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密切黨群關系，反對官僚主義

（一）開展土地革命，密切黨群、軍民關系

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中國共產黨扎根農村，要想恢復和發展黨組織，要想擴大紅軍、籌集軍餉，要想打破敵人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都離不開廣大農民的支持和參與。1927年11月，井岡山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后，每天僅是照例出操、點名，一直不做群眾工作﹔從部隊派了一人當縣長，其余仍用舊衙門人員。群眾對此很不滿。毛澤東知道后，組織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由此成立了湘贛邊界第一個工農兵政權。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冒著嚴寒，自井岡山轉進贛南。由於脫離了根據地，所經之地沒有黨組織、沒有群眾基礎，紅軍在流動作戰中消息不通，補給困難，傷病員難以安頓﹔而緊跟其后的國民黨軍則得到民團呼應。紅軍不時遭到突襲，處境險惡。在瑞金北部大柏地重創敵軍后，總算扭轉了戰局。但當地民眾已事先逃避一空，紅軍無法採購糧食，連吃飯都成問題。這些經歷，使毛澤東等人更加意識到建立根據地、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極端重要性。而若想農民特別是貧農擁護革命，就必須實行土地革命。

毛澤東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明確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必須解決土地問題。上了井岡山后，他開始了從理論到實踐的跨越。湘贛邊界是中國大多數農村的一個縮影：地主佔有大半土地﹔貧雇農在人口中佔多數，承受沉重的地租剝削，生活困苦。根據地創建后，起初主要組織群眾打土豪分浮財。1928年春夏之交，已建立蘇維埃蘇維埃系俄文音譯，意為“會議”或“代表會議”，源於1905年俄國革命，為列寧所發現和肯定，十月革命后成為蘇聯權力機關的名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被中共沿用，蘇區的工農民主政權通稱“蘇維埃政府”，工農兵代表也稱“蘇維埃代表”。不過，湘贛邊界群眾對“蘇維埃”原義不甚了了，大多稱蘇維埃為“埃政府”。“埃”在方言中是“我”的意思。 政權的邊界各縣掀起分田高潮。贛南、閩西根據地開辟后，也展開轟轟烈烈的分田運動，並及時進行調研總結，使分田方法切實可行。據毛澤東調查，尋烏縣農村人口中，貧農佔70%，手工工人、游民、雇農佔4.3%﹔興國縣第十區，貧農在人口中佔60%，手工工人、游民、雇農佔10%。土地革命后，貧農在12個方面取得利益，包括分了田，分了山，取得了政權，等等。中農在土地上不受損失，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多數還額外補分了田地。

土地革命推翻了封建剝削制度，使邊界農村真正實現了大變動。廣大貧農分到夢寐以求的土地，翻身做了主人，所以發自內心地擁護土地革命，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自覺地將自身命運與根據地緊緊連在一起。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危急形勢下，革命火種非但沒有熄滅，反而漸成星火燎原之勢，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毛澤東在分析土地革命對國共雙方軍隊的影響時指出：“紅軍雖小卻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中產生，為著自己的利益而戰斗的，而且指揮員和戰斗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卻不能使兵士群眾和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干部自覺地為國民黨拼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這就減少了它的戰斗力。”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191頁。

從軍事角度說，土地革命給紅軍和蘇區帶來了極大有利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兵源有了保障，並且逐漸改變了紅軍原先主要由游民和俘虜兵構成的狀況。據毛澤東在興國縣所做的調查，八個農戶中，男主人均已參軍或表示願意當紅軍，其中有兩戶是兄弟三人都參加了紅軍或赤衛隊﹔“婦娘子看見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債也不要還了，心裡不勝歡喜，老二的婦娘子便高興地去鄉政府當婦女赤衛隊長”。僅有一個農民惦記家中農活等私事，表示“要回家去，不願當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后，蘇區共動員12000名青壯年參加紅軍。

二是財政有了保障。紅軍的給養，起初主要靠剝奪土豪浮財、破城后接收官庫，但不具有穩定性、長期性。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后，征收土地稅改變了這種狀況。1930年，尋烏的稅率是10%，不久採用累進稅法。興國縣將土地稅稱為“公益費”，最高額為2.5%。

