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中國實際出發，反對教條主義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走上創建工農武裝、開展武裝斗爭的道路。不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著重分析的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無論是巴黎公社革命，還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主要依靠工人階級在中心城市發起的。俄國是當時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但若從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改革算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俄國也已搞了40多年。而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產業工人在五四運動前夕僅有200萬人左右。因此，在這樣一個東方大國進行武裝革命，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新課題，無法也不能照搬現成的答案或經驗。

然而，中國共產黨當時在理論上還不成熟，加之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致使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在黨內十分盛行。這導致中國革命歷經曲折，甚至一度陷入絕境。作為黨內正確態度的主要代表，毛澤東同志從實際而不是本本出發，深入調查研究，深刻分析國情。這種作風使得他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得出了科學結論。

（一）革命中心：城市抑或農村？

在建黨初期，黨的工作重心是開展工人運動。隨著形勢的發展，特別是進入大革命時期后，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加，認識不斷深化。這與他注重獨立思考、重視調查研究社會現狀，是分不開的。

當時，受共產國際影響，黨內總體上存在著輕視農民運動的錯誤傾向，隻注意同國民黨合作，或隻注意工人運動﹔盡管感到黨的自身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指出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隨后，他在廣州番禺主持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明確提出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土地問題是革命的中心問題。大革命失敗前夕，毛澤東在湘潭等五縣做了32天考察，據此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歌頌農民群眾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封建舊秩序的偉大功績，批駁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各種責難。這為他后來在實踐中沿著這一思路探索中國革命新路，打下了良好基礎。

黨在大革命失敗后發起的數次武裝起義，均以中心城市南昌、長沙、廣州為目標，在國民黨優勢兵力的圍攻下相繼失敗。大城市不好打，打下了也很難守住，在起義隊伍嚴重折損的情況下，下一步該怎麼辦？毛澤東提出，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偏遠山區尋找落腳點。他率秋收起義余部南下，選擇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作為立足點，在此創立了黨領導下的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這一選擇無疑是正確的。井岡山的影響不斷擴大，成為一面旗幟。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余部及湘南起義農軍開赴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聯合組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同年12月，彭德懷等率領平江起義后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輾轉開抵井岡山，進一步壯大了根據地力量。1929年1月，迫於給養困難，加之國民黨調集重兵來犯，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撤離井岡山，以開辟更大發展空間。

經一年多征戰，毛澤東等人率部成功開辟了贛南、閩西根據地，為當時國內面積最大的紅色根據地。紅四軍也不斷壯大，擴編為紅一軍團，不久又與紅三軍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擁兵3萬余眾，是當時國內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的工農武裝力量。

為消滅朱毛紅軍，1930年11月至次年9月，蔣介石在不到一年時間裡，先后三次發兵“圍剿”，兵力逐次增加，分別為10萬、20萬、30萬人。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沉著應戰，相繼粉碎敵軍三次“圍剿”。紅軍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在戰爭中發展壯大。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原先被分割為贛南、閩西兩塊，此時則連成一片，擁有瑞金、興國、於都、長汀、上杭等15座縣城，橫跨20多個縣境，總面積達5萬余平方公裡，總人口250多萬。經過幾年艱辛實踐和浴血奮戰，毛澤東和他的戰友逐漸確立了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在農村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進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路，終於一步步走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新路。

走出這條新路實在太不容易了，可謂歷經艱辛——紅軍在復雜陌生的環境中站穩腳跟並發展壯大不容易﹔紅軍內部不時有意見分歧，統一思想不容易﹔開辟出根據地，打破敵人的軍事進攻、經濟封鎖不容易。而最大的阻力和危害，莫過於來自上級甚至中央的教條主義指示。

1928年3月，就在井岡山根據地逐步打開局面的時候，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魯來到寧岡，傳達中央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發動城鄉武裝總暴動的指示，以及給予毛澤東處分的決定，批評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杆子主義”，命令他率主力開往湘南配合暴動。井岡山根據地因此被敵軍佔領一個多月，遭受不小損失。

同年6月末，中共湖南省委派來巡視員杜修經，命令紅四軍進兵湘南，配合當地武裝實現湘南割據。毛澤東寫報告陳述不能冒進湘南的理由，請求省委收回成命。不久，敵軍“會剿”井岡山。杜修經不顧根據地安危，仍將主力調往湘南，結果遭受挫敗。8月，敵軍趁機以優勢兵力進佔湘贛邊界各縣城和平原地區，土豪劣紳乘勢反攻倒算，致使根據地元氣大傷，史稱“八月失敗”。

