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正確態度對待黨內矛盾斗爭

沖破教條主義束縛、努力探尋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是一個極為艱辛、充滿挑戰的過程。在黨內被濃厚“左”傾情緒支配的情況下，毛澤東等人起初屬於少數派，又不處在中央領導核心層在八七會議后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或擔任主要職務的人當中，瞿秋白、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張聞天等均有留蘇或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經歷﹔周恩來有留學日本、在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的經歷，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向忠發、李立三有領導工人運動的經歷。這說明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和牽制太大，自主性、獨立性太弱﹔說明仍處在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准備不足、實踐上缺乏經驗，比較看重熟悉馬列經典的人，比較看重出身。所以說，“左”傾教條主義的盛行有著深厚的國際和黨內根源。當時，黨內看輕農村武裝斗爭、認為“山溝裡沒有馬列主義”的人，並非少數。 ，堅持正確主張、不隨大流，需要頂住巨大壓力。他們的意見一開始不被周圍的同志所理解和接受，產生意見分歧或矛盾沖突在所難免。特別是面對上級乃至中央的錯誤指示，唯唯諾諾照著辦，就會給革命事業造成災難性后果﹔不照著辦，就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受到錯誤批評甚至打擊壓制。在這種情形下，該怎麼辦？毛澤東不放棄原則，同時不意氣用事，而是以大局為重，並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積極進行思想溝通，努力爭取大多數。

1928年春，正當井岡山根據地蓬勃發展之際，中共湘南特委派人傳達中央指示，批評根據地“行動太右”，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毛澤東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在軍隊的黨內職務被取消，改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但他沒有消沉，后與朱德等人組建紅四軍，打開了根據地的新局面。

在建軍原則等重大問題上，紅四軍領導層存在意見分歧，引發爭論。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被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后，對毛澤東大加指責，致使爭論升級。有人主張分權，認為毛澤東任書記的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家長制”。也有人主張搞“走州過府”式的“流動游擊”，不重視根據地建設。1929年6月，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岩召開。毛澤東原本打算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來解決爭論，但未被採納。會議認為毛澤東應對爭論多負些責任，給予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並改選前委，陳毅接任前委書記。毛澤東表態說：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証明他這個不正確。

會后，遭排斥的毛澤東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不久患上瘧疾，病得很重。外間一度訛傳毛澤東已病故。共產國際信以為真，次年初特意發布一份千余字的訃告，贊譽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這說明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已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

192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由周恩來主持起草、陳毅執筆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該信對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問題作了明確表態，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諸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提出紅四軍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康復中的毛澤東被接回部隊，表示接受中央“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也作了自我批評。1930年6月，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來到紅四軍。毛澤東、朱德分別與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朱德表示無條件地接受中央指示，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找出了錯誤的原因。參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8頁。 這種坦誠相見促進了黨內團結。

同年12月末，中共紅四軍九大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討論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會議決議。決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思想、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等，並就民主集中制原則以及如何正確地開展黨內批評，作了重要闡述。決議強調，要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斗力的武器，但要防止非組織的批評，不能將黨內批評作為攻擊個人的工具，不能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決議還指出，至於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証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再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隻注意小的方面，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決議強調，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証據，批評要注意政治。《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9—92頁。

紅四軍黨內這場爭論的圓滿解決，為樹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風氣，以正確態度和方式對待黨內矛盾及爭論，積極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提供了一個范例，產生了積極影響。

1930年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制定了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等冒險計劃，批評毛澤東等“完全反映著農民的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並說“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要求紅四軍按照中央新的路線轉變。毛澤東、朱德沒有盲從，在具體執行時隨機應變，從而避免了大的損失。

緊接著，面對蔣介石對蘇區頻繁發動的“圍剿”，紅軍內部在採取何種對策上屢有爭論。第一次反“圍剿”時，針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有些干部一味強調進攻，把退卻視為“保守路線”﹔不少地方干部和群眾則擔心家中的“壇壇罐罐”被打爛。經毛澤東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大家才統一了認識。第二次反“圍剿”時，擔任剛成立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項英力主撤出根據地，也有人主張分兵退敵。毛澤東等人的意見起初是少數，后來將會議范圍擴大到紅軍高級將領，才變成多數。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粟批評了“山溝溝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看法，認為毛澤東等人從實際出發，創立革命根據地，指揮紅軍打勝仗，就是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紅軍執行正確的軍事路線，相繼取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毛澤東重新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然而，中央的“左”傾錯誤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理，反而很快呈蔓延之勢。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思想認識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借助共產國際的支持，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4月，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抵達中央蘇區。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叛變后，為安全計，王明前往莫斯科，周恩來於12月底轉移至瑞金。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繼續推行“左”傾教條主義。中央代表團對毛澤東、朱德等人的一些正確意見給予了支持，但總體上執行臨時中央“左”的決策。這使毛澤東受到掣肘，處境困難。

1931年11月7日，為期13天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縣葉坪村召開，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但就在一周前，中央代表團在葉坪主持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大批所謂的“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毛澤東在尋烏調查后，對中央“地主不分地、富農分壞地”的主張加以變更，提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認為這樣才能避免貧農、雇農陷於孤立，結果被指責為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右傾機會主義”，不點名地嚴厲批評了毛澤東。

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他在分析“九一八”事變后的形勢時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中央代表團有人反駁說，日本侵佔東北意在進攻蘇聯，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未作辯解，保持沉默。會議隻好中途更換主持人。

紅一方面軍攻打贛州城失利，說明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是錯的。但臨時中央卻認為“自我批評”在贛南會議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對毛澤東的態度表示不滿，聲稱“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各個蘇區黨的主要危險。毛澤東在閩南前線復電蘇區中央局，認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頂住壓力說出這些話，是需要勇氣的，但這種正確意見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毛澤東處境被動。