三是為用人民戰爭粉碎敵人“圍剿”創造了條件。紅軍有人民提供兵員、糧餉﹔敵軍大舉進攻時則退卻到根據地來，而且通常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佔有地利人和，能得到赤衛隊配合，便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等。離開了根據地、離開了人民的支持，再好的戰略戰術也難以實施。贛南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主動退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敵軍進入根據地后，在山區找不到向導，耳目不靈，補給困難，被拖得精疲力竭，無心戀戰。第三次反“圍剿”時，紅軍主力在寧都縣黃陂一帶陷入重圍，遂從敵軍蔣光鼐、陳誠兩部之間僅10公裡間隙的大山中偷越而過，順利跳出包圍圈。由於根據地人民嚴密封鎖消息，敵軍毫無察覺，等扑空后掉頭再追時，紅軍已從容休整了半個月。

基於對人民力量的充分認識，毛澤東吸取部隊在茶陵不做群眾工作的教訓，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他明確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打仗、籌款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等重大任務﹔離了這些目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他分析說，如果軍事領導政治的思想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犯革命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隻想大干，充滿著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余。這些思想，被毛澤東寫進古田會議決議，對豐富發展黨的群眾路線，對人民軍隊的建設，對形成紅軍打到哪裡、革命火種便撒到哪裡的局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紅軍是黨領導下的武裝，代表了黨的形象。做群眾工作，首先要樹立軍隊的好形象，這樣才能接近群眾。舊軍隊禍害百姓，在民間聲名狼藉。毛澤東十分重視整肅軍紀，注意搞好軍民關系。在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之前，毛澤東便宣布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1928年1月攻克遂川縣城后，他及時發現問題，宣布了六項注意：1.上門板﹔2.捆鋪草﹔3.說話和氣﹔4.買賣公平﹔5.借東西要還﹔6.損壞東西要賠。后又增加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形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和宗旨。 同年8月行軍途中，有些戰士飢餓難忍，吃了農民田裡的苞米。毛澤東就地對部隊進行群眾紀律教育，並插竹牌說明情況，埋了兩塊光洋作為賠償。1932年4月打下福建漳州后，紅軍打土豪出了紕漏，把戴禮帽、穿西服、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當作土豪。毛澤東趕緊召集會議，指出其中很多人是華僑﹔搞錯的原因，一是沒有認真地調查研究，二是聽不懂本地話。楊成武當團長的那個團抓了一百多人，經過審查，隻有五六個是土豪，就給人家賠禮道歉，請吃飯，然后都放了。進漳州的途中吃了華僑資本家的香蕉、甘蔗，也都賠了錢。起初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1930年5月逼近尋烏城時，許多人聽信“紅軍見草不留，掃把都要過斬”的欺騙宣傳，嚇得跑鄉下去了。時間一長，群眾通過耳聞目睹了解了紅軍，便開始親近紅軍。紅軍用具體表現，贏得了民心。

（二）建立民主政權，糾正不正之風

發動和組織民眾的最好辦法，是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根據地開辟后，在縣、區、鄉成立蘇維埃政府，具體方法是：先選舉工農兵代表，再由代表大會選出政府的執行委員會。不過，在井岡山時期，群眾沒有被真正發動起來，名副其實的代表大會很少，基本上由一哄而集的群眾大會選舉出執行委員會，以致大權攬於執行委員會。毛澤東分析說，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深植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由於沒有代表大會做依靠，執委會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意見，濫用經費、貪污等現象較普遍。毛澤東還指出，為圖省便，黨把許多事情直接做了，導致政府缺乏威權。他認為，黨的主張必須通過政府來執行，要避免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

早在1926年8月，中共中央就向全黨發出《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強調必須高度警惕腐化分子混入黨內的現象，“應該很堅決的（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和這些不良傾向奮斗，才能堅固我們的營壘，才能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制定的反腐倡廉文件。治理貪污腐化現象，就必須遏制官僚主義作風。通過開調查會，毛澤東了解到，興國第十區蘇維埃區政府由18人組成，有6人原先以賭錢為業，另有裁縫兼賭錢、純粹裁縫、醫生、道士、破產大地主、中農、勞動婦女各一人，富農二人，不明家世的讀書人三人。該區第一鄉鄉政府由10人組成，6個貧農，2個中農，1個富農，1個外邊來的讀書人。政府人員的弊病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官僚主義，擺架子，不愛接近群眾。群眾來問事情，高興就答一兩句，不高興就不理睬，還說對方“吵亂子”。二是沒收了反動派的東西，不發給貧民，拿了賣錢。三是調女子到政府辦事。以貌取人，長得不好看，會說話會辦事也不要﹔長得好看，不會說話不會辦事也要。鄉政府的人下村開會也一樣，漂亮的女子就和她講話，不漂亮的就不搭理。四是強奸民意。政府委員由少數人定，代表大會選舉只是形式。毛澤東指出，這些壞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狀況，原因之一是區政府成分不大好，將來都要改變的，這些壞事是不對的。毛澤東：《興國調查》（1930年10月），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41—246頁。