然而，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作報告，仍強調中國黨應以城市為中心。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左”傾觀點在黨內十分盛行。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錯誤估計了形勢，指出目前已處在大決戰的前夜，並堅持“城市中心論”，否定了毛澤東等人的探索與實踐，認為“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中央據此制定了舉行全國總暴動、集中兵力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奉命趕到長汀，傳達中央精神。毛澤東、朱德提出質疑，但不佔多數，隻好接受。在執行過程中，他們相機行事，沒有貿然強攻南昌。后來奉命攻打長沙，激戰16日不下，便果斷撤兵折回江西，於10月初攻克吉安，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中央“左”傾冒險錯誤帶來的損失。

毛澤東之所以有主見有創見，與他重視調查研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密不可分。而跌宕起伏的革命實踐，加深了他對脫離實際、一味盲從的危害性的認識。1929年末，毛澤東起草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闡釋了主觀主義主觀主義是一切從主觀出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包括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種形態，基本特征是主觀和客觀相分離，認識和實踐相脫離。 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的危害性，指出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毛澤東強調，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

毛澤東本人正是這麼做的。井岡山根據地建立后，他擠出時間在寧岡、永新兩縣進行農村社會調查。1930年5月攻佔贛南尋烏尋烏，當時作“尋鄔”。 縣城后，又在當地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著重調查富農問題和城鎮的商業狀況，據此整理成8萬多字的《尋烏調查》。同月，毛澤東寫出《調查工作》一文。該文后來散佚，30年后重新找到，公開發表時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體會作了理論總結，主旨是反對紅軍中盛行的教條主義風氣。當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一概念，而是稱為“本本主義”。文章開篇就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並嚴肅批評了時下的一些現象。文章說，許多同志成天閉著眼睛在那裡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許多巡視員乍到一地，就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10年后，毛澤東舊話重提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從這番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教條主義、官僚主義作風的憎惡。

《調查工作》一文指出，如果某個問題不能解決，就應去調查這個問題的現狀和歷史﹔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就有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開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該文還就開展調查的方法與技巧，作了簡要闡述。

文章明確提出“反對本本主義”。文章分析說，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在這種心理。共產黨內討論問題，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一味盲目地執行上級指示，而不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態度是很不對的。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作怪。“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該文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隻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即強調理論聯系實際。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即強調立足國情，進行獨立思考和研究。他表示，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絕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那種認為現在的斗爭策略已再好沒有，黨的六大的“本本”保障了永久勝利，隻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紅軍機關中的一些現象：有一部分人安於現狀，飽食終日，坐在機關打瞌睡，從不肯伸隻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研究﹔對人講話一向是那幾句老生常談，使人生厭。毛澤東大聲疾呼：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

這篇光輝文獻，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處理同人民群眾關系的根本態度、領導方法和思想認識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929年末，由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明確規定：黨的各級會議一經形成決議，“通過群眾路線去執行”。關於群眾路線的內涵，毛澤東在其著述中多有論述。 ，獨立自主。

1930年10月，毛澤東又在興國調查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並首次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如何讓農民講真話？關鍵是和對方做朋友。毛澤東在這方面頗有心得。據他自述， 在興國請農民來談話，對方起初很疑懼，臉上沒有笑容，也不多講，所以第一天只是談點家常事。后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他的真意，慢慢有點笑容，說得也較多。到后來，他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這使毛澤東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他在《興國調查》的“后記”中寫道：“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緣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澤東：《興國調查》（1930年10月），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頁。

在毛澤東倡導下，注重社會調查在紅軍中漸成風氣。1931年4月2日，毛澤東起草關於調查農村人口與土地狀況的通知，末尾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的這些精辟論述，以及他和戰友們的不懈探索與大膽實踐，沖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沒有這種作風，要尋找到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關於紅軍建設和軍事戰略

在敵強我弱的背景下，將工作中心放在農村，必須創建工農武裝來保衛和擴大紅色根據地，必須採取正確的軍事戰略。在紅軍建設和軍事戰略方面，毛澤東同樣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對教條主義。

率領秋收起義余部撤退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針對部隊現狀，主持了改編工作：1.將原先一個師的編制縮編為一個團。2.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班、排設小組，連設支部，營、團設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全團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指揮。3.推行民主制度，在連以上成立士兵委員會，提倡官兵平等。三灣改編明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著眼改變舊式軍隊習氣和農民的散漫作風，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組織基礎、制度基礎。