同年8月，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揮紅一方面軍攻克樂安、宜黃，殲敵三個旅。關於下一步作戰方針，他們不同意主動出擊、攻城打援，與后方的蘇區中央局負責人發生意見分歧。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為此在寧都小源召開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受到錯誤批評，說他對臨時中央的指示“消極怠工”，不尊重領導。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被說成是“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關於毛澤東的去留，周恩來不贊成將毛澤東調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澤東的軍職，但未被多數與會者接受。毛澤東會后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於是，毛澤東被迫離開前線，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改由周恩來兼任。

在閩西長汀休養期間，毛澤東十分關注前線戰事。他憤憤然表示：“教條主義真害死人！他們（指博古等人，引者按）不做實際工作，不接觸工人、農民，卻要指手劃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麼會革命？他們懂嗎？”

1933年1月，鑒於在上海難以立足，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直接推行“左”傾教條主義。2月，毛澤東返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組織民眾全力打破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取得顯著成效。周恩來、朱德則堅持誘敵深入方針，指揮紅軍在黃陂、草台岡設伏，兩次痛殲敵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然而，臨時中央卻不顧大局，在同期大搞黨內斗爭。礙於毛澤東威信很高，他們不好直接整毛澤東，便蓄意打擊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同志：先是在閩西反“羅明路線”，撤銷羅明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一職﹔接著又在贛南反“江西羅明路線”，給予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鄧小平時任中共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系毛澤東胞弟，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謝唯俊曾任贛西南特委委員、贛東特委書記等職﹔古柏是毛澤東尋烏調查的主要助手，曾任尋烏縣委書記等職。 四人撤職等處分。這場所謂的路線斗爭持續一年多，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的領導干部遭打擊。博古后來在黨的七大作自我批評時說，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他形容當時的情形是“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由於接近或贊同毛澤東就會挨整，不少人心存顧忌。毛澤東為避免牽累別人，為避免貽人搞“宗派主義”的口實，也極少與別人走動。1965年8月5日接見外賓談起這段往事時，毛澤東幽默地說：“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在這段孤寂歲月中，毛澤東利用從漳州等地搜集來的書籍，埋頭讀馬列著作。不僅自己讀，還鄭重地把好書推薦給彭德懷等人讀。他在1937年寫出《矛盾論》、《實踐論》，主要是靠這段時間認真讀書和思考打下的底子。此外，毛澤東還在蘇區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上投入巨大精力，包括在興國縣長岡鄉、上杭縣才溪鄉進行調研，總結、推廣基層開展群眾工作的新鮮經驗，已見前述。

中央蘇區是經過連年血戰、苦心經營才創立和發展起來的，而臨時中央遷入瑞金不到兩年，就把這份來之不易的基業折騰光了。1933年9月，蔣介石在日寇加緊侵華的情況下，仍調集重兵發起第五次“圍剿”。博古全盤否定毛澤東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在軍事上依賴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盲目照搬蘇聯紅軍正規戰爭的經驗。他們先是實行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提出“兩個拳頭打人”，“御敵於國門之外”。在進攻受挫后，又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分兵抵御，以堡壘對堡壘，搞“短促突擊”，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與對方拼消耗，完全陷入被動。同時，盡管前線戰事吃緊，博古等人仍大搞路線斗爭，無情打擊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嚴重影響了蘇區的各項工作。在人民全力支援下，英勇的紅軍苦戰一年，付出重大傷亡，卻始終不能打破“圍剿”，蘇區版圖不斷縮小。

1934年10月，臨時中央倉促下令進行戰略轉移。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8.6萬余人撤離根據地，向西突圍，踏上漫漫長征路。博古等人一直瞧不上毛澤東等人提出的游擊戰、運動戰原則，此刻也隻好採取“打不贏就走”策略，進行大游擊、大流動。但這種“走”變成了近乎逃跑的大規模搬家，隨帶輜重和壇壇罐罐過多，沒有考慮流動作戰的特點，以致行進遲緩。紅軍雖連續突破四道封鎖線，但損失慘重。渡過湘江后，加上機關人員，僅剩3萬余人。“左”傾錯誤使黨繼1927年后，再次遭受嚴重失敗：紅軍實力極大削弱，南方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黨員總數從30萬人減到4萬人左右。毛澤東兩年后在陝北紅軍大學演講時就此指出：“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他們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是忘記了這一點。”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7頁。

面對軍事上的危急局面，博古、李德一籌莫展。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長征以來的嚴峻態勢，與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形成鮮明對比，說明這是壓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貫徹執行錯誤路線所致。於是，懷疑、不滿情緒和更換領導的呼聲在部隊越來越多，湘江戰役后達到頂點。在嚴酷事實面前，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經過毛澤東行軍途中的說服與溝通，也開始對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持抵制態度。

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嚴肅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同時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准備計劃的實施。 。會后不久，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旋又成立新的負責指揮軍事的“三人團”，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在與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的領導權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意味著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走中國革命的新路從此在黨中央佔據主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在毛澤東及其戰友的正確領導下，中央紅軍抵達陝北，隨后又與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會師，從而勝利完成長征，創造了人間奇跡，宣告了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隨之從南方轉移到西北。盡管黨和紅軍遭受嚴重損失，但保存下來的力量都是革命的精華和火種。經過土地革命戰爭烽火的洗禮，通過糾正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黨鍛煉得更加堅強，培育了優良作風，確立了正確方向，形成了較為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這就為打開革命新局面，為推進抗日救亡運動以及隨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重要基礎。正如毛澤東所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