1931年11月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后，毛澤東在政權建設上投入更多精力，經常下基層深入調研。糾正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是他的一個重要著眼點。

1933年8月，中央蘇區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提倡群眾化的方式。他指出，動員群眾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等，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另一種是不努力宣傳、不顧群眾情緒的命令主義。

當時，中央蘇區號召“一切蘇維埃工作服從革命戰爭的要求”。但是，對於基層的具體工作情況，許多上級工作人員並不了解，隻知道發出命令與決議。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敷衍塞責或強迫命令，同群眾的關系十分不好，大大阻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行。毛澤東認為，如何動員群眾執行各項任務，不是腦子裡想得出來的，必須下基層收集各種新鮮經驗，並推廣這些經驗——“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1933年11月，毛澤東選了兩個點進行調查，分別是江西興國縣長岡鄉、福建上杭縣才溪鄉。他總結說，無數基層同志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的方法，與群眾打成一片，工作收到很大成效﹔長岡鄉便是“蘇維埃工作的模范”。毛澤東還欣喜地發現，農民的民主意識顯著增強。才溪鄉選舉蘇維埃代表時，預先在每村張貼160多名候選人的名單。很多群眾在各人名下注意見，寫“好”、“不好”，也有寫“同意”、“消極”﹔有一人名下注著“官僚”二字。有20多人被牆報批評，主要是隻顧自己生活，不顧群眾利益，工作消極。正式開選舉大會時，選民很踴躍，連老人也撐著棍子到會。結果，前任代表中有23人落選、50人連任，新當選代表41人，合計選出91名代表。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的以上兩個調查報告被印發給與會代表。在大會作報告時，毛澤東指出，為發展國營經濟和幫助合作社經濟，我們在群眾擁護下，發行了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依靠群眾解決資金問題，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他強調：“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在進行會議總結時，毛澤東著重談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群眾生活的問題。他指出，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真正看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對於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我們就完全能夠號召群眾參加革命戰爭。

毛澤東舉例說，汀州市政府一度對缺柴、缺鹽、缺米等群眾實際問題完全不理，從不討論﹔由一百多個代表組成的市工農代表會議幾次開會，都隻討論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代表們后來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因此也就極少成績。江西的長岡鄉、福建的才溪鄉，是相反的情形。長岡鄉青壯年男子百人中有80個當紅軍去了，才溪鄉百人中有88個當紅軍去了。公債也銷得很多，長岡鄉全鄉1500人，銷了5400塊錢公債﹔其他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什麼理由呢？舉幾個例子就明白了。長岡鄉有一個貧苦農民被火燒掉一間半屋子，鄉政府就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有3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馬上捐米救濟他們。1933年夏荒，鄉政府從二百多裡的公略縣辦了米來救濟群眾。這樣的鄉政府，是真正模范的鄉政府。他們和汀州市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是絕對的不相同。我們要學習長岡鄉、才溪鄉，反對汀州市那樣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者！

毛澤東鄭重提出，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群眾生活上的一切問題，都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的勝利斗爭到底。隻要我們和群眾在一起，發動群眾的積極性，關心群眾的痛痒，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那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接著，毛澤東充滿豪情地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6—139頁。 15年后，歷史印証了毛澤東的這一預言。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工作方法的問題。毛澤東強調，我們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眾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麼，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

以上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即堅持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

在毛澤東等人大力倡導下，密切聯系群眾以及艱苦奮斗、任勞任怨、清正廉潔的作風，逐漸在根據地樹立起來。“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燈籠。”這首傳唱一時的興國山歌，表達了民眾對蘇區干部的贊譽之情。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生死與共，使黨和紅軍獲得牢固的群眾基礎和不竭的力量源泉。這是紅色政權在險惡環境下得以存在和發展的一個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