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一年多后，毛澤東相繼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對斗爭實踐進行總結，其中談到了建軍思想。他指出，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紅軍的構成以俘虜兵其中大多是被國民黨作為壯丁抓來的窮人。 、游民居多，且物質生活菲薄，戰斗頻繁，卻能維持不敝、奮戰而不潰散，就在於紅軍廢除了雇佣制，士兵經過政治教育都有了階級覺悟﹔在於黨的作用，尤其是“支部建在連上”﹔在於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了煩瑣禮節，經濟公開，使俘虜兵的精神得到了解放。

在為中共紅四軍九大起草的決議案中，毛澤東對建軍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總結，著重強調要肅清紅四軍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包括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思想，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決議指出，這些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與紅軍及黨員的構成有關，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同時也與對這些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有關。這份文獻高度重視黨和紅軍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對於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紅軍打造成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推動作用。

時隔數日，即1930年1月5日，針對林彪在對時局估量上流露出的悲觀情緒，毛澤東給他寫了回信。該信批評了單純流動游擊的錯誤觀念，闡明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性﹔針對有人認為農民勢力超過工人將不利於革命的說法，重申“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隻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信中強調看事情要看它的本質，指出目前的革命力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末解釋了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以充滿詩意而又大氣磅礡的筆觸寫道：“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該信還指出，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認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隻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就會明白處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的小塊紅色區域何以能夠存在和發展。這與《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的表述基本一致。而事態的演變與毛澤東的分析十分吻合：1927年10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發了李宗仁與唐生智之間的寧漢戰爭，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蔣桂戰爭，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之間的中原大戰，自顧不暇，給蘇區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機會。這封信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題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軍事戰略方面，毛澤東及其戰友也從具體實際出發，重視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據此制定相應的戰略戰術。

在1936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內進行的，具有許多不同於蘇聯內戰的特點。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內戰的經驗具有世界意義，但不能機械地運用這個經驗，否則便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中國革命戰爭有四個主要特點：經歷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第一、第四個特點，規定了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弄不好還可能失敗。“圍剿”和“反圍剿”是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以上這些，都是毛澤東從戰爭實踐中得出的深刻認識。

在敵強我弱的情形下，怎樣才能打破敵人的“圍剿”？紅軍在井岡山主要採用游擊戰。1928年5月，毛澤東、朱德總結出了作為游擊戰爭基本原則的16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這一軍事原則指導下，紅軍接連打破敵軍對井岡山的多次“圍剿”。

贛南、閩西根據地創立后，交戰更加激烈和頻繁。蔣介石調10萬人馬發起第一次“圍剿”時，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方針，即退卻到根據地內，依靠人民支持、借助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在運動戰中殲滅敵軍。在朱德、彭德懷等人支持下，他耐心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結果，這一作戰方針運用成功了，紅軍僅用一周時間便打破“圍剿”。

第二次“圍剿”時，敵20萬大軍採取“穩打穩扎、步步為營”戰略。而蘇區領導層發生嚴重意見分歧，有人主張放棄根據地，也有人主張分兵退敵。慶幸的是，毛澤東等少數人的意見最終佔據上風。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結果，紅軍“七百裡驅十五日”，“橫掃千軍如卷席”，再次獲勝。

僅隔一個月，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圍剿”，採用“長驅直入”戰略﹔投入兵力達30萬，約十倍於紅軍。毛澤東、朱德仍採取誘敵深入方針，指揮紅軍避其主力，打其虛弱。在地方武裝和民眾配合下，逐漸變被動為主動。經三個月內六次鏖戰，紅軍最終獲勝。毛澤東后來總結說：“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

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等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的勝利。然而，有留蘇背景、得到共產國際代表支持的王明等人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進入核心層，推行“左”傾教條主義。他們錯誤估計形勢，在軍事上搞冒險主義，提出奪取一二個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他們將毛澤東的戰略戰術說成是“游擊主義”，聲稱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等新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裡產生的，而山裡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蘇區中央局據此決定攻打贛州城，毛澤東反對未果。1932年2月4日起，中央紅軍圍攻贛州城，激戰33天未下，傷亡三千多人。嗣后，紅軍兵分兩路。毛澤東率一路轉入外線，連克敵軍力量薄弱的閩南龍岩、漳州兩城，緩解了軍事上的被動局面。

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50萬人馬，發動第四次“圍剿”，分三路進逼。在毛澤東遭教條主義者排擠、被迫離開前線的情況下，周恩來、朱德等頂住壓力，堅持以往的成功經驗，指揮紅軍誘敵深入，兩次集中優勢兵力伏擊殲敵，終於打破這次“圍剿”。