，也不同程度地收到了成效。

精兵簡政屬於節流，大生產運動屬於開源，均對根據地克服財政經濟困難、度過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起了巨大作用。毛澤東把根據地處在極端困難時期比喻為“黎明前的黑暗”，將軍隊不靠發餉實現自給稱為“奇跡”和“創造”。他指出：“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28頁。

為了使黨和抗日民主政權在老百姓當中有威望、有公信力、有親和力，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廉潔政治建設。政權機關是選舉出來的，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人員構成實行“三三制”原則，體現了黨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誠意。實行精兵簡政的主旨之一，是反對官僚主義。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嚴肅指出，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必須克服存在著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在修改審定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時，毛澤東親自增寫了第八條，規定“厲行廉潔政府，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黨對高級干部的要求和管理尤為嚴格。黃克功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的老黨員，戰功顯赫，1937年10月因逼婚未遂、槍殺陝北公學女學員劉茜，被處以死刑。

中共領導人嚴格自律，重視防范舊的官場風氣。1940 年秋，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簡稱“馬列學院”，1941年8月改建為中央研究院。 請毛澤東作報告。學院位於城北藍家坪，與楊家嶺隔著延河，相距約四五公裡。延安此時正處於最困難時期，學院為無車無馬而感到尷尬，便派鄧力群等四人步行去接。四人走到延河邊，與走得很急、鞋面蒙有灰塵的毛澤東相遇，不禁愣住了。毛澤東問明來意后，連說“要不得”，並風趣地說，應當來個八抬大轎，又體面，又威風。要是還有人，再來幾個鳴鑼開道的，派幾個搖旗吶喊的，你們說好不好？鄧力群等四人都笑了。毛澤東也笑了，一個勁地搖頭，說：那才不像話嘛，對不對？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上八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舊世界打它個落花流水。我們既要革命，既要和舊的制度決裂，就萬萬不能沾染官僚習氣。從楊家嶺到馬列學院，十裡八裡路。二萬五千裡長征都走過來了，這幾步路算不了什麼，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毛澤東懇切地說：“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我們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西安當時是國民黨在西北的統治中心，國民黨要員、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討小老婆多達八九個。

延安作風體現了延安精神。概括地說，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團結和統一的精神。這種作風和精神塑造了延安形象，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國難深重之秋，無數愛國進步青年懷揣理想，從四面八方長途跋涉來到延安。中共中央出於培養人才的考慮，創辦了不少學校，除馬列學院、陝北公學外，還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魯迅藝術學院、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這些青年乍到延安，對當地自然風光感到很新鮮。而最令他們感懷的，是人們的精神面貌和融洽的人際關系，特別是看到共產黨領袖身穿粗布制服，談笑風生地在街頭與戰士、老鄉嘮家常——這一幕是他們之前難以想象的。因此，盡管延安物質生活極為貧乏，但年輕人的精神世界十分豐富。一曲《抗大校歌》（1940年2月1日），時常回蕩在延水河畔、寶塔山下，唱出了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活潑、嚴肅，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抗大校歌》創作於1937年底。關於“新社會”的確切含義，當時尚沒有統一、清晰的說法。1939年至1940年間，毛澤東相繼撰寫《〈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創造性地提出並系統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光明前途。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毛澤東將陝甘寧邊區作為這一理論的“試驗區”。邊區的各項政策和建設，均體現了新民主主義的原則。1940年3月初，毛澤東在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明確表示：“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次年11月6日，又在邊區參議會上指出：“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從土地革命時期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紅色根據地建設，再到抗戰時期以陝甘寧邊區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建設，中國共產黨在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培養了各個領域的大批人才，對日后建設新中國產生重大影響。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揚言要取消邊區、取消共產黨及其武裝，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質問說：“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風，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麼要取消它呢？隻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1940年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18頁。

陳嘉庚是著名愛國華僑領袖，對邊區的新面貌新氣象深有感觸。1941年6月，他從重慶來延安訪問。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招待他：蔬菜全是自己種的，老鄉送來的一隻雞是唯一葷菜。而蔣介石在重慶設宴招待他，竟花費800塊大洋。兩相比較，陳嘉庚唏噓不已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必共產黨也。”

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也感慨良多。1945年7月1日，他與其他五位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應邀來延安訪問，當天受到的宴請規格是四菜一湯。數日間，黃炎培四處參觀訪談，包括與毛澤東促膝長談，觀看秧歌劇《兄妹開荒》、平劇《三打祝家庄》等演出，感受到了延安的嶄新氣象和軍民的精神風貌。在返回重慶后整理出版的《延安歸來》一書中，黃炎培說中共政治作風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他所講的“平凡”，指貼近老百姓。黃炎培慨嘆道：“中共今天的局面，是從艱苦中得來的。他們是從被壓迫裡奮斗出來的。他們是進步的。他們在轉變。”“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黃炎培：《八十年來》（附《延安歸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147、158頁。 這些評論有助於打破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使國統區人民了解延安的真相。

陳、黃二人的結論，是通過比較國共兩黨作風得出的。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有大段文字專門作這種“比較”。他說：“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